《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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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到专科到本科，从山村到县城到大都市，“走马兰台类转蓬”，这，或许也是八十年代那一批中师生中有代表性的人生路线。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我内心的，是恐惧，是一种不可知，一颗活蹦乱跳的心似乎无可寄托，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的价值与局限在哪里？我经常这样诘问自己。我经常感觉到，我虽然是教师，但是实际上从未真正进入“教育”，即使我做到足够优秀好评如潮，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一生）我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我首先触目惊心地感觉到的，乃是对教育现状的失望。教育方法的原始野蛮，教育观念的陈旧落后，教师状态的麻木不仁，课程设置的因循守旧……这一切合起来，导致了现行教育的非人化。许多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观念保守、视野狭窄、专业化程度严重不足，长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他们习惯于年复一年地靠讲解考点知识点来维持日常教学，对即将到来的变革缺乏足够的心理和知识上的准备。在这样的一团死水里，如果说我的教学还受学生欢迎的话，那纯粹是来源于最朴素的良知，来源于发自生命深处的对人的关切与尊重，后来我在网上写过一个广为流传的帖子《中国教育界十大谎言》，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在乡村工作的这段经历。

　

1998年，我从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毕业，进入一所有名的县中――陕西乾县第一中学，这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高考大户之一。县中教学的强烈的应试导向曾经让我感到极度痛苦，感到自己喜欢的语文是如此的了无生趣。而语文学科内部的东西，从教材本身，到对教材的处理，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语文课一天天地变成学生心智的屠宰场。在经过一两年味同嚼蜡的语文教学后，我毅然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教学！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个人独自苦斗，耗费了非常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备课中，对教材进行了分析处理，不再面面俱到，不再篇篇必讲，而是三分之一详讲，三分之一略讲，三分之一不讲。然后又从课外选了一些篇目进来，而且决意在高一高二，不给学生订阅任何配套练习题――这在当时是很需要些勇气的。同课堂教学改革同步进行的，是作文教学改革，不再是简单的每学期八篇作文，开始要求他们每周都交一篇随笔，题目灵活开放，还曾经为他们编作文选，推荐发表优秀的作品。而作文讲评课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去讲什么起承转合之类的文章作法，而是强调写法的多元化，鼓励另类写作，更多的是激励，唤醒他们的内在的写作热情。课，渐渐地生动起来了，我能够感觉到学生对语文课的期待，虽然他们如此热爱语文，但我还是有一丝隐隐的担心：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在这一级学生高二快结束的时候，我选派了几十名同学参加县上一年一度的五科竞赛，语文科前三十名中，我的学生占了二十八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这让我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然而即使在这时，我也是苦闷的，一个人在应试教育暗夜中的摸索，没有同志，不被理解，只有自己孤独的身影。为了解决身居县城图书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开始上网，但是没有料到网络让我看到了一个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的世界，我原本想找一条溪流，网络给了我一片大海。我欣喜地意识到，网络的最大作用不是提供静态的资源，而是让我看到了在不同的角落里，有一批专向相同的人在为教育而苦苦奋斗，上下求索。当不沾染丝毫功利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在网上相遇，特立独行的日子便结束了。2002年开始，我便开始了自己在网上的平均每天三千字左右的井喷式写作，这些写作并没有功利性的目的，纯粹是出自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发表的六十余篇文章以及撰写专栏，只是这井喷式写作中的一小部分成果。

　

有意思的是，只有上网以后，我才发觉教育理论对于一个教师的重要性，而此前，我的阅读涉及文史哲，却历来轻视教育学。对以前的课，我开始不断地进行反思。比如我是否只注意了课程内容？而忽略了研究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忽略了怎样把课程内容交给学生？甚至，学生凭什么要接受我交给他们的课程？他们有没有自己的课程？我是不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自以为是地“创造”知识？这种“创造”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检验？路径，方法，专业化，这些词不断地进入我的眼帘，我承认，只有在上网以后，我才有了明确的专业意识和专业化追求，对自己的专业前景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而不再只是一个散打型的文学爱好者。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渐渐地破除了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些魔障，一点一点地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专制因子，尤其是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专制因子。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陆续地写出自己的思考，写下了《请尊重孩子爱的权利》《不服从江湖》等一系列文章，强调更多地站在孩子的立场看问题，反对教师对孩子心灵的粗暴介入与干涉，强烈地反对教育问题的泛道德化与非道德化。虽然因为长期阅读，我早就认定，民主，才是教育的真正核心，但也只有上网后，我对于民主自由这些概念才有了更为深刻自觉的认识，才明确地认定，教育最终应该培养出的，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是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作为一个教师，也必须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除了传递知识，守护人类核心价值观等以外，最重要的我以为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反省意识，一种对于社会问题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敢于担当的勇气。一言以蔽之，是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在新生代教师身上，这种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教育情怀。对教育现实的激烈批判，对自身教育教学过程的深刻反省，与应试教育的适度对抗，对于教育理想的执着坚守，对于应试时代教师尴尬命运的勇敢担当都是教育情怀的具体表现。

　

我承认，我越来越无法像传统教师那样生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无法忍受世俗的标尺，按部就班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包括评职称以及种种传统的教学大奖赛，（我的职称至今还是中二）我追求一种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的生活里，我拒绝无原则的奉献，厌恶混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听从任何打着神圣名义的道德号召，要求独立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在我看来，教育不是单方面的奉献，而应该是师生彼此的丰富与发展，无原则的自我牺牲中，往往也包含着一种残暴与专制，教育的人性化不单单是对学生而言，首先是对教师而言。所以，我不喜欢过于严格的管理，更希望拥有的时间与空间，特别是希望拥有独立开发课程的自由。同时，我拒绝把自己介入到任何蝇营狗苟的人际纠纷中去，渴望在物质生活之外，还拥有相对纯净的精神生活，渴望一种基于工作，基于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环境中，任何人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在相互讨论，相互启发中共同进步。与教育工作同等重要的，永远是教师的自我发展，是不断地学习，汲取养分，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2004年秋季，以网络为媒，我告别了乾县一中，来到了成都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师从李镇西老师，投身新教育实验，正式成了一名教育吉普赛人，开始了“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泡三次，在清水里泡三次”的生活。当新的问题一点一点地涌现时，我一次次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局限，也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触摸教育本身，或许对我而言，骨子里永远都有一份乌托邦情结，理想永远在远处，因此注定了要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左冲右突，永远在追寻着理想的教育，以及理想的生存方式。

　

日暮乡关何处是？那烟波江上升起的，不仅仅是哀愁，还有希望，也只有在这种不断地追问中，我才强烈地感觉到，我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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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魏智渊老师《人生的境界》课堂教学实录与网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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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行 的 姿 态·

  

从与“皮鼓”（魏智渊网名“铁皮鼓”）在网上争论的第一天起，便叹服于他的博学、扎实与行文的大气。同样是普师毕业，更多的人像我一样长年任性无为虚度了光阴，然而皮鼓从进师范的那一刻就清楚自己的追求，并且已经为这个追求努力了十六年。

在皮鼓的身上体现了一个被命运拨弄的师范生在教育荒芜的年代里所能达到的那个高度，而比这高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凭着个体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时所呈现出的那种决绝向上、努力外拓的姿态。

　

由一个普师生在职进修为本科生已是艰难，而能够成为一个在教育、教学与述著中都颇有建树的教师，这更为不易。近来我正在读荣格、弗洛姆等哲学与心理学的著作，皮鼓告诉我：当初他在师范读书和刚毕业的那几年，便已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读了我现在捧在手里的《荣格文集》、《弗洛姆文集》和《纯粹现象学通论》等书，后来在K12上与人争论，便不再害怕那些喜欢搬用术语的人，只是对这些学术的精奥，其实远未入门。说“远未入门”自然是他的谦虚，只是我从这里读到的是另一种意义：一个敢于捧一本六百多页的哲学巨著艰难地啃噬的人，他的志向与意志，怎能不让人在肃然起敬的同时心存畏惧？

其实当初他读过的远不止这些，我曾在一个朋友的旧帖下，读到这几句皮鼓漫不经心留下的话：“在喜欢普希金的日子里（15岁的时候），我抄下了整本选集，是刘湛秋的本子，现在看不到了，然后一首接一首地背……”我完全可以相信，被一页页抄下来，一首首背下来的，还会有许多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书籍，而这些书籍被我和与我相似的师范生们轻轻地放过了。——这便是魏智渊成为铁皮鼓，一个关中穷乡的普师生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倍受关注的新生代教师的原因了。

　

我知道皮鼓请我作评，并非是为了听我的这几句好话，而我也确实准备把这一次机会，当成与他的又一次“交锋”。

上周末皮鼓与我相聚于半打船吧，皮鼓自述自己在道德问题上经历了“以道德为评价标准→反思道德标准→重新认识道德在学术中的意义”这三个历程，意谓他当前已经超越了“道德取人”的生活态度与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可以视为对教育目的的理解)。

从他交给我的这一教育小传的初稿中，从他近几个星期来告诉我的在私立学校任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案例，从他对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民主与教育的吸收和反思来看，我认为他确实是在有意识地突破自己，而且与两年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只是十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他每在问题的关键处，依然落到“道德立场”的结构中。

人的心灵与为心灵的教育都是极为丰富与复杂的，任何一种标准都不足以完全解释它；而在与语文关系重大的文学和艺术中，“趣味”与“品位”是比“立场”更重要的标准。题外的话不便于这里细加分说，且看他所选举的那个极其精彩的语文课堂片段。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市场规则的问题，现在放到了道德的法庭上，最后评判王海是否应该胜诉的理由，不是他有没有触犯相关的法规，而先是分析其意图，后是用“大家想，如果有万千上万个王海，社会上还会有假货吗”和“那么大家想，如果王海不能从打假中谋取利润，他会去打假吗”这些道德立场来进行分析。

王海打假固然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也可以伦理学来解释，但是作出其违法犯罪与否，其胜诉与否的，却本应该只是法律本身。从这个小小的越位中，我个人认为皮鼓要走到他自己想要抵达的第三层次（近似于柯尔伯格的道德第六阶段）——“人类生命伦理”关照下的学术与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不仅仅是皮鼓一个人要需要探索与经历的道路，这同时也是整个语文教育需要探索与经历的道路。

　

皮鼓和我都很清楚，他以及他的论敌(例如我)的高度、厚度与深度，放在一个资源贫乏的中国教育背景下，放在一个被长期隔绝禁闭的偏僻环境里，它终归是有限的。中国的教育学落后教育发达国家一百年的说法，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上次张华教授在公开的场合，也表达了此一意思。我在这里向皮鼓提出的问题是：作为新生代语文教师中的一员骁将，如果以教育发达国家的较高标准来要求的话，魏智渊还缺少了什么？

其实对照一下奥斯卡获奖影片《死亡诗社》中的高一文学教师（相当于我们的语文教师）基廷，皮鼓和其余的新生代们，无论在文学素养、人文视野和教育学素养上，都是有所不足的。而在这个知识结构中，教育学素养又成了魏智渊们最短的一块木板。西方的语文课程经历了怎样丰富复杂的起伏变化，目前又存在着哪些有代表性的、可资借鉴与批判的流派？在一个完整的语文课程中，我们最终该达到何种目的，我们想让学生在三年中获得哪些东西；而对于不同个性的学生而言，在这一共性的价值追求下他还该有何种独特的成长方式与权利？……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不应该把这些本该留给学院派的天问留给一个在一线为繁忙琐事所困的实践者，但是，面对一个教育言说者，一个有志于教育，有志于成为教育改革“中间物”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我认为我还是应该提出这一尽乎苛刻的要求的。

　

魏智渊曲折的外在流浪与内在挣扎、成长的历程，不能不说在这一代教师身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这个思想成为碎片、精神化为灰尘的年代，先天不足的这一代该如何从一枚“红旗下的蛋”，成长为通过他们的努力缩短中国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距离，从而缩短中西方差距的教育中坚？我希望皮鼓能够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给出一个他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