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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近十年来，中央为教育改革召开多次会议，做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议，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专题讲话，教育部不断出台措施推进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却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推而不进；而“应试教育”尽管95%以上的人诅咒它，批判它，它却僵而不死，阴魂不散，何故？

其实，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教育只是社会这个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它的改革和发展必然受制于母系统。教育与社会无法分割开，其緣应当在此。

教育除了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以外，它自身在发展中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社会现状和经济基础，不然它的生存与发展就会成问题。这就是教育与社会的复杂、辩证的关系。“应试教育”尽管人人喊打，但由于社会、国家在制度层面和制度的操作层面有意或忽视了从克服应试教育的需要去改革，于是形成了社会用人系统和素质教育的“两张皮”。何以见得？

一、社会用人机制导致学历第一、能力第二或第三

请看，几乎在所有的干部招聘、公司职员招聘的条件中，首项抑或第二项就是“学历”要求，第二、三项才是对工作能力或相关经历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大概是不需要列举的。按理说，以招聘县、处级领导干部为例，实事求是地说，依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来看，其首要条件依次应当是：

         年龄、健康状况（因此条件如不具备，其它皆无甚价值了）；

         工作能力（曾经的业绩与现场考核结论）；

         具有相关工作经历；

         道德品质（如曾受过何种奖惩、背靠背的群众评议等）；

         从政理念（价值观）；

         学历背景（参考）。

但事实，招聘条件往往是将只应当作为参考条件的学历背景列为首要条件，成了能否参加该项招聘的“入场券”。例如：河北邯郸在上海招聘副县长，首要条件就是“本科以上文化程度”。那么，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拿不出本科文凭来的，恐怕想报名都很困难了。新华社以“河南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25名博士副县长”为题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为提高基层政府领导班子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水平，河南省将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25名博士担任科技副县长、1790名硕士担任科技副乡长……”一道“博士”学历门槛就可能将确有真才实学和实践经验且可能胜任此项工作但仅具有本科学历、大中专学历（文凭）者拒之选拔范围之外。而像这样的“选拔”在全国并不少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某公司招聘办公室文秘，其首要条件也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于是，在多人竞聘的情况下，即使你很有工作经验和能力，但如果拿不出那劳什子“本科文凭”，你恐怕也就靠边稍息了。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既然“学历”成了进入人才市场的入场券，那么为了获取“入场券”而必须参加的高考就成了千帆竞发争相涌入的狭窄河道，能不能取得“入场券”是“硬道理”，哪管什么“素质教育”？所以即使在素质教育推行得很好的地区和学校，高年级以致毕业班自然也成了这些地区、学校领导默许的素质教育的“禁区”。如：某市在减负、推进素质教育的有关文件中明确写道：“严禁寒暑假补课（经允许的高初中毕业班除外）”。所以，与其说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不如说社会用人机制是教育的指挥棒。

二、社会用人机制扭曲的根源

社会用人机制的扭曲，来源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导引。“文革”及以前，用人首要标准是根正苗红，连上大学也首先看家庭出身和“手上的老茧有多厚”。粉碎四人帮以后，矫枉过正，注重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而知识化、专业化又以学历为首要衡量标准。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在表述应具备的资格时提出：“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2006年的文件规定有了细微的变化：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年龄是居首硬杠杠，学历仅次，见引文出处）“一般应当具有……”一说显得稍有灵活掌握的余地，但学历层次却提高了一档。诚然，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强调防止在年龄和学历上搞 “一刀切”，但据有关记者调查发现，这在一些地方组织部门的实际操作中是基本忽略的，实际就是学历第一。于是，学历既成为一些官员炫耀的资本，更成为他们提拔任用的一块“垫脚石”，从而也“激发”了官员不顾一切追求高学历的“积极性”。

这不能不使笔者想到《战国策》中说到的“楚王好细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于是，国家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学历要求，延伸到社会各阶层的用人取舍标准。

于是，“学历文凭”成为进入人才市场的入场券；你说你的素质教育，我搞我的“应试教育”——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有学历才能入人才圈，获得文凭也就成了硬道理。据东方法治网报道：“最近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6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60万人持有假文凭。”

于是，为了“符合”国家对干部的学历要求，领导干部“混文凭”、“学历注水”便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最近被撤职的中央委员于幼军第一学历是“函授本科”，而他在“百忙之中”以超人的速度获得了“硕士”又获得了“博士”学位。

于是，高校成了“香饽饽”，当高校榜上高官，或是高官为了获得文凭找到了高校，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有好处。“高官报名，秘书上课”的现象成为一大景观。（点击：相关链接）

于是，一些专门从事贩卖假文凭的团伙甚至成立了“有限公司”……

尽管学历打假在许多领域已经开始运作，学历查询系统也已上网，但只要用人机制、人才考核标准仍然将“学历”放在首位，那么这样“打假”就只能是治标而非治本，因为“源头”还在，“活水”便总会不断地滚滚而来——正如反腐败的力度很大，但腐败分子却层出不穷一样，因为腐败的源头尚未根治。

三、换一根“指挥棒”，“应试教育”必死无疑

国家以及社会用人机制换一根指挥棒，将“学历第一”改为 “能力考核，相关经历审查，现场验证”并列第一，将文凭作为考核干部、人才的学历背景材料——因为，学历仅仅证明了某人曾经参加过怎样的正规学习之经历，与某人的实际能力如何根本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仅仅只能作为人才考核、使用的参考，关键还是要看对其能力等方面综合的实际考察。如是，“应试教育”之阴影必散。

笔者并不想形而上学、非此即彼地断论高分一定低能，高学历一定低能。高学历且实际能力也很强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但同样，学历较低而实际能力大大高于学历层次的也同样大有人在。所以说，学习的经历与实际效果、实际能力确实是不能划等号的两个概念，这也是事实。如果动辄将学历置于用人、选拔干部的首位，中国第一学历不合格者就是毛泽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而现在尚在岗位的甚至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教授、副教授、大学系主任中，连大学门都没进或未读完大学的大有人在，不说国外的一些如爱迪生之类的典型例子，就国内来说，沈志华教授就是一例，这是他在公开场合明说过的。其他人因涉及个人档案资料问题，恕笔者不在此点名列举。如以学历为标准，这些教授们是不是都该“下课”？

笔者不才，但也曾担任过管理工作，在招聘用人的过程中，中专学历而能力强、智商、情商高，且在实践中确实比某些高学历者更能干的例子是很多的。说句不中听的话，谁在应聘时炫耀其学历，笔者反倒抱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笔者在录用人时就是按“能力考核，相关经历审查，现场验证”并列第一去做的，而学历仅仅是参考。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清末龚自珍的名句。然而我们现在在用人时，用陈丹青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格一格全是‘格’呀”。其实，考核人才，重要的就是“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招聘县长吗？别设置什么“博士、硕士”为门槛，看了履历表后，请他做一份并不是靠死记硬背才能答的卷子，其中论述题应当占有相当的比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答卷者诸如“管理理念、人生观、价值观、为政观、对法律法规熟悉和运用的水平”等许多信息，与此同时再参考他的相关经历、道德状况、学历背景，我们就不会漏掉和错选该选用的人才 。这样，我们给教育的“指挥棒”就是注重基本素质的培养亦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我们给将要进入社会的学子的“指挥棒”就是不要只注重学历，自学成才确有能力者照样可以“不拘一格”被任用。于是，我们就造就了重实践、重能力的社会氛围，它必将导致教育的良性发展与改革。“应试教育”之阴影随之而散。

近日，各部委“一把手”纷纷亮相。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一上任便引发热议――因为他“寒酸”的中专学历。身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负责人，却一直保持着文革前获得的中专学历，这确实引人注目。对此，网友不仅没有讥嘲恶评，相反一片赞许。有网友指出，张平“学历没有跟着官位长”，难能可贵，它体现了张平的平实与自信。（点击链接）——而笔者却认为，此举证明了中组部对张平的任用并未以学历为首要条件，而是注重了实际考察。我们但愿国家在干部任用这方面不仅能有如任用张平这样的突破，更希望能修订其“条例”、“意见”的具体表述，以给社会用人正确导向。毕竟，“楚王好细腰”的效应在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概还是要存在的。□

 2008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