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这一进程的时候，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总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过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细节层次的高考时间调整，被普遍认为是高考更加人本的努力，标准化、网上录取、网上阅卷，都是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也基本上都赢得欢声一片。但改革一旦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招生考试主体，争议和反复就会比较集中。 
　　广西的“二次高考”尝试，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 
　　2002年，广西实行本、专科高考在时间和试题上的彻底分离，本科考完后再考专科。当年7月，本科高考结束后，9月，9万多名学生投入了专科高考，其中不少是一年之内两次高考。 
　　这项旨在改变“一张试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给考生和学校更多选择的分层考试改革，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却在实践中遭遇阻滞。 
　　2003年广西两会，11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这项改革。他们在参考了不少群众“呼声”后，开列了二次高考增加考生备考负担和心理压力等“劳民伤财”的五大罪状。 
　　2003年，“二次高考”模式调整，本、专科高考采用了套题方式，必考科目同时同题考，选考科目不同试题不同时间考；2004年再调，本、专科所有科目同时同题考，但标准分分开转化；2005年，本、专科统考合一，使用同一分数录取。 
　　至此，广西高考全面复辟。 
　　对这次分层考试的试水，评价分歧是如此之大，直到2006年2月，一手主持了此项改革的前广西招生考试院常务副院长唐佐明，还在专业杂志《湖北招生考试》中发表论文，论述它的成功和亮点。 
　　我们试图就此次富有戏剧性的改革试验的动因、论证经过、决策背景、试验效果进行采访。相关人士却都不愿谈及。随着今年4月唐佐明患病去世，一段距今并不遥远的试验真相，很可能湮没无闻。 
　　这也是很多高考研究学者遭遇的困境。为什么这样改，怎么论证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几位专以高考改革为研究方向的学者，都表示，信息公开不够，一些高考改革措施的由来、决策经过，都无从考察。 
　　尤其是那些从终点回到原点的改革尝试，因为被认为“失败”，有关人士更加讳莫如深。虽然，往往更具价值的，是这些关于“失败”的总结。 
　　唐佐明在论文中稍稍提及了一点广西二次高考的论证经过。他说，从2000年起，广西曾派出4个调研组，先后召开有大中学教师、中学生、家长和教研人员参加的座谈会31次，与会者600余人。 
　　据此，二次高考方案应该是在相当的民意基础上出台的。 
　　但是，参加了考前专题研讨会的南宁市某中学校长李运芳(应要求化名)却表示，“其实，中学校长们大多不赞成这样的改革”。 
　　这不免让人怀疑此项改革决策过程中，有多少来自行政的推力。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二次高考遭遇中学和大学的共同抵制。 
　　
　　“一次高考足以分出高下，二次高考真是折腾人啊。”李运芳认为，每次高考对学生的心理、身体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一次高考就已经接近极限，还要再来一次，十几岁的孩子不堪重负。而考完本科，老师还要继续辅导参加第二次考试的学生，是双倍压力。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耀萍博士则从高校的角度分析了二次高考不顺利的另一个原因，“学校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从学生角度，谁不想先试本科呢。分层考试，堵住了部分专科院校“捡漏”到一些高分考生的可能性。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博弈。而高考改革的每一步，因为涉及学生、家长、中学、大学，几乎扯动社会神经末梢的每个家庭，而更具风险性。能不能兼顾多方利益的最大值，可能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机会。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李立峰博士作高考科目改革研究。一直让他“很奇怪”的是，虽然说到底，高考是为高校选拔人才，但高校反而不那么注重高考科目改革。中学更关心科目改革对教学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博弈的结果，是动力更强的中学在主导高考科目的改革。 
　　2004年铺开的分省命题，就因为除了命题权变了，在各省的招生计划没变，不影响考生上学机会，原有利益格局不变，而推行顺利。 
　　前广西招生考试院院长杨伟嘉在解释二次高考的政策调整时曾表示，每次对高考政策的调整，都是由目前全国高考改革的形势和广西广大考生及有关部门的愿望和呼声促成的。 
　　在二次高考的废除中，广西的政协委员，也确实显示了力量。 
　　这是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对高考改革施加影响的案例之一。这种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种、各地的高考改革试验中。 

　　学界普遍认可，1999年起，高考改革试验进入频密期。南方某省，高考形式5年4变，各具地方特色的求新求异，如杂花生树，缤纷满目。 
　　许多试验，就是由民间呼声构成的社会大众的力量在推动。正向的推动足够多，带来的问题则是，“呼声”常常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广西的二次高考，和北京、安徽等地流产的春季高考，都在系统性配套上，栽了跟头。2002年高考方案中，广西本科的X科目设置了12个科目组，和全国其他地区差异极大，以至于高校自己都闹不清楚，设置选考科目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春考，面对的，也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未做好配套准备，对增加一次招生带来的学籍管理、教学和学生管理、就业等问题未能很好解决的现实。

　　全社会急切地想找出一种更好的更公平更科学更完备的高考方案，导致了频度过密的实验，也影响了改革的连贯性和效果的持续性。一线的中学校长李运芳就呼吁，教育是有传承性的，“不要动不动就创新”。 

　　2007年两会，已有代表委员提出，高考重大改革，应该提前3年公布，不能让考生和家长无所适从。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分析说，人们对高考的期待，有复杂化趋势。既要检验中学教学，又要为大学选材，一种制度满足不同功用，就要不断补充，结果会越来越纠结成团。 

　　很多看上去是高考的问题，实际并不在于高考，也无法通过高考改革解决。 

　　刘海峰表示，想通过减少高考科目，来减轻中学生负担是不可能的。如同七项全能和跑单项百米的运动员，都会以体力的极限一搏。 
　　杨学为表达了相近的意思，高考压力的根源在竞争，竞争的根源在巨大的社会差别，高考改革解决不了减负问题。

　　高考改革，不是考试本身，甚至也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改革的系统工程中的一环。 

　　当中国高考改革走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阶段时，对改革的目标和方位，进行清晰的定位，也许是当下最需要做的事。 
　　对国家和考生来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而改。(周珣 甘冰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