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dǎnɡ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1]

当年高等学校划出的右派分子，许多却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被划的。

像6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章伯钧座谈的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就是以章罗同盟骨干分子的身份，像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主要就是以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的身份，报纸上宣布他罪状的文章，标题就是“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fǎn 共司令部”（7月21日《人民日报》）。还有一些教授，是因为攻击了肃反运动，例如孙大雨。

那么，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有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呢？

一件大事就是“chè销学校中的dǎnɡ委制”问题。

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是说了“学校dǎnɡ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觉得兴奋，就在5月5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作了传达。随即又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所作的传达。

据章伯钧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 dǎnɡ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dǎnɡ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 dǎnɡ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dǎnɡ委制，不要由共产dǎnɡ 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这些意见传播开去，立刻在高等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5月20日在该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 的发言。

他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

他说，为了加强dǎnɡ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他甚至提出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dǎnɡ委的意见执行。不过，他没有忘记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dǎnɡ委制，绝不是要 dǎnɡ 委tuì**出学校或削弱dǎnɡ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dǎnɡ的领导作用。（6月4日《光明日报》）

因为毛泽东4月30日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学社也就闻风而动。

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dǎnɡ委制”的传达记录，由九三学社的一些地方组织，像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组织得到这份传达记录，加以翻印传播。

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就觉得正中下怀。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dǎnɡ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dǎnɡ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他在校刊《新山大》发表《我对学校dǎnɡ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dǎnɡ委制。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 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7月21日《人民日报》）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这份传达记录。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在8月初连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据报道是“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学校 dǎnɡ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

“会上很多同志指出：从民盟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销学校dǎnɡ 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8月29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也是陶大镛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重大问题之一。陶又是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6月20日他在民盟市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办校”问题。

他说：“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把章伯钧的歪曲了的传达埋下了根，我坚信不疑，总以为高校dǎnɡ委制一定会撤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之下，我以为已经摸到了‘底’，就比较放肆地在座谈会上附和与提出了关于‘民主办校’的一套错误的看法，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能及时地予以分析和批判。

陶大镛的检讨继续说：“在这里，我必须向民盟市委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不但帮我发现了这次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后来又找来了一份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他说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是这样的：“dǎnɡ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dǎnɡ委制，现在看来，学校dǎnɡ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 dǎnɡ和各民主dǎnɡ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 dǎnɡ外人土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dǎnɡ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大家看一看，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多远啊？毛主席明明说是‘恐伯不合适’，章伯钧和罗隆基却篡改为‘首先撤销’！这不是在偷天换日吗？这是何等丑恶的歪曲！这是何等卑劣的伪造！这又是何等阴毒的手法！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很明显，他们企图混淆视听，夺取dǎnɡ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因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民盟盟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既在全国范围的盟组织中发布，这就很容易在广大教授中散布谬论，说什么高校 dǎnɡ委要不得啦，快撤销了，它势必会影响dǎnɡ的威信，削弱dǎnɡ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章伯钧、罗隆基所热中的所谓‘教授治校’的那一套就吃香了，它的结果当然只会把高等学校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多么毒辣和阴险的勾当！”（6月24日《北京日报》）

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当然大大有助于教育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不过，如果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和“最可靠的原始记录”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当然出入甚大，但在有意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这一点看，却说不上有什么不同。语气上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章罗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故意写得更确定一些呢，还是正式的记录稿为了不致贻人口实，故意写得不那么确定呢，这就不知道了。

也是受到4月30日毛的这篇讲话的鼓舞，5月13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dǎnɡ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dǎnɡ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文件说：

关于dǎnɡ的领导方面，这个文件提了这样一些意见：dǎnɡ委或dǎnɡ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dǎnɡ通过dǎnɡ组保证dǎnɡ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dǎnɡ委或dǎnɡ组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dǎnɡ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dǎnɡ派负责人以及无dǎnɡ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关于校务委员会，这个文件提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校务委员会应着重讨论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议去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项目，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dǎnɡ的负责同志应把dǎnɡ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dǎnɡ委或dǎnɡ组的意见。（陈述意见可以精简扼要，不必长篇大论）校务委员会根据这个方针和意见加以讨论。（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dǎnɡ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地通过的办法。）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的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dǎnɡ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关于校行政会议，关于设置各种委员会，这个文件也都提出了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

《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反右派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

有意思的是，9天之后，6月17日，民盟中央办公厅还是把这个《建议》（草案初稿）印发给一些人，“请先审阅研究，容再另行订期举行第二次工作组扩大座谈会进一步来讨论修改”。难道他们对政治风向转变的反应如此迟钝么，是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文件同变化了的形势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呢？

在反右派斗争中，民盟的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人代会发言，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层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dǎnɡ、对dǎnɡ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dǎnɡ员刻划为‘不 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dǎnɡ委制描写为产生‘以dǎnɡ代政’、‘dǎnɡ 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dǎnɡ员、消mie dǎnɡ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dǎnɡ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dǎnɡ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dǎnɡ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dǎnɡ反动派的《防止异 dǎnɡ活动办法》。

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我们的活动，使共产 dǎnɡ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dǎnɡ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 dǎnɡ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日张胆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7月30日《人民日报》）

只是胡锡奎的批判中加了引号的“不学无术”、“独断独行”、“独夫”等等，这在《建议》原文中是找不到的，这也是当年批判文章的通例吧。

教授中划出的右派分子，这里举钱伟长为例。他有些什么右派言行呢？

一是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意见：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课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1月7日《光明日报》）

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7月4日《人民日报》）

在全国科联的扩大会议上，张维教授批判说，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dǎnɡ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伟长反对在教学中政治结合业务，理论联系实际。他主张学校里不需要dǎnɡ、团组织。钱的这种谬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坏，有的学生一度把作毕业设计看成是“浪费青春”。（7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钱伟长的另一件事是煽动理工合校。

6月1日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年级20多个学生访问钱伟长，钱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fǎn dǎnɡ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fǎn dǎnɡ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少人？ 有人答：600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6000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7月6日《北京日报》）

就在这天晚上，清华园里贴出了第一批质问钱伟长的大字报。钱立刻贴大字报反驳，并且激动地说，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7月14日《人民日报》）

批判钱伟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肃清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有时候，他是以青年人的导师、代言人和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的。

例如，毛泽东说，右派“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2]。钱伟长不同意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7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其中说：

钱伟长说的，正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正是他们想要说的话。这可不成。阮铭写的批判文章，题目就是《钱伟长和dǎnɡ争夺青年的伎俩》。这篇文章说：

阮铭当时的身份是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由他来批判钱伟长和dǎnɡ争夺青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了“右派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他团委书记的职务。（见7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划右派分子也最多。各大学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程千帆、董每戡、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吴奔星、詹安泰、穆木天、彭慧、张默生、林焕平、蒋锡金等等。历史系有向达、雷海宗等等。

这里只讲一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

早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武汉大学 dǎnɡ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3]：

…… ……（因避讳某些“关键词”略去两小段）

程千帆攻击 dǎnɡ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 dǎnɡ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fǎn 对 dǎnɡ 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个内部指示中作了这样的布置：“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4] 接着，他又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中谈到右派分子，说：“这是一小撮人，民主dǎnɡ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dǎnɡ、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5] 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不但要在教师中划右派，还要在学生中划右派。

中国的大学生从来都是以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近代如清末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都是这样。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同样激起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活跃起来了，这也就为在大学生中划右派准备好了条件。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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