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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事之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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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
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1]
赫鲁晓夫闹风潮，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着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巨大而且深远。35年之后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都应该溯源到这一事件。
说起斯大林，其实毛泽东对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斯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过不只一次。例如，他说：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2]
对于苏联的国内政策，毛泽东也有看法。例如，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讲。斯大林死后不多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了。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4] 。
作为一个有经验有眼力的大国领袖，毛泽东并不需要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就已经在思考苏联的教训了。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 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5]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
这篇《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明态度的，是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文章，经过毛泽东详细修改补充。文章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 “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他作了辩解。他说：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欣赏个人祟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
“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国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仅仅说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条主义习气，其实是远远不只这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说：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
毛泽东后来对人说过，这篇讲话是他的违心之作。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许多问题，从内外政策、机构设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项，直接向斯大林讨教。几年间，确实是把苏联作为模范。诸如：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一步一步把苏联模式移植了过来。
在指导理论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可以举一个例。1928年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7]。
1937年他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8]
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这个公式导致了苏联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由此可见，反胡风斗争的指导思想，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公式。
中苏两国的异同。毛泽东说：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9] 。换句话说，同的是原则，是大的方面；异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异吧。或者说，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相同的原则。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从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苏共执政已经39年。或者换一个计算方法，从1927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大权独揽26年。在这39年或者26年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在国内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不少弊病已很明显，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出改弦更张的态度。而这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不过七八年时间，还在向苏联模式转变的过程之中，时间还不长，这种模式的弊病还不很显著。这时的包袱还不重，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毛泽东决心不再亦步亦趋，《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0]。
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1]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层人士说了一遍。
在谈到这些新方针的时候， 还应该提到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1949年执政以后，不再提“争取”，其余三项不变。不言自明，这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重新作了估计。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迄今未见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5月26日在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6月13日发表。
陆定一说：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 “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这一问题的时候，陆定一谈到国内政治状况、知识界状况的变化。首先是这样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陆定一只说了这么多，只说了国内的原因，没有说国外的影响。
他的副手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国外的影响的。他说：
“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2]
陆定一的这篇讲话还向不久前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 甚至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看来，已经无意于全盘肯定几年来给知识分子造成无端伤害的那些思想批判运动了。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
“去年1月，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人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人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毛泽东 、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就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
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基调，依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话，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谈到学习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13] 当初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口号的时候，却是并没有作这样的解释的。当初似乎是说，凡苏联经验都是先进的，学苏联就是学先进经验。那时一些不这样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头的。现在毛泽东作出这种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经验有看法，他决定探索一条同苏联有分别的发展道路。
中共八大公开发表的文件，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4]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
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双百方针”：“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伎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15]。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6]
这些报告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时中共还是基本上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的。提出并且力求贯彻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开放的方针，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应很不一致。一些人在新方针的鼓舞之下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欢迎新方针，可是还有疑虑，一时不敢有什么动作；一些人对新方针是有抵触，甚至是抗拒的。
“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反应，是22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
王蒙应该说是新方针呼唤出来的新人。多年之后他回顾往事，说：
“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 “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17]
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 发表，立刻以它的尖锐性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厉的指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如果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道来批评，却不宜写小说。大约他是以为这没有典型性吧。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这种典型环境论来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李希凡认为，这篇小说“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说这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
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是忧心如焚。他和他们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以及两位同事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反映了这种忧虑。这篇文章在有礼貌地称颂新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创造性”之后，笔锋一转，就大谈他们认为新方针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了。文章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篇文章明显表示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忧虑。
在1957年1月下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让印发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 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18] 一些地方在传达毛泽东这些讲话的时候，只转述了他说陈其通等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些话，却没有说他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这样就似乎是毛泽东表扬了陈其通等人了。加上那时邓拓也感到对新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就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日报》是赞成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种意见的，这样就增加了一些人对鸣放的疑虑。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组织了民主党派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种讨论的情况，正如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的，“捧场恭惟的远过于批评的”[19]。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例如章乃器在195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后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补充了一些条件和限制，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1957年5月31日他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还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6月2日《人民日报》）。
6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使用武器，发生了流血悲剧，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被关过几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同时匈牙利也出了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无法控制局势，被迫下台。10月，布达佩斯开始的骚乱蔓延到全国，只是苏军出动了坦克车才镇压了下去。这两件事统称为波匈事件。
看到苏共二十大路线在东欧引起的这种强烈反应，看到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他不能不重新检讨苏共二十大路线了：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 fǎn 共 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20]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21]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22]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23]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24]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25]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26]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不满溢于言表，等于饶漱石。对赫鲁晓夫就更加不满了：“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27]
这样批评赫鲁晓夫并不过分，他确实“理由一点不讲”。他那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引发了强烈的持续的政治“地震”，可是对事件并未作出理论的分析，没有讲“理由”。对此事作出理论分析的，只有毛泽东和铁托，只是他们两位的分析颇不相同。
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作出了意识形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28]
毛泽东远比拉科西辈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同时，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质，更合乎实际的方面：“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29]
毛泽东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他看到了，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 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30]。不但敌对阶级，基本群众也有可能出问题，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31]这才是更可怕的。对于形势的可能发展，他甚至作过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32]
对于群众闹事，毛泽东不赞成采用拉科西那种加压的方法，而主张用一个排气的阀门：“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33]“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34]“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 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35]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波匈事件郑重地公开表示态度，是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也还是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的（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死后，胡已将此文编入《胡乔木文集》）。比起前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对待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批评斯大林问题上，和前一篇相衔接，《再论》还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但是全篇的主旨却不是要说这些，而是要竭力为斯大林辩解：“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
关于斯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审稿时加写有这样一段：“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这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三七开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这样分析呢？他已感觉到，全盘肯定斯大林，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所更张。现在他又从波兰匈牙利的实例看到，否定斯大林，发展下去，势必鼓励人们起来反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斯大林的三七开，就是对二十大的三七开，有三成是可以接受的，七成是不能接受的。这三七开，也是容许批评的界限，批评在三之内，是建设性的，到三之外，就是破坏性的批评了。简单地说，斯大林遗产中的那些最刺眼，最恶心，最令人厌恶的部分是要消除的，消除这一切的目的，正是要把这体制更好地保存下来，他不认为这些弊端是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再论》不但为斯大林辩护，还要为产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辩护。这个辩护是针对铁托的。 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再论》不同意这一个意见，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呢？《再论》并没有费心提出自己的理由。 不过这一没有讲明道理的宣告是重要的，它表明不能容忍涉及制度本身的批评。
不能涉及制度，当时也并不只是《再论》这样说。就说最初提出斯大林问题的赫鲁晓夫，也是把事情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赫鲁晓夫愿意做的，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做一个比斯大林仁慈一些的斯大林。这也难怪，他也是在斯大林制度那所学校训练出来的政治家。
《再论》一文是这样总结匈牙利事件的：
“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一样，《再论》实际上也是指出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是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这样的表述方式，比起“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这些话，要含蓄得多。
4月间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的是“必须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12月的《再论》说的是“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侧重点是明显转移了。甚至可以认为，这篇文章预告了几年之后的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文章概括列举了五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到1963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扩展为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了。这实际上预示了几年之后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只是当时未必有人想得这么远。
4月间的那一篇，多少有一点被动地表明态度的性质，表示对二十大路线的支持。12月的《再论》却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二十大路线表示了更多的保留。不要单纯以为这是从4月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这里反映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不要以为《再论》就是表示最后抛弃了苏共二十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倾向，这一试验还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
为了避免匈牙利那种事态，这篇文章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毛泽东新近产生的一种想法。12月4日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说：
“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 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36]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个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它成了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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