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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让他们走到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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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 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这是毛泽东对态势的估计和战略决策。他在这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要求，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利益，却并没有提出诱敌深入的方法。这方面，5月14日和16日的两个党内指示中说了一点，就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后来他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这个计策，就是毛泽东颇为自负的“阳谋”。“阳谋”虽好，只是如果仅仅做到“不予回击”还是不够的。倘若人家怯战，干脆不来猖狂进攻，摆这八阵图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所以还必须有诱敌之法。这办法就写在一份党内指示之中。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 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 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 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1]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可是这标题只包含文件的一半内容。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两项内容组成的，就逻辑的先后来说，第一是“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第二才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计策，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说起当年旧事，他说：“这个讲话——指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2]
当然，黎澍这话是多年之后说的。如果他当时说了，他也就成了猖狂进攻的右派一分子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阳谋”调整了部署，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两次休会，让右派的进攻走向顶点。
休会之后的座谈会上，“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这些最严重的右派言论出来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陈铭枢等一批重要的右派分子出来了。
为了“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除了这个座谈会之外，还开辟了新的发言场地，让各个民主党派、学术团体、高等学校都举行这样的座谈会。
下面，先摘录一点《人民日报》逐日刊登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5月22日 民革主席李济琛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队伍中的长期合作共事者，我们对于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推动整风，自应积极帮助。
陈劭先的发言是讲正面话。他说，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这是不好的。他认为不正确的思想言论，报纸不应当发表。这态度是很好的，只是他不知道，几天之前中共中央已经一再指示，要求党报不加反驳、不加粉饰、不加删节地刊出右倾分子的言论，这正是反右的一项重要的准备步骤。
刘斐这一次发言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的。他说，领导党整风，民革是助手之一，民革成员不能袖手旁观。他同时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可否认地在民革内部也存在着，“我们就那么好”？因此他说，民革成员也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在共产党整风期间，结合自己的思想，“照自己的镜子”，通过整风，改造和提高自己。
龙云在会上也发了言。他发言的内容，据《人民日报》报道，他认为整风就是找过去的错误。他说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风？这联系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错误就多。他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整共产党的风，有道理。他说，他这次出发回来，在报纸上看到马寅初、张奚若、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但自己参加了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以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顾虑，折中的话很多。他认为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没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中共帮助力量不大了。他认为，有顾虑可以理解。他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说，现在时机不同了！他认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
龙云的这篇发言，《人民日报》是24日发表的。据30日《人民日报》报道，龙云在29日会上的发言中，“对本报5月24日发表的他在22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但是他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因为5月14日党中央已有指示，报纸发表此种言论不要删节，所以龙云的不满大约不会是因为删节了他发言的内容，他不满的想必是报道的角度和倾向性。就从报纸上这简短的报道中，是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倾向性的。其实他有些话确是说得很难听，但他还是说了执政党不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这样说，可以解释为他对共产党还是信赖的。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在宦海浮沉了几十年的龙云预感到某种可能性，于是故意说破，希望能避免此种前景。
5月25日 卢郁文发言，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谈到党与非党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
谭惕吾发言。她认为民革成员帮助共产党整风，应该采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虚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她说，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她说，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
卢郁文、谭惕吾的这些发言都登在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随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其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尽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这封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关于这封匿名信的事，下一章还要详细说到。
5月29日 李平衡说，整风中有人道听途说，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有人是为发言而发言；也有人是以出气态度发言。他认为这都不符合真诚坦率，和风细雨的精神。在谈到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沟问题的时候。他以为党员固然应该主动动手拆墙，党外人士也应该动手拆。拆的办法应该是“多接触，多谈心”，有些党的会议，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应该尽量让大家参加。他并且建议，要尽快解决“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
陈铭德谈到了放和收的问题。他说，现在只是上层动了，下层还在以“观察员”的身份观察气候，仍是顾虑。对于最近报纸上出现的一些反批评意见，他认为是一种收的趋势。他说，放是充分揭露矛盾，收只能掩盖矛盾，乃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真正爱护党的，就应该鸣，也让别人鸣。
李蒸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种不好的气氛，随便扣帽子，随便打回去。他说，报馆也应该负责。他说，我们的发言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正矛盾，不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代替了一般。 李蒸的发言，《人民日报》上就只摘登了上面引的这几句。看来这并不是完整的记录稿，当时他说的必定更多些。最后这一句大约是说卢郁文的，卢以亲身经历证明党与非党共事中并无隔阂。李蒸以为此种亲身经历并不能代替一般，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李蒸说毕，卢郁文立刻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也不能同意上次座谈会上谭惕吾的意见。卢郁文说，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呢？拆墙填沟应该是两方面的事，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求20年定息，墙怎能拆的了呢？
覃异之在谈话中也认为，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有“收的味道”，《人民日报》的标题就值得研究。在他看来，某些积极分子为领导党表露了一种“担心”，也是“收”的表现。
谭惕吾发言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她说，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些毒草。关于定息20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她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认为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
梅龚彬对谭惕吾和卢郁文的争论，作了这样的表示：对中共提意见，是为了帮助中共整风。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论是正面的，或者反面的，都可以提，这才叫作争鸣。
6月3日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暴恶劣的对人态度。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法去接近他们。他说，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领导党现在是边整边改，民主党派一方面帮助领导党整风，一方面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发扬民主，克服缺点。
翁文灏说，天津有一家永明漆厂的总经理是化学专家，有多年制漆经验，很有成就，但因为是非党员，就受党员经理的歧视，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过问。想作试验，没有原料。他还谈到，去年去河南视察，曾邀集洛阳的一些工厂的非党工程师座谈，很多人都谈到不能了解情况，和党有隔阂。他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他说，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说，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们比一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假如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了。
陈建晨发言，分析批判了6月2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的讲话，认为章所说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她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表示了愤慨，并对储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批判。她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但是1954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蔡廷锴在发言中谈到他虽然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体委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但事情不多。他对这一点表示不满。
6月5日 担任广西省副省长的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次到中央来开会都听到李维汉部长说党政要分开，但是到下面就不然，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文书就可命令一切。 李任仁认为应该把党的领导和党员的身分区别开来，不能在党和党员之间划等号。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无人怀疑，但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最后他建议民革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如果有提案和发言，要强调建立法制。他说，共产党整风固然很好，但如果法制不完备，仍然没有保证，人民没有根据来权衡共产党作得对不对。
周颖在发言中联系邮电部的实际情况提了一些意见。她说，这次邮电部的同志们揭发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有些问题，比如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在党内揭发出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呢？难道党员同志不知道吗？难道党员同志就没有意见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开展，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发扬的关系。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势必影响到党外也不能很好的发扬民主。 周颖又说，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员打冲锋，现在共产党员为什么“坐阵以待”？她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出马”。她还认为，共产党内有些重大问题被锁在“保险柜”内，这些问题必须党的负责干部出来揭发，必须党内外夹攻才能攻得出来。 周颖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应该作些什么呢？她认为在机关应该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民主党派参加。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现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改变作风，该作的要勇敢地去作，要和共产党分担责任。这个组织要负责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处理的意见，监督共产党快一些解决问题。她还谈到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相当普遍认为，民主党派这几年干的工作主要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因此她认为，这次整风中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民主党派也负有责任。
谭惕吾又一次发言。这一回她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会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稿一套党的系统呢？她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是否合乎中国国情。 接着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她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她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她认为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她认为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她说，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在这里，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谭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如有，要赶快纠正。她说，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她认为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 关于国家制度问题，谭惕吾说，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她认为这是不好的。会场当时有人问她：司法、律师、检察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受一个党员领导，还是受党委会的领导。她回答说她不知道。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她说，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李济琛最后说，为了帮助共产党除“三害”，不要顾虑伤害不伤害党的问题，大家有话尽量说，这个会还要继续开。他同意周颖的意见。今后要把会上的发言归纳起来，提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 李济琛还在动员大家有话尽量说，说明他丝毫也没有预感到反右派斗争就要打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开这些会，只不过是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些“右派分子”也在向“顶点”走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5月16日在会上发言，题目就《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他说：“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理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沈志远表示了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思，他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过去也可能起过好作用，但是现在在某些学校里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 沈志远以为，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而且一定会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而不能单纯靠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 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沈志远建议放宽对出版事业的的管理。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更加犯忌讳的是，沈志远提到了“制度”，他说：“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5月17日《解放日报》）
《新闻日报》总编辑陆诒在这个会上说，上海各报报道市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各报的销路都在上涨，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迎过。他认为，过去的报纸一片教条主义，整天板起面孔训人，新闻也不多，报道面不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以为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水平不高努力不够之外，也因为党的中央和党的上海市委过去对报纸的领导方针、领导路线是“收”而不是“放”。 陆诒在发言中还提到几天前《文汇报》报道的“左叶事件”，说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陆诒发言的时候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有更正，他评论说：“如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眼光来看，这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并不高。因为此等事，不仅北京有，上海也有，全国其他各地，估计也有。” 陆诒说，他要代表新闻记者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领导上继续“放”，支持我们在报上“鸣”。二是希望新闻工作者协会像一个人民团体，除了几个人和外宾碰杯干杯之外（很抱歉，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要切切实实为我们记者、编辑、校对、资料员做点事情。三是希望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不但能和我们各报的领导谈谈，也要和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记者和编辑谈谈，局长们多开开记者招待会谈谈，有时让记者将将你们的军，这对工作也有好处。（5月18日《新闻日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也在这会上发言。他是1936年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当年难友邹韬奋在《经历》中曾这样介绍他的情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得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 “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事译著的工作。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3]
可见，不论是北洋政府，或是国民党政府，王造时都持不合作态度。可是在这次上海市委的宣传会议上，他却表现得相当合作的了。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土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王造时在这篇题为《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上》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他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
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认为整风中也可以算旧帐。他说：“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帐则而算帐，不是一种‘算帐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还对他所说的一种类型的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哪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 陈仁炳的这篇书面发言，6月9日才在《解放日报》刊出，显然是为了供批判用的了。
就是这些人，这些话。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上海的干部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4]
不但上海，别的地方的右派也在捣乱，不知忌讳地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在天津。5月24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黄心平说，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学校。他认为，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通过这一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很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5月27日《天津日报》）
5月24日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举行的科学教育界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谈到几年来知识分子挨整的情况。他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朱启贤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在群众中。朱启贤还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 来检查这几年在各次运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 我完全同意。（5月27日《光明日报》）
在清华大学的座谈会上，徐璋本教授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5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5月30日在该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大毛病的人，应该相信他，认为他是可靠的。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于一定条件进行学术研究，那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什么不放心。中国有句民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党员要和我们推心置腹，最近报刊常带这句话，真是太好了。但是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景汉还提到：昨天有位民盟同志主张收，他说，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主持座谈会的副校长胡锡奎立刻插话： 要大放、大鸣的。（《人民大学周报》 第150期）他的这些话很有刺激性。不过即使他没有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也是右派，因为他是主张恢复旧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5月31日举行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是抬轿子的人。他说，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 杨玉清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他说，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杨玉清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他说，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6月5日《人民日报》） 这里杨玉清是把“下轿”和“下台”分做两个层次来说的，可见他说的“下轿”并不是“下台”的意思。他说的“坐轿子”，大约是指那种凌驾人们之上的官僚气派吧。所以他也才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的整风运动叫做“下轿”运动。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杨玉清觉得他的这些话“被误解”，于是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作解释，他说，“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6月12日《人民日报》）只是这时来作解释已经不能消除误解了。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5]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6月5日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一开头就引证斯大林的一个论点，他说，我记得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斯大林说过：伟大的改革，必然有它阴暗的一面。他是凭记忆说的，不很准确。这是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的一句话，原文是“胜利也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6]。 他就从这个论点出发来谈中国的现实。他说，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阴暗面越来越广，而且阴暗的程度也愈来愈深了。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用所谓“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来解释了。 谈到民主问题，彭声汉以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他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比例”，他觉得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谈到肃反问题，他认为不能把肃反和审干混起来看。肃反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自己人专政。他不同意“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这说法，他说，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他说，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6月5日在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平反问题，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挎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我建议由省人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设一个专门机构，来全面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罗翼群讲的第二点是国计民生问题。他说，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首先要从内部积累资金，但过去偏重于国计方面，而对于民生即人民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照顾。解放七年来，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而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讳言。毛主席说，全国不许有饿死一个人，几年来究竞有没有饿死人呢？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有受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亦在所不免。因此，我建议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应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别调整一下。（6月10日《南方日报》） 罗翼群谈的第一点，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建议从速组设专门机构来检查处理，虽说刺耳，但这话别人早已说过，倒也罢了。最可恶是他提出了“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提法，却是以前没有谁提过的，而且颇具煽惑力。6月6日《南方日报》报道这个座谈会，罗翼群的这篇发言摘登不到300字，给加上《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标题，突出了这一点。反右派斗争中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上反击他。
为了让右派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5月16日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7] 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8]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
不幸而言中。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2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9] 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不过这时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几年之后了。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在他们学校的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谈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题目就很有刺激性：《中共失策之一》。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上，刊出了该校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其中说：“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有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这篇文章还主张：“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这时候，各地，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以及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开了许多座谈会，许多“右派分子”在会上发了言，“猖狂进攻”。许多报纸刊物包括学校校刊上发表了右派分子的文章，白纸黑字，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右派分子的进攻已经接近了顶点，现在是考虑反击的时候了。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提出准备在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发表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间在宣传会议上的两次讲话。[10]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加紧进行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这个指示提出：“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
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公开转入反右派斗争，是6月15日左右之后的某一天。
这一转变却是提前来到了。
提前的原因，也就是在6月6日这一天，发生了另外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一天，章伯钧邀集了民主同盟六位教授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了一个会。
事情得从前一天讲起。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问，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7月4日《人民日报》）
当时在场的闵刚侯后来写了一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7月4日《人民日报》），揭发6月6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
这里就依据这篇文章的揭发和与会教授的交代，大致叙述一下这会的情况。
章伯钧这一天的活动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吴晗和胡愈之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这次六教授的会，都以为这是章伯钧猖狂进攻的顶点。 吴晗说，他们以为共产党失去了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吴晗说，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ɡònɡ 反社会主义的高潮。（7月7日《人民日报》） 胡愈之说，到了6月6日， 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7月 11日《人民日报》）史良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6月6日章伯钧和右派六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对当前形势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以为利用共产党整风，到处点火放火，煽动学生和工农，造成“天下大乱”，推翻人民政权，就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举动达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最高峰。（9月16日《人民日报》）
民盟内部的左派都认为，6月6日的会，是高潮、极点、最高峰，也就是走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所说的顶点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这样说到这次六教授的会： “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这篇社论还有一段，更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 ɡònɡ 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12]
现在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顶点。按照原来设想的过了6月15日左右再发动反击，可能已经嫌迟，可能贻误战机，陷入被动。现在已经到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最佳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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