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章罗同盟”

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 fǎn  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缩写是最常见的语言现象之一，有些好几个词组成的专名，全称太繁，可以截取其中少数文字作为代表。例如毛泽东笔下出现过的“杨罗耿兵团”[1] 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缩写。“章罗同盟”的构词法与此相同，其全称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也可以读作“风浪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又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 fǎn 人民 fǎn  社会主义的方针”，更可见“民盟”和“章罗同盟”是同义词。

不过，这个提法对于中国民主同盟显然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民盟中央的一些人希望只要章伯钧、罗隆基两人承担罪责，从而减轻整个组织的责任，于是就悄悄改了一个字，改为章罗联盟。7月1日的社论发表之后两天，7月3日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

1.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

2.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

3.小集团的情况；

4.章罗联盟问题。（7月4日《人民日报》）

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7月11日《人民日报》），他大约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的第一人。只是同是在这一次人代会上，民盟北京市主委吴晗作批判发言，都还是采用“章罗同盟”这个提法。（7月7日《人民日报》）

后来的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了，似乎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人结成了联盟。不过这样说有一个困难，就是这是两个长期不和的人。他们之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内部多数人不满秘书长左舜生的把持操纵，拟议推出罗隆基取而代之，只是因为章伯钧不同意才打消了这个计划。

民盟高层人士都知道他们二人的这种关系。马叙伦、高祟民、胡愈之、吴晗的批判发言都透露出了二人不和的真相。马叙伦说：“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6月19日《人民日报》）高崇民说：“章、罗两人本来是勾心斗角的，但近年来联合起来了。”（7月1日《人民日报》）胡愈之说：“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7月11日《人民日报》）吴晗说：“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月7日《人民日报》）

怎样才能够把一对多年的冤家说成是联盟呢？马叙伦的解释很干脆：“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另外的几位也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来解释的。把两位副主席分工合作的工作关系说成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

当年对反右派斗争颇为积极的千家驹，晚年对反右派斗争转变为批评的态度，说“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

罗隆基本人也呼冤。他在给沈钧儒的信中说：“‘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3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

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看，他始终都是用的“章罗同盟”这个提法。当报纸上众口一词，都说“章罗联盟”了，他依然不改口。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都是讲的“章罗同盟”。[2]

如果用“章罗同盟”这个缩写，就根本不会发生是否冤案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与章罗二人个人关系的好坏并无关系。这里不妨用一个另外的例证来作类比，曾经有一些出版物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缩写为蒋党；桂系，阎锡山，都曾经与蒋介石兵戎相见，可是他们又都属于蒋党。蒋党并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党员守则》所规定的“亲爱精诚，始终无间”，“章罗同盟”内部有不少恩恩怨怨，又何足为奇呢？

毛泽东在6月10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

这是毛泽东对章伯钧，对罗隆基，以及对章罗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亦即“章罗同盟”的看法。不过他也指出了，民盟除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之外，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正因为如此，不直接说民主同盟而说“章罗同盟”，对于稳定民盟内部这百分之八九十好的或可望改造好的人的情绪，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他们，显然是有利的，对于动员他们去揭发和批斗章伯钧罗隆基等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更显然是有利的。

这里，分别来看看章、罗、同盟这三者的情况。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结识了朱德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党。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章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同邓演达等人一道创建了一个被人称为第三党的政治组织，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之一。1933年福建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章伯钧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担任经济委员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章伯钧为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47年，根据章伯钧的意见，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是个一直热衷政治活动的人。当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鏖战方酣，他看到未来的政局将在战场上决定，对军事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他的农工民主党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47年他在香港，要担任过国民党第五十军军长的杨子恒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军事活动。据杨子恒说，那时章伯钧设想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淮海战役之后，章伯钧又派李述中往来于福建、台湾、香港之间，策动福建独立。又派云应霖在广东组织武装，号称民主救国军。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章伯钧又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主任和汤恩伯部参谋长的武思光回到家乡湖南，组织起一支号称湘西人民革命军的武装。此外，在江西九江等地、浙江诸暨等地，都有所组织。这些队伍，都各有人枪数百至数千不等。这里附带说一句：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当年为章伯钧抓武装的杨子恒、李述中、云应霖、武思光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章伯钧在军事活动方面，还应该提到他参与了对敌军吴化文、张轸等部的策反。打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担任代参谋长的刘宗宽是农工民主党党员，第二野战军联络员就藏在他家里，对于二野进军西南的作战起了内应的作用。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出身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上海《新月》月刊和天津《益世报》的编者。

他是一位学问、文章都很受人尊重的学者，同胡适、梁实秋、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吴景超、华罗庚、钱端升等人都有交情。他之所以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之中，是因为他早就希望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

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 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3]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1931年他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翌年改名为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前身）。1941年，他也是民盟的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盟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法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罗隆基的政治观点，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作的书面检讨中说，他“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7月16日《人民日报》）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他完全不能忍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多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治国”，国民党说的“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无民’”。罗隆基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夺公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种权利？……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4]“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5]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罗隆基那时也同样不欢迎共产主义。在《新月》月刊上，他发表了《论共产主义》（第3卷第1号）和《论中国的共产》（第3卷第10号），这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前一篇，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举出一些统计数字之后说：“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在后一篇中，罗隆基告诉国民党说：

“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

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这两步做不到，尽管 讨伐共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馀毒末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时罗隆基不希望共产党在中国获胜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个转折：国民党的政治声望下降，共产党的政治声望上升。到了民盟成立之时，在中国的政治分野中面临二者择一的局面。国民党早已使他绝望，他选择了共产党，当然他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只是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下觉得共产党至少要比国民党好些。就政治思想来说，他就是艾奇逊白皮书所寄予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fǎn对国民党的共同事业中，他能够同共产党合作。当这个前提不再存在时，矛盾的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的经过，1945年8月3日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时介绍说：

“中国民主同盟是1941年2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若干党派的一种结合（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我们一些发起人当时都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新四军纠纷的事件，深深感到促进抗战胜利，实有全国团结的必要。但要推进全国团结，各党派不可不先自行团结。同时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必无可能。因此经过多度商讨多次筹备之后，乃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来，实受了不少的压迫。为扩大基础，加强力量，去年9月曾经决议改组；把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了。从那时起，同盟中不届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就更加多起来了。”

[6]

这些不属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大都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对共产党有好感。他们希望民盟成为进步的政治力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盟就不止在西南和西北有了组织，在华南和华北的各大城市中也开始有组织了，并且在一些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也建立了组织。

罗隆基谈过他的设想：“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7]

1945年10月他为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算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也说了这个意思：

“为在各种实力对峙中，尤其是两大党派对峙中，树立一个独立的中立的集团，便为那种客观环境所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民国33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即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国内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8]

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也希望民盟成为这样一个能在两大政党之间起作用的力量。一次，他对罗隆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9]

在罗隆基的思想上，甚至希望有在民盟影响之下的武装力量。反右中他在民盟整风会上交代说：

“那时候（指民盟初成立时），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8月13日《人民日报》）

民盟在军事方面，真也做了一些工作，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在四川、西康等地搞起了一支武装，对于后来西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配合作用。

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民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成了国共两党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提出的具体纲领中，有一项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10]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向党内发出的有关通知中说到，“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发展的新阶段”[11]。

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提出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之一。国共两党初步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四单位组成，每单位出席代表九人。开会前不久，民盟内部的青年党横生枝节，提出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他们要占五个。结果是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共产党支持民盟坚持九个名额，不要让步。最后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重新确定了名额的分配：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

当时关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为四十名，同意国民党占二十名，共产党和民盟共同联合要求十四名，即超过总名额三分之一强，在涉及施政纲领的议案上有否决权的保证。周恩来对张澜说：“这十四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在这十四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六席，共产党就八席，你们要七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八席，我们就六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12]从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在国共两党对峙中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和共产党的关系了。

共产党把民盟看做朋友，国民党就把民盟看做敌人。据唐纵日记，1946年6月15日，蒋介石在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13]

1946年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片面召集国民大会。共产党当然拒绝参加。民盟态度如何，关系甚大。张澜从重庆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坚嘱反对参加。后来周恩来对张澜说，那时他正坐在民盟总部的电话机旁边，听到张澜这样说，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周恩来对此事评价甚高。他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14]“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15]

1947年民盟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16] 宣告它已经由中立的立场转到民主、真民主的立场，也就是转向靠拢共产党的立场了。

和谈破裂。1947年2月，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撤离之前，他们把房产和财产委托民盟代管。民盟总部也就迁入南京梅园新村，即以周公馆著称的中共代表团驻地。这事显然包含有表明政治态度的意义。

国民党也随即作出了反应。1947年10月7日公然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即推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想请邵力子转圜。平日和颜悦色的邵力子这一天表现得非常严肃，他责怪民盟不该为杜斌丞被杀一事向蒋提抗议，还在报纸上声明“要诉诸全世界”。邵力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碰了这个硬钉子，11月6日，张澜迫不得已签署了民盟总部的解散公告。

对于此事，当时周恩来作了这样的评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大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17]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到香港召开了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发表的解散公告，宣布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全会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18] 它已经不再可能中立于国共两党之间，全会提出了“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口号。

国民党在战争中不断失败。民盟企望的胜利日益临近。他们是怎样考虑胜利之后同共产党的关系的呢？吴 晗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揭发了这样一件事：

“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引者按：“其他同志”指章伯钧）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以及章伯钧——引者），要沈老（以及章伯钧——引者）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引者按：这封以民盟留沪中委名义写的信，当时参加了讨论未表示不同意的，有张澜、黄炎培和叶笃义；表示不同意的，还有郭则沉。）但是罗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府而以 fǎn 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在这一篇发言中，吴晗还揭发了这样两件事：

“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8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同毛泽东的这一次谈话，罗本人在这次会上作的交代中是这样说的：“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8月13日《人民日报》）说的听的都明白这话的分量，所以罗才觉得毛“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吧，他也就明白了原先所祈求的合法在野党的地位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的高层得到了安排。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一时呈现出相安无事的局面。

章伯钧当了部长，可是觉得这同他想像的内阁阁员那样的部长并不完全一样。一次他对担任部长助理的共产党员孙大光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引者按：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个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7月9日《人民日报》）

对民盟内部的人，他的话说得更难听，据高祟民揭发，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7月1日《人民日报》）他觉得无所作为，于是跑古董铺，买旧书，在政治上显得消沉。他对人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大有老骥伏枥，髀肉复生的感慨。

当年国民党以部长的位置拉罗隆基，经济部或交通部任选一个，罗不干。现在章伯钧、史良都是部长，他不是，未免有些不快。1956年从林业部分出一部分业务，成立一个森林工业部，任命罗隆基为部长。据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罗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7月11日《人民日报》）另据高祟民揭发，罗说过，我，可以做外交工作，但是人家叫我去管木头。（7月1日（人民日报》）罗在森工部的秘书也揭发，罗说过，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

章伯钧、罗隆基都不满足于冷官的位置。后来章伯钧在作检讨的时候说过不满足的原因：“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7月4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的想法也差不多，他也正是怕民盟的人只满足于做官而忘了政治主张。他在一封信中说：“不是无条件驯服，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9月3日《人民日报》）

如果目的只在做官，章伯钧罗隆基当然可以照旧当他们的部长。交通部也好，森林工业部也好，反正都是部长级嘛。如果给了官做还不满足，还要实现一种政治主张，而且是章伯钧说的那种要比苏联的制度多一些民主的主张，那就只好划为右派分子了。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7月6日《人民日报》）

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1957年3月底民盟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今后的中心工作，会议从讨论毛泽东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在讨论民盟今后作什么的时候，黄药眠主张提“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意图比民主人士的理解要深一层，不同意这个提法，而主张提以文教工作和思想改造为主。黄药眠反驳说，现在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他认为，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当共产党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工作方面，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双方争持不下，章伯钧就出来打圆场，说，现在进行监督还困难，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不监督。（9月4日《人民日报》）在这次会议上，章伯钧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他提出，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重新估价。这些也就是很使毛泽东震怒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章伯钧此时的思想，孙大光揭发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之后，又谈到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原注：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当时，孙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 在孙的追问下他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7月9日《人民日报》）看来这是遁词，如果说“一本圣经”或者可以用来比喻一种主义，“一个上帝”显然只能是指某一个人。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揭发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7月4日《人民日报》）

高祟民揭发说，章伯钧罗隆基说过：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要变的。（7月1日《人民日报》）

李伯球揭发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6月20日《人民日报》）

在这种形势会有所变化的估计鼓舞之下，章伯钧振作起来，活动不少。1957年5月章伯钧同罗隆基商量决定，成立四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问题。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提出了一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党委负责制问题小组的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人提出了一个《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民盟显示出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空前积极性，也显示出他们在科学、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容漠视的能量。这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章伯钧、罗隆基说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里，我们且来看看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的意见。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同时又认为“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这样说还不打紧，因为国会内合法的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可是毛的想法并不是到此为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这就已经不是合法的反对派了，这是帝国主义的人，是“他们”的人，也就是说，是敌人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和这些人相安无事呢？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说：“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

现在他们拼命增加本钱，章伯钧希望发展几百万人，叶笃义提出要解散民盟、民进、农工、九三这四个都是知识分子的小党派，合组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大政党，而且他们对于科学体制、学校体制这些不必要他们操心的问题也提出主张，这只能看成是对领导权的挑战。这个势头是决不能让它发展下去的。反右派斗争就从政治界（民主党派）的右派开始，就从“章罗同盟”开始。

在6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之后，已经有人闻风而动，在整风座谈会上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了。

6月10日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开会，邓初民批判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这论点。邓初民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决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张毕来也批判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大翻身，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使得资产阶级得到了和平的改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最广泛的民主。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章伯钧也说陈新桂这论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的会上罗涵先批评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叶笃义的发言。他也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

史良发言说：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 fǎn 共 fǎn 人民 fǎn 社会主义的。而章伯钧在上次座谈会上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错误在哪里，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会上，罗子为的发言也批评了章伯钧。

6月18日下午，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  fǎn 社会主义、fǎn  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情加以揭发和批判。而这，事实上已经是盟内整风的开始。（6月19日《人民日报》）

5月10日史良向李维汉提出而未被采纳的一项建议：民主党派内部整风，现在要进行了。

19日，主持会议的高祟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第一，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会主义，fǎn 对 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行动。

第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fǎn 党fǎn 社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会上，黄药眠批判章伯钧，说他不学无术，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子。又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露储安平，说他歪曲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去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储安平说过：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6月20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6月3日出国，到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21日回国。他出席了25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听取人家对他的揭发和批判。

陈鼎文说，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吴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罗隆基说这是“腰斩民盟”。

费孝通说，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潘大逵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上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没有到北京来工作。

彭迪先说，罗隆基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民盟内部说过自己思想进步。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罗隆基表示，他并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他也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名词，他提出这意见，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他还表示，他不愿意把章罗并提。（6月26日《人民日报》）

6月30日继续举行的会上，闵刚侯要罗隆基交代：他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有许多人写信给他，他是怎样批复这些信的。罗说，信都是秘书看的。史良立刻质问他：你不是批了要“扩大影响，造成舆论”么？

罗隆基还谈了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他们的合作是貌合神离，他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等。罗说，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他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谈到由章伯钧罗隆基出面组织召开的科学规划、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约哪些人，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罗隆基的这种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的发言不断被大家的质问打断。大家要求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不要狡辩。座谈会在晚上继续进行。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高崇民在晚上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他说：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意，甚至是愤慨。”（7月1日《人民日报》）

从这里可以看出夜以继日的批斗会上人声鼎沸的气氛。也看见了对那些“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的发言者加了压力。

不只是夜以继日的批斗会，还有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从整风鸣放期间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追溯到几十年的政治历史，都在揭发批判之列。最有分量的是以知情者的身份所作的揭发。例如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揭发了章伯钧的好些问题。写的都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容易取信于读者。可是如果对照一下相关的材料，其可信程度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在《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一文中，严信民说：“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力量。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7月3日《人民日报》）

在《章伯钧决心要造反》一文中，严信民谈到当年他们在从香港驶往解放区的船上的事情：

“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8月4日《人民日报》）

人们从这些文章里看到，章伯钧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竟是这样一种态度，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竟怀着这样一种阴暗心理。由此而联系到他现在的 fǎn 党fǎn 社会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这种根据独家资料作出的批判不能不说是深刻有力的。只是这并不真是海内孤本。严信民不可能不知道济南解放还真同章伯钧有一点关系。

济南迅速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驻守济南机场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当年吴化文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在《吴化文将军起义记》中说：

“这天晚上七点钟，我和吴化文一道去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琛家。到后，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已在座，这是李济琛接冯（玉祥）的电话以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说明，这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人，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面，是和共产党的代表有联系的。……这样，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表示同意，于是开始会谈。……李济琛最后说，章是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的，由他向梅园新村中共代表面谈，情况如何，再约会回答你们。无论如何，千万保密，这是性命交关的事。7月17日，王寄一约我们去湖南路大同新村九号会谈。下午2时许，我和吴化文步行前去。那时，李济琛派陈铭枢做代表，章伯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五人会谈。章伯钧说他已同中共方面谈过，对吴转到人民方面来表示欢迎，希望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们驻地是山东兖州，陈毅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以后会密电同你联系的。’吴回兖州后，陈毅即放回了被俘去的师长于怀安。”[19]

这并不是一篇立意要为章伯钧辩诬的文章，主旨是讲吴化文的事迹，因而也就更具有作为旁证的价值。当知道了王一民提供的这些情况之后，可以设想章伯钧听到济南解放广播时的心情。当年他参与的性命交关的事，现在是收获的时节了。济南这个省会城市的易手，岂不是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标志么？章伯钧说这句话的心情应该是感到满足和欣悦吧。批判文章的作者却说“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济南的解放使他发出失去信心的慨叹！

从王一民提供的材料中还可以知道：吴化文想另找出路，是只认共产党，不认民主党派的。他是听了李济琛的说明，可以通过章同中共方面联系才愿意同章会谈的。作为一个现实的军人，他当然只能持这种态度。如果不找中共，难道有什么民主党派能够释放他被俘的师长么？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章伯钧也知道他是作为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联系人来作这些策反工作的。批判文章说“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可能有过这样的愿望或幻想，也可能在某一次说过这意思，可是至少在他本人策反吴化文这事中间，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顺便谈一谈批判文章的作法。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凭空捏造的事，是并不多见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需要随意解释。如果这材料还不十分合用，可以加以剪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倒是非。严信民的这两篇，还不一定是最典型的标本。

谈到批判文章，再举一个小例。农工民主党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愿介绍一个他看中的人参加组织，同时也愿意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交朋友，而一篇批判农工民主党恶性大发展的文章就据此立论，说他“甚至不惜用他妹妹来做钓饵，引诱别人加入农工”，如果这真是一种发展组织的方法，请问他能有多少妹妹呢？

经过一场疾风暴雨的揭发和批判，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等，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等，江苏有陈敏之等，浙江有姜震中、宋云彬等，江西有许德瑗、刘九峰等，山西有王文光等，陕西有韩兆鹗等，甘肃有杨子恒等，河南有王毅斋等，湖北有马哲民等，湖南有杜迈之等，四川有潘大逵、赵一明等。

据8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说：“根据记者的初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三十九以上。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这篇新闻稿还说，“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复杂，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20]

1958年4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供了如下的统计数字：“现在查明，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百分四十三，在中央常务委员中占了百分三十六以上。在地方组织中，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24个省（市）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个；大城市的县（市）的地方组织，有武汉、重庆、济南、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21]

这里说了“据初步调查”，可见是并不完全的统计，如果是斗争完全结束之后的完整的统计，数字当比这更高一点。即使仅仅看了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明白这一场斗争对于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是什么意义了。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