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反右专辑>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转载/钱理群教授文) - P.2. | | 您好!今天是: | |
|
|
点击这里展开更多介绍——
(接上段) 但林希翎却“不安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一系列文学论文和时政评论,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由于“顽固抗拒”,被打成“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判刑入狱。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国为右派改正时,邓小平“御笔”亲批5个人──林希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和陈任炳为“终生右派”,不予改正.截至2009年,他们都已先后溘然去世,林希翎成为中国最后的“右派”。 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介绍,林希翎不仅是一个才女,而且绝不反共。1985年她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反共义士”盛情接待时,她却在演说中说:“反共义士”的称号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莫此为甚”。50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 结果,她被台湾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林希翎依然坚持她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恶秉性。林希翎就是林希翎! 2009年,林希翎在海外病逝,后归葬大陆……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林希翎在致邓公的信中愤怒写道: 1980年,林希翎在致邓公的信中愤怒地写道: “既然至今还把昔日的‘右派’分为两类,并且把我划入了不能改正的‘摘帽右派’中,那么我不得不庄严地声明:既然官方认为我的右派不是错划的,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给我摘什么帽子,还是把右派的帽子给我戴回去的好。因为在中央文件中曾指出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现在都已改造好了,所以可以摘帽。” “人家那些‘摘帽右派’是否改造好了教育好了都能变成左派了,我不知道。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是根本没有改造好,二十三年来,我对极左派官僚强加在我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罪名,我是从来未曾低头认‘罪’过和悔改过的。” “……1957 年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不仅至今基本不变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根本没有改造教育好的‘大右派’。在1958年7月我被捕的前几天,当年的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夸下这样的海口:‘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后来我用自己二十三年的全部言行事实来对抗罗部长的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和宣告了罗部长的预言的彻底破产和失败。” “……一九五七年我当‘右派’是不自觉的,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残酷的现实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终于发现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贼原来都是戴着‘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极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国救民就应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右派’好了。”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
【本站转载说明】钱理群教授本文写于2003 年 7 月 27 日~ 8 月 5 日,2009 年,林希翎去世。 |
钱理群 |
作者:钱理群 来源:原载《今天》/中国文学网 等 本站编辑转发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 1957年高校的热点话题: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1957 年中国校园内最大的热点话题。
百花学社的骨干、哲学系学生叶于生当时写有《我看民主》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平等机会”,“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34)
而另一位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在他的引起轰动的大字报《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里,明确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35)而且论者强调,“5·19 民主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试验,目的是要“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36)
而最让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深感困惑与不安的恰恰是,按其理想与本性应是民主化最有力的推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民主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保守倾向”,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甚至出现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37)
在他们看来,1957 年的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证”,这正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温床”;(38) 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即“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与“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以及“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39)
人们还这样提出问题:社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力完全集中于国家,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需要改变?”“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这样的体制改革,“是否值得考虑?”(40)
由此而提出的是对民主的如下理解:“民主权利除了它的阶级性以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41)
——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考,都是以民主讨论的形式提出的;因此,讨论中,有人特意重申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42)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年轻人,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理念、精神、制度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时隔四十多年仍能感受到并深受感动的。
§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讨论——先觉者难逃的宿命:必遭截杀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讨论,则集中在“特权阶级”是否有可能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产生,并如何防范这一问题上。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物理系学生沈迪克化名“谈谈”,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大字报,从留学生的选派、生产实习、毕业分配……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在新的时代”是否出现了“高贵等级”、“贱民阶级”这样的新的等级区分的疑问(43);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自然引起了轰动与激烈争论。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周大觉的理科学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这样的论断,并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还特别指出“官官相护”的现象表明“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44)
后来,周大觉又写了一篇《再论“阶级”的发展》,特意谈到他与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黄良元的争论。周这样介绍他的论争对手:“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据说,经过争辩,双方一致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但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地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并“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不平等还处在发展中,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同时“制止它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而下的解决的可能性”。黄良元因此认为应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必提到“新阶级”的高度。周大觉则认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已经)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45)
当时,驳难、响应者都不少;但由于很快转入反右,这类现实尖锐问题的探讨,自然就被戴上“fǎn党、fǎn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被扼杀,历史也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后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充满愤激、忧虑的发言,不能不有一种沉重之感:因为,当这些敏感的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慷慨陈辞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的事实:毛泽东早在半年以前,就断定这些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出生的”,“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而且他们背后站着的是那些随时准备复辟的“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娃娃没有经验,把什么……都端出来了”。(46)
这样,当林希翎说到“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的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47)
当有的右派在大字报中表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它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的意志)了,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掉”(48)。
对此,当权者自然要视为“大敌当前”,对毛泽东则意味着,他要“引”的“蛇”与“蚂蚁”终于“出洞”了。更为致命的,或许是右派的这些激进的观点和立场,也是1957 年的大多数大学生所不能接受或持有保留的。
这里,不仅有当时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从对党和毛泽东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也还因为右派们所敏感到的中国社会矛盾,当时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整个共和国还在向上发展,许多问题更是生活与思想都十分单纯的一般大学生所难以体会的——其实,我自己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我可以赞赏右派们的探索精神,但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最多只是承认他们的尖锐批判是一种“预警”,不加注意,发展下去“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却不是现实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林希翎们号召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很难得到大多数大学生的响应,他们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词甚至会引起反感。这都是后来的反右运动能够得到响应的内在原因。鲁迅说过,许多问题,敏感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这样的“思想的感觉”的“相差”常常要“到三四十年”。(49)
这几乎是一切先觉者的宿命。
§ 可悲可叹的历史大误会:“林希翎们”以为与毛是同道中人
可悲的是,右派大学生们非但没有听到前引毛泽东在1956 年年底和1957 年初所发出的那些警告,还听到了许多鼓励民主的“激烈”言论。
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记录了毛泽东当时在内部讲话中的若干惊人之论,如“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等等,(50)
这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本站注:其实,毛泽东此类“右派”言论不少,但绝对是“只许州官放火”的】,可能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但类似的言论通过不同途径传到林希翎们的耳里,就只能起到鼓励,甚至是煽风点火的作用。至少是产生了两个错觉:一是以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给他们这些“新社会主义的主人”(51) 以一个和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发动民主运动的权利——其实,不仅是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就是李慎之这样的有经验的老革命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觉:他听张闻天谈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真的“狂妄地”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贡献了(52)。
这是真正地不懂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发展”的权力,甚至“批判”的权力,都只属于领袖——即使是高级干部——更不用说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只有鲁迅所说的“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义务(53),若要乱说,就有“僭越”之罪。同样的话,领袖说了,是伟大的“发展”,小民们说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7 年的真诚而天真的林希翎们不懂、甚至要硬闯这条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但是,林希翎他们还引毛泽东为同道。
仔细阅读 1957 年校园里的右派的言论,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是锋芒毕露如林希翎者,谈到毛泽东,虽也有批评之意,如说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但仍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54)
龙英华在提出“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以后,甚至作了这样的判断:“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55)
而且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右派学生的共识。谭天荣也是把“5·19 运动”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56)
在他和他的同志的理解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历史大误会:这些一厢情愿的热血青年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已认定,“南斯拉夫的路线”是一个“修正主义路线”,铁托、陶里亚蒂、赫鲁晓夫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他本人正准备举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砍向国际与国内的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的右派,以证明自己绝不是“中国的铁托”:这正是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
不懂得毛式政治的中国年青人终于为自己的轻信与天真而付出血的代价: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1957 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57) 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 1956 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为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持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禁若寒蝉,仅一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打成重伤。(58)
§ 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大有人在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
如前所说,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 1956 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胡耀邦 1979 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 1957 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位元老、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59)
§ 上至中共高层下至普通百姓,凡与林希翎稍有牵连者在劫难逃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60)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1958年8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 1957 年著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61) 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
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1980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它任何联系。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 1979 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62)
1958 年林希翎《判决书》上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63) ——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64)
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持,并称其为“才女”。时为《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禁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65)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
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66) 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它帽子”。(67)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68)
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1965 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69)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林希翎的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
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70) 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71):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72)
§ 对林希翎的“处理”:与高层意向紧密相连。终于成为中国 '1957“右派”标本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
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73)
毛泽东在 1957 年7月所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74)
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 1957 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1957年11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
据王文在《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中透露,1958 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 1958 年7月21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75) 至于公安部长罗瑞卿所说的“办法”,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76)
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 1973 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了。(77)
但林希翎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 1975 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得了一个“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径而走。(78)
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参考文献/本页注释】
(点击这里:收起/Close)
【延伸阅读】 |
||
|
||
(本站 2005-09 编辑转发 / 2018-12-03 更新)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