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急急拼凑批判“檄文”

　　就在这种似乎清醒其实迷茫，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中，拼凑了四五千字，一方面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同胡适的观点“一脉相传”，对他的研究方法即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阐述和分析并不多，空洞结论和大帽子倒不少。另一方面，赞扬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介绍了文章的主要论点，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们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

　　尽管文章开头说“作为《红楼梦》的一个爱好者”云云，仿佛是个人读后感，到后来就换了口气：“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辩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俨然是报纸社论的口气，哪像是《红楼梦》“一个爱好者”呢？

　　我赶出初稿，向林淡秋同志交卷，他又细心改了一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决定在10月23日见报，作为《人民日报》对这场批判运动第一篇“表态性”文章。见报前，为了做个合适的题目，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三位反复推敲。直到深夜，才决定仿照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社论题目《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用《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署了我在报社用的名字。我轻声说：“邓拓同志，这种文章署个人名字不合适吧？”他挥挥手，微笑说：“可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午夜，我从王府井报社大楼走回东四十条宿舍，虽然很疲乏，心里却有点轻松，总算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同时，隐隐约约似乎有点明白：党报文艺部门的任务和我自己作为党报一名编辑的工作，大约就该这么做。

　　4、转而批判《文艺报》

　　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同时接受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要按毛主席指示精神，严厉批评《文艺报》，实际上是指责文艺界领导。他同《文艺报》领导冯雪峰等人都很熟，对文艺界领导周扬更是非常尊重，如何下笔，煞费苦心。那几天他也没有去办公室，在家苦斗几天后交稿，送呈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据说毛主席仔细作了修改，还亲自写了几段，定了题目《质问〈文艺报〉编者》。文章口气很大，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比如下面这些段落：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文章署名袁水拍。见报前水拍再三请求不要用他的署名，以“本报评论员”或短论形式为妥，但是上命难违，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后来为此署名招来不少斥责和嘲讽，他虽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战斗已经打响，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披挂上阵了。

　　我在那篇文章里写了“可贵的第一枪”字样，二十多年后收入随笔集《留春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时就改题《可贵的第一枪》。这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真的像50年代前期思想文化领域开展运动的“第一枪”（当然不是由我放出的），明艳的秋阳中顿时阴霾密布，硝烟弥漫。

   10月24日，接着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赶出来的《走什么样的路？》，邓拓在见报前亲自审阅，加了很有火药味的一句话“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

    同一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址召开座谈会，茅盾、周扬、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都出席，由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近二十人发言。主持人首先请俞平伯讲话，周扬最后发言。座谈会气氛虽然比较温和，发言者都还称“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语调都很严厉。10月、11月报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到《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这场“批判运动”就扩大到整个文艺界，批判的矛头也就不只是俞平伯了。

　　其后举行的中国文联座谈会上，胡风发言中从《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观点转向《文艺报》的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等等，情绪激昂，用词尖锐，于是引起反击。到1955年初，就吹起“批判胡风”的战斗号角，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让位给更大更重的战斗，后来迅速发展为敌我矛盾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踵而来的，就是对胡适的批判，肃清暗藏的 反*革命分子斗争，文学界又开展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直到1957年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迷茫烟雨迅疾演变为狂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