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革高潮中的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面对面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话。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负责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对当次谈话做了详细地全程记录。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内部谈话不准录音，但为了避免这些“造反小将”事后各取所需，毛泽东特别要求将那次会议录音存档。事后，谢富治又与这五个人核对了记录稿件，形成了统一的对外发布的文稿，这个文稿的执笔人就是韩爱晶。

韩爱晶的记录稿近两年在网上公开了（2006年飞扬军事网站也有转载），据我所知，这个稿件被韩爱晶本人认可。对比当年公布的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的记录文稿，韩的原稿要长得多，不过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原稿还有许多记录者本人的感想和当时的背景描述。本文引用韩爱晶记录稿，没有另作确认和考证的工作，只是根据该记录来分析文革动乱高潮中毛泽东的想法和心态，以更充分地消化那段不可复制的特殊历史。

本人此作分突变、潇洒、左右、结局四部分，陆续端出，抛砖引玉。

一、突 变

1968年夏，是文革大乱的顶峰时期，全国最著名的武斗，最大规模的造反组织军事对抗，最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都发生在1967年夏到1968年夏秋之间。1968年5月到7月，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与“对立面”清华四一四之间的武斗把这所中国最具盛名的学府变成了标准的战场。

1968年7月27日上午，担任北航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红代会（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小组副组长的韩爱晶来到红代会总部所在地北京大学，突然听说清华大学被好几万工人包围，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因此引发冲突。韩爱晶和蒯大富同属造反派中的“天派”，关系密切，韩爱晶不知底里，就赶往清华了解情况，他说：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雨还真的下了，但工人和学生不仅没有分开，还开了qiang，死了人。这场在文革历史中有标志意义的流血冲突就在冲突双方都不知内幕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发生了。

28日凌晨两点，韩爱晶接到北京卫戍区通知，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五大领袖”那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仪式，公开的、内部的，中央的、全国的、北京的，因此韩爱晶并未把这次召见当一回事，还问能否找人代他开会。答复是：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韩爱晶一开始就觉得有些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以前他们是从南门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汪东兴还常在门口等待迎候。而这次却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韩爱晶回忆：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qiang，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如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虽然韩爱晶以前见过毛泽东，但是被郑重其事地特意召见，还是第一次。挽着裤腿径入殿堂的草莽英雄感到了格外的荣耀和惊喜。

人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一干文革期间的实权派人马接见了这四位学生领袖。毛泽东同他们握手，称他们为“年轻人”。

毛泽东直奔主题，问蒯大富为何没来，并说：

”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这一下，学生领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包围清华的人果真是毛主席派去的。但过了很长时间才赶到人大会堂的蒯大富刚进去时仍然蒙在鼓里，韩爱晶具体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

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边。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qiang、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我相信，在场的学生领袖应当如同梦中，如同戏中，多少年后我们看到这个场面的记录，也好像是在读一个似曾相识的剧本。“谁让你们抓人？还不快放了！”多熟悉的台词啊！

“戏”演到此处，不知学生领袖们心中是否生出一丝疑惑；针对我们的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为什么不在工人包围清华大学之前召集我们开会？为什么要让蒯大富喊出“抓黑手”的口号后再由毛泽东自认“黑手”，把我们置于不忠不义之地？近四十年过去了，五大学生领袖还活着四个（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已病故），他们之中有谁提出或解答过这个谜题？

从蒯大富的角度讲，这位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起家的“闯将”，满脑子都是斗争、夺权，自己的队伍突然被几万人包围，抓捕，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抵抗，是“揭露”，是“告状”，是把对立面指责为“黑手”和“阶级敌人”。这一点，毛泽东能想不到？负责执行的谢富治能想不到？何况谢富治还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分别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肯定有特别指令，否则谢打个招呼是很正常很方便的。

这次行动完全是突然袭击，虽然行动的目的是制止武斗，完全必要，但武斗从何而起？是谁的号召和纵容？既然要突然袭击，为何又要事后召见，含泪安慰？

1968年7月末发生的这个事件，是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它象征着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和主力的造反夺权运动已经告一段落，这个段落来得突然，来得迅速，以至于在事变漩涡中心的五大学生领袖在面见毛泽东之前无一例外地蒙在鼓里。文革的编剧和导演者毛泽东主导了这场突变，把“小将”们置于股掌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好话坏话都说尽，一切真理在领袖，一切错误在学生。通过一场进驻冲突，实现文革运动主体的换位，还要被赶下历史舞台的人背着负罪和谢恩的双重情感债务。

从此，文革中以五大学生领袖和首都高校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运动宣告结束，大中学生被送往农村、农场、边远矿山和工厂，如同27日晚的那场大雨一样，轰鸣过后归于沉寂，轰轰烈烈爆发，潦潦草草收场，文革正版将此解读为“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潇 洒

毛泽东的“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等高校，是冲着压制武斗、克服派性的目标去的。这样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全国性武斗，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但在毛泽东眼中，却大不了是一场成人游戏。请听毛泽东说什么：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

也就是说，按毛泽东的看法，你们要是真想打，继续打下去也是选项之一。毛泽东还说：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一国元首，放任国民互相攻打，“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竟然“还是对的”，“地球照样转动”！天下之大，没有哪一个政治家能比毛泽东更有气魄了，“伟大领袖”当之无愧。

当然，除非疯了，谁也不能真的将这种毫无目的的内战持续下去，更别说“再斗十年”。毛泽东要制止武斗了，怎样制止呢？把话说到极端：

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qiang、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毛泽东对天下大局有着充分的自信和从容，要打就大打，真打，你们敢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挎上qiang，也不成。这也就是毛泽东敢于在一段时间内放任武斗的原因所在。

但是对另一类性质的武斗，干扰了毛泽东大局的武斗，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比如广西，从1967年起，拥护和反对韦国清的两大派组织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武斗风潮，伴随武斗的，是草菅人命的非法虐杀。据中国共产党柳州地方组织志记载，1968年历时数月的武斗，两派伤亡有姓名可查的死者422人（含柳州铁路局），耗费和损坏国家财粮和各种物资1000万元以上。在所谓的柳州“三大战役”中，两派相继投入武斗的兵力达数千人，武斗中使用的武器有：步qiang、手qiang、冲锋qiang、轻重机qiang、炸药包、高射机qiang、自制大炮、高射炮、迫击炮、六零炮、九二野战炮等。双方死亡达数百人，伤无数。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无数。柳州“联指”和“四二二造反大军”两派力量隔江对射，并对对方人员进行残酷屠杀。据记载：

4月起，柳州“联指”在江北的中共柳州市委礼堂私设监狱，先后关押六七百人。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军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保卫部”头头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人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造反大军”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被杀害者中，有名单在案可查的，即达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qiang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被推下邕江后，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1968年6月，广西两派的武斗越打越凶。6月26日至28日，“桂北民兵师”总部成员在灵川县委小会议室开会，决定到兴安国防四五三仓库夺qiang，并成立了夺qiang指挥部。6月30日至7月4日，在夺qiang指挥部的组织下，先后有桂林地区12个县的武斗民兵，及桂林市“联指”人员、柳钢部分“联指”人员，连续5天对军事国防单位四五三仓库发起11次冲击。冲击人数从500多人增至一万多人。

许多人腰插短qiang，手持匕首等凶器，对守卫仓库的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甚至开qiang，致使解放指战员114人负伤。这次抢qiang事件中，共抢走 qiang zhi5636支、子弹325万发、火炮61门、炮弹11137发、手榴弹1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物资和私人物品783件。这次夺qiang，不仅为大规模武斗提供了武器，而且暴露了国家军事机密，后果极为严重。为此，中央发布了措辞严厉的“七三布告”。

毛泽东面对这种局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就是对全国的武斗做一个示范性的制止姿态。毛泽东对学生领袖说：

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补充说：

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那时广西的武斗，已经不是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而是已经牵涉到了正规军，毛泽东不管不行。问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究竟有什麽必要展开那样一场全面内战式的武斗？潇洒恢宏之间，领袖视天下为玩物视百姓为蝼蚁的心态很令人胆寒。

毛泽东的“潇洒”还表现在他对大学教育的“浪漫”设想。他对大学未来的设想有四个方案：

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qiang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qiang，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qiang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对于派性严重的北京大学，毛泽东潇洒地设计着由于派性不和而搞“一分为二”的具体办法：

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招来大家笑声的话语还没有结束，如果都在北京怎么办呢？也有办法：

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

毛泽东挥洒着他不羁的想象：

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

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十年，一代人就这样“一天长大一天”地过去了。但是文科怎么办？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想好。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问他属于文科的师范大学还办不办，毛泽东说：

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

但他认为哲学、文学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大学教育：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插话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又说：

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文革期间的那个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但是说实话，那个讲法和用法，只能误导群众，愚弄百姓，凡是从那个“讲用”年代过来的人，都有实际的体验。如果说毛泽东的看法包含了某些不受学院、讲义约束，在实践中自学成才，自我教育的合理成分（作家没有几个是中文系毕业的），那么他完全否定法学教育就没有任何道理了：

至于法律恐怕是不要学为好。……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

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领袖，这样视法律视公检法为无物，文革的悲剧当然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有个“公安六条”，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就把谁抓起来，杀人放火者偿命抵罪，反*革命交“群众专政”，就万事大吉了，学什么法律？搞什么公检法？有军队，有监狱就足以镇压一切坏分子、反*革命！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法律“不要学为好”的后面，韩爱晶以删节号标识，说明他没有记全，致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伟大领袖的“天才见解”。但我们知道了，“砸烂公检法”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口号。
毛泽东还不忘提醒学生们，不要因为派性武斗忘记真正的敌人——“黑帮”。这个“黑帮”不是指现在说的黑社会老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和走资派：

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

毛泽东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教育”的设想蓝图是：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

概而言之，大学不需要那么些教授，至少不需要那么些文科教授。考试完全不必要。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学”出来的。他还津津有味地对学生领袖们讲当年几何考试画圆圈交卷的得意之作。不过，世界上有几个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不承认他是政治天才，还真不行。以他的学习方法为普遍的教育方法，很难行得通，不过毛泽东的如下主张却是合理的，超前的：

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

现在真是如此，我们的初、高中教育有很大的浪费成分——上了大学的还要重新搞基础教育，上不了大学的一年之内就把高中课程忘光了，搞那么复杂高深干什么？

毛泽东主张理工科大学要搞，搞原子能的，建筑的，水利的，化学的，物理要有大学教育，而文科则不一定：

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毛泽东潇洒，大气，指点江山，举重若轻甚至若无。五个多小时的随意谈话，一以概之，就是大学无非是斗批改，斗批散，要注重社会经验，实践经验，反对专家学者治学，反对权威，基本否定传统正规的教育体制。毛泽东的缺陷在于以偏概全，就拿到图书馆看书自学代替课堂教育来说，那些写书的人却大多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不受正规教育，谁去写书？图书馆的书从哪里来？即使华罗庚算自学成才，也是自学大学课程，没有大学，没有大学课程，自学什么呢？

但我倒是觉得，今天面对种种盲目的弊端丛生的应试教育、英才教育、考分教育，似乎应当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提炼一些合理的成分。

全国大乱中，毛泽东就这样挥洒着他的浪漫想象力，勾画着理想中的乌托邦。谁能概括出，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社会，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三、左 右

人大会堂湖南厅，与会者坐在半圆形排列的沙发上，毛泽东嘱咐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首脑王大宾要团结自己左右的人，也要团结左和右两个观点的人，他对王大宾说：

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毛泽东一些的位子上。陪同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的人，围坐在毛的左右两侧，跟着毛的思路插话、表态，恭谨，小心。韩爱晶记录：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当年公布的谈话记录中有这段对话，但没有这样的具体描述。黄永胜、温玉成1968年3月在“杨余傅事件”后由林彪推荐双双从广州军区调入北京，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总参谋长，代替杨成武；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代替傅崇碧。来到毛泽东身边不到半年，他们的毕恭毕敬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多次以马恩列斯等没有什么正规学历来说明学校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并非必须，他还提到了江青：

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此处韩爱晶记录：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

1968年，林彪、江青两拨人马尚在“蜜月期”，特别是林彪集团，在打掉了杨、余、傅之后才完整成型，他们对江青的“吹”和奉承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提到刚刚发生的工宣队进驻清华时的流血事件，他说：

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马上符合毛泽东，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马上附和林彪，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那时候不讲“以人为本”，讲以革命为本，斗争为本，死了四个、伤了五十个工人，被称作“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向毛泽东派去接管大学的工人开qiang一方的“司令”竟然是毛泽东的座上宾，那四个工人师傅却只不过是“最小最小的损失”，冤魂呐！

在对待学生领袖的态度上，毛泽东表现得比他左右的人更宽容，更大度。聂元梓婆婆妈妈，得到机会就为自己伸冤，多次提到地质学院等对立面半夜抄她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侮辱她。大家默然无语，毛泽东为她解围：

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下可好，聂元梓的名声没见得好转，哥哥姐姐却被伟大领袖钦定为“不好”了。

毛泽东赞赏地对韩爱晶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此时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此处韩爱晶的描述是：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插话：“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再次为“小将”解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就北航插手国防科委运动以及其他一些“串联”的事情，周恩来、康生都做了询问。

周总理问韩爱晶：“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韩答：“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周总理释然：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周恩来想的还是维护秩序，维护正常运转。

毛泽东则仍然考虑大事，考虑政治。他嘱咐韩爱晶：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康生再次表态：“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当周恩来询问为什么广西某派的人来北京住在北航，还在北航召开会议，康生说：“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爱晶极力辩解，但康生、姚文元等还是抓住不放，毛泽东再次说话：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不过，这段对话只在韩爱晶的记录上有，涉及个人利害，他把康和姚的一些插话用删节号代替了，只留下毛泽东替他打圆场的部分，至少需要部分存疑。但是，应当相信同等情况下毛泽东的宽容度似乎比他左右的人更大一些，他不太在意一些细枝末节，只把握“好”和“不好”两端大节。

据韩爱晶的记录，当天江青显得很“大度”。江青批评谭厚兰对对立面的围攻，谭厚兰的理由之一是对立面“兵团”“攻击江青同志”，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

这样的高姿态显然很得人心，韩爱晶记录：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这里指聂元梓）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清华）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主席”、江青在这里显示了充分的大度，因为他们知道文革的真正目标、真正对象在哪里，“人道主义”用在哪里，不用在哪里，收放自如才对，否则会“宽严皆误” （比如为了逼供取得刘少奇“叛变”的材料，当然不能对病入膏肓的证人讲“人道”，那时的说法是“抢救为专案服务”，江青的指示则是必须抢在证人死去之前搞到口供）。

毛泽东还说：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毛泽东一句话，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听这番话，毛泽东应当是维护言论自由的“典范”。说句实话，如果张志新案报到毛泽东那里，她是不会被qiang毙的，但不幸的是，她落入了毛泽东的侄子，和蒯大富差不多年纪的毛远新手中。也就是说，当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保护“言论自由”的“自由”和“权力”。可这样随情随性的“保护”，能恩及几人？

毛泽东还提到了联动：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赶快出来揽责任：“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毛泽东不领情：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继续虔诚表态：“没叫我抓那么多。”毛泽东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彭小蒙是一位中学生，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文革初期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红卫兵运动由此兴起。但姚文元却补了一句：“她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姚文元告诉他，是红十字会秘书长。

会上陈伯达插话很少，也许是他自知口音难懂，也许想要言之有物，但也还是碰钉子。陈伯达随大溜说了句：“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毛泽东却当即拦下来：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改口不该意，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陈伯达却不甘心，又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有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泽东再次反击：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陈伯达仍不知趣，当着毛泽东的面教训韩爱晶∶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更为不满：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陈伯达一共没说上几句话，还弄得很没面子，联系到不久后毛泽东否决了他草拟的九大政治报告讲话稿，可见陈伯达的失意应当不是一天两天了。

林彪仍很寡言，要麽在毛泽东询问时答上一两句，要麽把毛刚说过的话小结一下，给毛“敲敲边鼓”，不像江青那样高调，也不像康生、姚文元那样居高临下教训“小将”，更不像陈伯达那样不识趣。属于他自己的判断和见识的是下面一段话：

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韩爱晶记录的“开车”，林彪的习惯说法实际上是“转车”，坐在汽车里漫无目的地兜风，那是林彪很少的几项“享乐”方式。他通过街头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大标语多少来判断形势和动态，保持着军人的敏锐，也坚持着政客的韬晦。如果他始终这样谨慎寡言，会有“九一三”吗？

 四、结 局

看来韩爱晶是五个学生领袖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人。在“伟大领袖”绝对主导的这场漫长、跳跃、主题对象不定的谈话中，韩爱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毛泽东肯定韩爱晶的提问，后来毛在文革中又多次提到“党内斗争史”，包括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和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都多次掰着手指头历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1968年7月回答韩爱晶提问的这一次，比上述所有的回顾都要早。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这种分裂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夺权也要“七八年来一次”。此时，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仍在不断的酝酿、充实过程之中。

林彪补了一句：“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接着说出了他的答案的核心部分：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姚文元补充说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说法与其相似：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其实这些回答与毛泽东的思路不符，中国的前途取决于大势所趋，而不是具体哪一个人接班，本来韩爱晶的问题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会如何，在这里拿林彪的接班作为理由是文不对题。所以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韩爱晶的“杞人忧天”式的担忧是一贯的，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说：

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毛泽东赞扬韩爱晶：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说到这里，毛泽东认为应该收尾了，他再次强调了历史的曲折前进规律之后，站起来宣布散会：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此时大家也都站了起来，围在毛泽东身边，与领袖握手告别。

以下韩爱晶的记录带有十分浓重的伤感色彩，不是身临其境是写不出来的：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1968年，毛泽东就要女服务员搀扶了，这比我们想象的要早一些。韩爱晶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黑色布帘的，那是划分神与人的中线。但还不光因为如此：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走出会见大厅，韩爱晶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只凭对自己感觉的恰当把握和准确表达，能看得出韩爱晶文字水平确实不低，应当是五大领袖的佼佼者。韩爱晶“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其他四位学生领袖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在谢富治的主持下核对笔记，统一口径，谢富治说：

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于是，六个人共同核对笔记，由韩爱晶执笔完成，大家签名后交给了谢富治。第二天，全北京、全中国都看到了那个会议纪录。不过我们看到的这篇韩爱晶的记录并不是那个改定的公开版，而是韩爱晶自己的笔记。

此时已经是28日上午，谢富治带队前往北京航空学院，看望跑到那里的清华“井冈山战士”们，然后再去清华大学平息事态。蒯大富、韩爱晶同属“天派”，蒯大富暂住在北航。一个转换舞台转换主角的幕间休息很快结束，下了舞台的角色该回家了。

——聂元梓，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初期领头签署了炮打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参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假案；

——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带头炮打刘少奇，诱捕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策动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死伤严重；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组织冲击国防科委，因连续静坐抗议28天而大名鼎鼎；带头调集人马围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亲自动手将彭德怀元帅打成重伤；组织各种调查组插手全国甚至军队的运动；

——王大宾，地质大学学生，地质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带头冲击地质部，六十天四进地质部绑架部领导立下“战功”；参与主导绑架、拘禁、批斗、毒打彭德怀元帅。

他们分别在1968年前后离开所在学校，到偏远地区工作或劳动，又于1970年前后被关押、审查，文革结束后被分别以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诬告陷害罪、杀人罪等罪名判处17年到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聂、蒯最长，王大宾最短。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厚兰1982年免于起诉获释，同年死于癌症。

多少年过去了，重新整理出当年谈话记录的韩爱晶肯定忘不了再次从“黑布帘”中走出来的毛泽东，忘不了毛泽东 “不要整蒯大富”、“不要整他们”的“谆谆教导”，更忘不了毛泽东对他关于百年之后中国前景提问的答复。

毛泽东曾有许多许多表态，比如，他说要保贺龙，因为贺是二方面军的旗帜；他说罗瑞卿反林彪还没有反他，至多是反对他到长江游泳；他说真理也许在彭德怀手中。比起这些功勋卓著的将帅，“学生领袖”们的分量无足轻重。何况他老人家还当着五大领袖的面说，“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有确定对方错了，领袖的宽大才有意义。

五大学生领袖在毛泽东还在世时就陆续失去了自由，但主要理由却是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这些造反者曾给别人捏造了许多罪名以成就自己的造反功绩，结果又被同样捏造出来的罪名剥夺了自由。当动乱结束后，他们才开始为当年的捏造和迫害行为服刑。可惜，他们不是民族危亡时代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他们不是建国初期大显身手的“初升太阳”，他们是一个荒谬混乱时代的畸形产品，而韩爱晶这样的打手还曾时时刻刻担心着百年之后中国是否会分裂，是否会“改变颜色”。我感兴趣的是，今天的韩爱晶更认同“继续革命理论”，还是更接受改革开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