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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愚昧的文革武斗真实照片
一、简介
1967年，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之下，中国被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掀起了夺权和卫权的内斗局面。在毛泽东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策动下，逐步发展为武力冲突，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武斗。军队奉命支持左派，导致武斗进一步升级。在全面夺权之后，造反派成为毛泽东重组权力的障碍，遂被有计划地放弃，遣送到农村，从而逐步结束了武斗的全面内战。
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武斗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据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曾经有一个调查组，名为“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二、十大武斗事件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2.1、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当时是67年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发令对守卫青海日报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百多人。根本不是武斗。可以说青海就没有发生过用枪的武斗。"
2.2、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2.3、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怀化武斗事件可以从现怀化政府网中有据可查仅死10多人=======这些事件都是真实的历史，当时的报纸和政府档案里都有记录。"
2.4、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2.5、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所罗列的事件，有些不是属于“武斗”性质，而是属于“清队”运动的扩大化，两者最好不要混淆，如“内人党事件”。"
2.6、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2.7、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本文中所列举的事件严重失实。所谓陕西省宝鸡地区在1968年12月-1969年2月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根本不存在。所谓“八间兵工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职工有45400（一多半）人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297人被当地军官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市革委会军代表，宝鸡驻军两栋营房被炮火击毁."一大段描写纯属捏造。本人就是宝鸡市人，经历了那个年代，自然了解事实真相。本文的作者所说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什么“八间兵工厂，7万职工有45400（一多半）人被列为。。。反革命”，可能吗？别忘了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们（包括本人）作为工宣队，正在进驻“上层领域”。谁能、谁敢对我们乱扣反革命的帽子？还说是是多一半人，太荒唐了。所谓动乱，也是子虚乌有。那时候，宝鸡地区和全国一样，虽然也有武斗事件发生。但比较起来都是小打小闹，根本没有伤亡那么多人，全地区最多也上不了百。更谈不上出动什么坦克、装甲车、喷火器，死伤48300多人。作者所说的那个时段（1968年12月至1969年2月），全地区小武斗已经结束。因为工宣队已经进驻各学校，军宣队已经进驻各重点单位，流散的枪支已经收缴完毕。此后，没有发生过。作者以前的文章，我也看过，还都不错。这次转写文革题材的东西，看来还是了解事实不够。那个年代的事，平常说说还则罢了，要写成东西发表，就一定要慎重。就算引用别处资料，也需慎重审核。"
2.8、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广西南宁武力攻打“四·二二”据点事件这是1968年7月中旬～8月上旬，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民兵“联指”派武装人员，攻打广西“四·二二”派组织在南宁市据点的大规模军事战斗和流血事件。因双方主要战场在解放路，故又称武装攻打解放路事件，或称武装大军打南宁事件。1968年５月～7月，广西武斗战火熊熊，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和流血惨案连续发生。“四·二二”派处境艰难而仍然坚守其在南宁市日益缩减的武斗据点。针对广西两派武斗不断，并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杀人放火、抢劫抗美援越军用物资等事件，５月１７日，广西革筹小组向中央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据“文革”后的复查，所谓广西“反共救国团”纯属子乌虚有，凭空捏造、为推卸乱局责任、镇压对两派而制造的冤案。1968年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关于解决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布告》，又称“七·三”布告。《布告》措词严厉地谴责了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布告》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要求广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七·三”布告把“四·二二”派在“文革”中派性组织的普遍行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来解决，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和后果。“七·三”布告后，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连续为镇压“四·二二”派做舆论准备。７月１２日，“联指”派和“四·二二”派在邕江大桥和朝阳路一带发生武斗，双方使用了步枪、机枪等武器，“联指”派在向“四·二二”据点进攻中，施放催泪弹。当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自７月１0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2人，伤多人。１２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有二三百人中毒。”７月１3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谴责“四·二二”在其控制区武装布防，阻断交通。７月１3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号召全区进一步掀起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从而在全区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生大批乱杀人的事件和血案。７月24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十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大刮“十二级台风”的杀人狂潮。７月１５日上午，广西军区、广西区革筹在南宁在自治区体育场召开１５万人参加的“南宁各界热烈欢呼、坚决贯彻、誓死捍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大会”。会上，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会后，军队和“联指”派联手，在全区掀起镇压“四·二二”派的狂潮，以此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七·三”布告发表后，“四·二二”派的头头当时就明确认识到：“自知死期将至”，但“有对追随毛主席起来大造走资派的反，两年多来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如今却被抛弃”，而“决不甘心”。决心在这场镇压与反镇压的生死决斗中，“悲壮应战”，直到“悲壮牺牲”。在７月１５日那天，参加大会的南宁市河南片群众经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派控制的桥头据点的武斗人员的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2人。“联指”派武装人员和广西军区部队炮兵，向“四·二二”派据守的解放路据点进行了炮轰。“四·二二”派又向会场附近发射炮弹。大会主持人在会上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七·一五”事件前，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南宁问题”，指使“联指”派头头，要消灭“四·二二”派在南宁的武斗据点。为此，7月2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副总指挥杨录等率人到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要求部队支援“联指”武器。得到同意，他们从警备区搬走了几十箱子弹、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弹药，并在后来的攻打“四·二二”派据点前夕，又从警备区得到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七·一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动军队，对“四·二二”派进行“摧毁性打击”。并责成南宁市警备区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派在解放路和百货大楼及展览馆一带的武斗据点。南宁市警备区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指示，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派据守的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武斗据点问题。会议形成的报告上报后，得到了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同意。由此，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解决广西和南宁问题，给中央做出报告，得到批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市警备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调动6912部队、6936部队、6966部队和广西军区警卫营、南宁军分区独立营等部队，及玉林、陆川、贵县、马山、邕宁、横县、崇左、武鸣、上林及南宁市郊的“联指”派武斗大军联合攻打南宁“四·二二”，即后来“联指”派称之的“九县一郊打南宁”。广西“联指”为了趁机彻底打垮“四·二二”派，也紧张地调兵遣将，筹集武器弹药，并成立了“前线总指挥部”，对武力攻打解放路的“四·二二”派据点进行了策划和部署。在1968年7月以前，南宁市形成“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两派武装割据、军队和“联指”派已经将“四·二二”派分割包围的局面。南宁市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为“四·二二”派在武斗中剩下的在南宁市区的主要武斗据点和工事。７月15日下午，广西“联指”总部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总指挥颜景堂向到会的“联指”各常委和部分分片的头头，传达了广西军区对攻打“四·二二”行动的指示，对“联指”打头阵，军队跟进的作战部署进行了说明。会议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杨录任副总指挥。前线指挥部设在南宁饭店。并将南宁市区分成朝阳、河南、卫东、延安、红卫、西郊、北郊7大片，各片也成立指挥部。会后，广西“联指”副总指挥姜占德，向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汇报了会议情况，得到同意。7月15日，“联指”派出动配备现代化武器的武斗大军，使用了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火箭筒、自制土坦克、炸药包等武器，首先开始攻打“四·二二”派据守的解放路外围据点百货大楼。守卫百货大楼的“四·二二”派武斗人员展开了“实力悬殊的浴血抗战”。据参战者回忆，当时他们也大有“明知是死，也要抵抗到底的悲壮气概”。经过几个回合的进攻和失利，现场观战指挥的广西军区负责人提出：用炸药包把他们干掉。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副提出：不要把百货大楼都炸掉，留个空，好教育全市人民。“联指”派武斗人员用警备区发的炸药包，对百货大楼进行爆破，未果。至7月21日，“联指”派从其据点——南宁贵剧院的炮兵阵地向百货大楼进行猛烈炮轰，该大楼东北山墙坍塌，二楼和三楼燃烧。经过16天的激战，8月1日，广西部队动用大量炮兵和部队，与“联指”一起拿下了百货大楼，而此时该大楼已成废墟一片，尚留下活命的少数“四·二二”派武斗人员，从断墙残壁中爬出来，举手投降，做了俘虏。据有关材料称：7月15日，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１８点５５分至约点３０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１９口，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7月16日，从中午12时至晚上，“四·二二”派控制区的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下午四时许，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当时“四·二二”派的高音喇叭在广播揭露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当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做鬼！”同日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八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对“四·二二”派实行“扫清外围战”。7月16日开始，部队全面投入战斗，会同“联指”派九县一郊各路武斗大军，向“四·二二”派控制的据点展开全面进攻。攻击炮火不断击中解放路、民生路、博爱街和上国街的房屋，引起大火。而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联指”向全市人民广播：“四·二二”派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要把南宁市变成一片焦土。激起我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强烈义愤！7月17日，部队和“联指”派的武斗大军，向“四·二二”派控制的解放路展开猛烈进攻，炮火惊天动地，枪声连成一片，战地高音喇叭时而响起命令“四·二二”派“立即投降！”“缴枪不杀”的喊声。而“四·二二”派武斗人员宁死不屈，同进攻者进行街垒战和逐屋争夺战。炮火和双方投掷的燃烧瓶，在上国街、民生路、博爱街、永明街、汉乐街、自强街引起大火。与此同时，“联指”派和部队的配合，集中炮兵轰击邕江上“四·二二”派控制的船只，连同此前的两次炮击，共计击毁和烧毁166艘船只，被击毁、烧毁的船只舶及物资，损失共计一千多万元。而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联指”向全市人民广播说：“四·二二”派匪徒放火焚烧载有援越物资的船舶，犯下滔天罪行！7月18日以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广西军区调动新的增援部队投入战斗，对解放路一带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炮击引起大火，双方投掷的燃烧瓶也引起几条街道发生火情，“四·二二”派在熊熊烈火中坚持抗战，与进攻的军队和“联指”派武斗大军进行殊死搏斗。广西军区对“四·二二”派的军事镇压，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认可。此前，广西两派组织代表奉命赴北京参加学习班，向中央文革汇报广西两派和武斗情况，解决广西问题。就在南宁武斗炮火连天之际，广西“四·二二”派代表向中央文革控诉“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广西军区”对“四·二二”派的军事镇压。很快，中央文革对此做出反应。7月25日下午１时５分至６时１５分，中央文革主要领导接见了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并对广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在这次接见中，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尖锐，措辞激烈。康生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接着周恩来也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指责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飞的训斥口吻，所有中央首长的讲话，都把正在进行的南宁武斗的罪责一概归罪于“四·二二”派。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针对“四·二二”派代表在北京贴出“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的大标语问题时，温玉成、吴法宪、康生、总理都异口同声地将此斥之为反革命行为。周恩来代表中央明确表态：“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周恩来等人更进一步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当“四"二二”赴京“控诉团”苏振国说到梧州烧房子时，总理说：梧州问题今天不再谈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对柳州铁路中断，抢夺军队武器和援越抗美物资问题，康生、温玉成、吴法宪、总理都斥责说这是反革命事件！周恩来在会上表态：“四·二二”组织里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会上，康生重申了中央的观点，将“四·二二”派拥戴支持的谢王岗打成“国民党特务”，将保贺希明、霍泛、袁家柯的问题作为“敌人”。由此，“四·二二”派所以立足的根本，即“保伍反韦”的问题，被中央文革当着“四·二二”派头头的面，予以否定。“四·二二”派灭亡在即。会上，中央文革点名批评了“四·二二”派的头头，并把南宁问题的责任归罪于朱仁、曹东峰；柳州问题归罪于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廖伟然，及柳铁“工机联”的头头王反修，张炎被打成其“黑老板”；桂林问题归罪于刘振林、刘天偿。在广西军区部队取得“南宁大捷”后，8月18日，在北京的广西联指头头拘捕广西“四.二二”九头头进北京卫戌区司令部，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与此同时，广西开展了大逮捕，“四·二二”派的这些头头和其他主要头目、组织骨干等数万人，均遭到关押和逮捕。这次讲话，后来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广西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成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它标志着在广西，军方支持的掌权后由造反派演化而来的新“保守派”与争夺权力的造反派决战时刻，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决定抛弃后者的立场和态度，也就必然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武斗以更大规模进行。7月31日拂晓，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调动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一个连、炮兵642团两个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装人员，攻打“四·二二”派的另一据点展览馆。军民联手进攻，共计4000多人。指挥部设在圆明饭店，下午3时开始包围炮击。8月1日上午8时，围歼结束。共打死“四·二二”派该据点武斗人员23人，伤5人，俘虏470多人。据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Ｘ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８月１日８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８月２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在检讨的当天，命令６９１２、６９６６、６９３６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１２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至8月1日，百货大楼和展览馆均被攻下。当天，军民联欢，“联指”派举行庆功会餐。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公告》，谴责“四·二二”“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革命事件”，并勒令其“不折不扣地、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出武器”，否则“定将依法严惩”！8月2日，参战部队以“武装救火，收缴武器”为名，派出两千多人的部队，合同九县一郊的武斗民兵和“联指”派武装人员，集中力量，围攻“四·二二”派的最后占据的解放路。8月4日，部队和“联指”派加大进攻力度，向解放路进行更加猛烈密集的炮火进攻。解放路银行被炮火击中起火，“四·二二”派从金库中抢出50多万现金，给银行人员打过收条后，装入4个麻袋。后经讨论将其全部烧毁，以示明知一死，但“不能留给敌人”的决心。8月2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检讨错误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六人，伤五十二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二十三人，伤五人。8月5日，在围攻者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下。当天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四·二二”派的“俘虏”出来，被押到广州照相馆门口，26人，被集体枪决。8月5日下午和晚上，“联指”派在南宁市多处进行庆祝胜利大会和庆功宴会，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负责人纷纷向“四·二二”派表示庆贺。8月6日，从南宁解放路、展览馆等地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联指”派一大批人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联指”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8月6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韦国清和欧致富等4人，向中央发出《关于南宁“新四二二”在解放路一带烧杀抢情和我们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称：近半个多月来，新四二二在其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原民生路）、新华街一带，连续放火、杀人、抢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他们烧毁百货大楼、土特产商店、邮局大楼、新华书店、食品店、华侨商店、等许多商店技术前民房，烧毁二十多条大船和一部分小船。放火前先抢东西。部队和群众去救火，他们在工事中开枪射击。据不完全统计，抢去国家粮食190多万斤，大量布匹、百货和药品，十几个旅店被洗劫，有女旅客被奸污；残杀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各一人，在解放路和邕江大桥打死解放军2人，打伤64人；火力封锁邕江大桥和市中心朝阳广场两个多月，袭击车辆，打死打伤行人数十人，使市内交通断绝；炮击军区、高炮团、六六0团和南宁市革委会，用炸药爆破驻军的民族电影院和工农兵饭店；打通民房挖地道；修筑工事，赶走居民；用机枪扫射住有外宾的西园招待所。因此，我们准备使用15个连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完成包围后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如继续顽抗，力争分化瓦解，让其自己揪出坏人，放下武器。如火力突围，则搜捕其头头和指挥者，避免群众伤亡。该报告得到毛泽东批示：照办。这样，这场在南宁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烈大战，就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恩准，成为当代中国“奉旨征讨”的行动。解放路战斗结束后，在上述三个据点据守的“四·二二”派成员，及未“随军撤退”、参加武斗的“四·二二”派家属老人、妇女、孩子，以及家住解放路、民生路等地的群众9800多人成为“俘虏”，被收容、关押、审讯、殴打，有的被毒打致残，还有许多人因受不了酷刑，企图逃跑而被枪杀。许多人被分批拉到邕江边处死。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四·二二”派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的地下人防工程。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邕江流域下起大雨，水位看涨。为消灭这最后一批“四·二二”派的“匪徒”，“联指”前线指挥部拟定了用水淹的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一个主要头头去请示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时，韦国清大怒：“你们混帐！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懂不懂？国际斗争，世界革命，懂不懂？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８月８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据当时《广西日报》报道，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五八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在防空洞中的“四·二二”派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杀。其余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一时间，邕江河水驮浮难以计数的人尸。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有材料称：韦国清等人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每捞到一具，可以由公家报销人民币10元钱。大洪水退却后，军队和“联指”派武斗人员从地下人防工事中抬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而这些人未计入这场武斗大死亡人数之中，因此具体数字难以确定。“南宁大洪水”后一段时间，广西区革筹在正式的报告材料中向中央报告，南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而在1979年广西四届人大会议中，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提供的一份材料声称：1968年“七·三”布告后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在这场屠杀中，“四·二二”派人员曾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用明码电报发报求救，并曾派人突围上北京紧急告状求救，但均未得到回应。至此，南宁市的武斗战事宣告结束。在南宁市这场大规模武力围攻“四·二二”派据点的镇压事件中，参战人员使用了轻重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座力炮、火箭筒、战防炮等武器。据官方材料称：在该武斗中，双方共被打死1587人，其中“四·二二”派被打死1340人，后来各县领回的7012名俘虏人员，在途中又被枪杀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246人。在这场灾难性武斗中，南宁市共被烧毁33条街（巷），致使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六千万元以上，人民群众的财产则无法统计。给国家和广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8月18日，在北京的广西联指头头拘捕广西“四.二二”九头头进北京卫戌区司令部，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与此同时，广西自治区全境开始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坚决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的同步行动。仅1968年７月至８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 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各地杀人凶手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害、成批打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戳死、成批掷下矿井屠杀、成批丢下山洞屠杀、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据有关史料记载：1968年７月至８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１．３３％。钦州地区７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2.9、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新疆石河子在1967年1月26日，发生了'一•二六’血案，石河子独立团值班部队开枪共打死26人，打伤74人。这就是有史以来发生在新疆石河子最著名的一场血案！1979年1月19日，经中央同意，自治区党委做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为“石河子‘一•二六’血案”受害者平反。石河子地区从未发生过声称的所谓‘1975年5月的武斗事件'"
2.10、1975年云南镇压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伊斯兰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云南省发生的最大武斗不是所谓“XXX共和国沙甸事件”（是有这回事），而是1967年的“滇西挺进纵队”（派系属“炮兵团派”）事件。”
2.11、 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的武斗
重庆的武斗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战斗双方是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沙坪坝公园的重庆八一五派武斗死难者墓园从1967年直到现在都始终存在，不相信的人可以去参观，但基本被锁闭，只能在院墙外窥视。前不久，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专程去采访过，并有视频节目播出。
2.12、云南1967年的“滇西挺进纵队”（派系属“炮兵团派”）事件
2.12.1、事件起点－－－一平浪镇
一平浪镇位于禄丰县西部，距省城昆明126公里，距州府楚雄53公里，距县城22公里，距安楚高速公路30公里，320国道、张一线、成昆铁路横贯全境，交通十分便利。东邻金山镇，西壤旧庄镇，南接罗川镇，北连舍资镇。
2.12.2、派别论战 制造假案
据《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361页）记载：“文革时，这里有过派别的论战、制造冤假错案，也有过震惊那个时代的‘滇挺’事件。1968年1月10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人，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两派武斗，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据以后查证，工八团从未使用过这个名称），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未加核实，即上报中央。1月21日，工八团驻下关的全部人员700多人，携带武器离开下关返回昆明。当天，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讲：‘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这些话，为军事围歼定下了基调。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及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此后，在1968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军内外不断举办了‘反革命政治武装土匪滇西挺进队罪行展览’，在‘划线站队’和‘清队’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军内外一些领导干部被诬陷为‘滇挺’的‘总司令’‘总指挥’‘密谋策划者’，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有的致残致死。仅据大理州统计，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干部、群众被打死、逼死700多人，被打伤致残2000多人，受株连的达10万余人（粉碎‘四人帮’后已平反）。”
2.12.3、
1967年初，阎红彦成为红卫兵揪斗的对象，阎红彦躲进了云南省军区警卫团，1月7日，造反派大队人马开进省军区大院，要揪斗阎红彦。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的党龄和军区政委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大院，造反派才退兵。不久，造反派发生分裂，一派叫“炮派”（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一派叫“八派”（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1967年3月，张力雄出动武装，逮捕了呈贡大联合指挥部的2名负责人，逮捕了“11.30”组织的5名负责人。北教场武斗后，“八派”的涂晓雷发表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文章，诬陷张力雄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配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7月，黄兆其、涂晓雷又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一文，诬陷张力雄和朱家璧夺省军管会的权，搞得昆明满城风雨。谢富治在成都对张力雄说：“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作了充分的调查，李成芳不是叛徒。不存在李成芳是叛徒的问题。对李成芳同志要支持，要帮助，是支持的方针，不是打倒的方针。打倒李成芳是错误的，不能随便揪斗。你张力雄也要作自我检查。”张力雄主持了斗争会，斗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叁天。8月，云南武斗加剧，张力雄被任命为省军管会副主任。 1967年12月31日，毛泽东接见昆明军区、云南军区领导，张力雄在被接见之列。省军管会内部存在着支持“八派”和支持“炮派”的分歧。 1968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13军、14军领导人会议，对省军管会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和张力雄进行了批判。5月1日，中央没有发票给张力雄上天安门观礼，张力雄闻讯大哭，旧病复发。当时云南有个工役制工程部队8团，负责修建省内国防公路，工8团持“炮派”观点。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康、张力雄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少将被指责为工役制工人的后台。由于下关发生武斗，工8团被打死7人，工8团的负责人带领77人从昆明出发去下关，欲将留在下关的工8团600余人接回昆明。此事被定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案”，昆明军区按照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派部队进行围剿，工8团184人和甘海资煤矿95人丧生，工8团480人被捉。 1968年2月4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在北京的红山口军营举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时间长达半年，参加的人多达1980人，学习班的主任是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中将。5月19日，谭甫仁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委，5月27日，“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两派发生了争执。谭甫仁对“八派”负责人说：你放心，我谭甫仁到昆明后，一定和你们“八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谭甫仁对“炮派”负责人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省革委，你不要在那里搞。6月，张力雄在学习班上被批斗。学习班结束时，谭甫仁发表了讲话，他说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1969年1月，谭甫仁在讲话中认定赵健民、张力雄等叛徒、特务、走资派是伸进“炮派”这一群众组织里的黑手。张力雄还被说成是“滇东北挺进纵队”的后台。 1975年初，中央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32人到北京开会，解决派性问题，落实党的政策，将部分在地方上任职的干部调回部队，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张力雄调任江西省军区政委，离开了云南这一是非之地。 在江西任军区政委时，讨论著名的李九莲案，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只有张力雄等三人投了反对票。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被评为“全军健康老人”。2.12.4、
2.12.4、
进厂后不久，红卫兵的浪潮很快就冲击到了厂矿企业，将企业中本来隐蔽着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全部表面化了。大理州纺织厂是1961年阶级斗争为纲鼎盛时期的产物，它的企业组织结构模式是以传统的阶级理论为前提，以政治为统帅的官办企业，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原始宗派模式，因此一开始就隐伏下了它后来必然的经历和消亡的命运，是全民企业最为典型的代表作，详情也只能是专章叙述或作为学术讨论的典型素材。这里就不再赘述。厂里分为两派是1967年底的事情，很快就展开了“四大”和揪斗，生产也就不再是那么正规。在这篇回忆里，我仅只能是举几桩例子，据此可以窥见全民企业生产组织和生产的落后和混乱，但是一直至今，这种状况仍然是被极其强大的“传统观念”势力所笼罩而未能被真正揭示出来，成为不正常的传统结构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强大障碍。
我们的招工手续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就是招工者到政府（劳动局）办理手续后就到各居委推荐的待工人员中挑选，这种违背基本人权的做法仍然是至今国际上通用的招工模式，在这种招工模式里是没有什么人的尊严可谈，实质上也就是最原始最残酷的廉价劳动力模式，一直至今，至多仅只是所采用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因为还没有人能够将其提到学术的层次上来讨论，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学术课题，至今，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课题的学术性文章，可以想见还没有人能够提出这方面的学术
课题，当然也就不存在会不会有人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以后，而在自由民主世界里是根本不可能有人会想到要做这个学术工作的，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被招,刚到厂里等待报到，那位领队的招工干部突然走到我跟前说：“你来一下，我们开给你介绍，退回劳动局。”我莫明其妙地问：“为什么？”他虎着脸瞪着眼厉声说：“我们不需要你。”我心里一沉。此时只见几个女孩连忙跑过来说：“你搞错了，不是他。是那边那个瘦高个。”干部跟着女孩们走了过去，却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瞪我。原来是女孩告发瘦高个迭二话。那瘦高个出身好，耍个赖，认了个错也就了事，并没有被撵走。人们常讲第一印象最为重要。我孤僻寡言，为什么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总是很恶劣，总是受攻击的第一目标，我指的是工作场合。因为在平时非竞争的正常人际交往中，我又是最受欢迎的角色，一说是诚信可靠。但一处于具有竞争性质的工作环境中，尽管我只知道踏实做事，埋头苦干，我生性善良，说直接一点应该是生性懦弱，老实巴交，不善言词，因此也就不喜交往，沉默寡言，并没有丝毫（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竞争意识，想来大概也就因为这样，让人初见时难以捉摸而产生的误解。却总是被喜欢踩别人脊梁投机钻营者视作最危险的第一竞争对手。不过，时间一长，若了解真情以后，加上我的黑色出身，也是邀功者可以放心大胆的攻击目标，以作为晋升的政治本钱，因为不用担心我会还击，也不用害怕我的还击。难怪我自毕业以后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屡屡遭到无端攻击，总是以剥削阶级黑崽的理由被辞退。后来在厂里的遭遇也证明就是这样。在传统的招工模式用工制度中，做人的尊严本来就已经不存在，在传统阶级理论的政治环境中，剥削阶级黑崽的境遇就更加惨了。
在这种毫无尊严可言的招工和用工模式中，全民企业（包括后来改称的国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就是这样被摧残的，这不仅只是在中国大陆，凡是在廉价劳动力招工模式的国家都是如此，只不过在中国大陆的具体表现是被传统的阶级理论掩盖了而已，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潜力的释放是被传统的阶级理论所束缚和摧残。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必须要敢于面对和必须解决的最为关键的课题，而不应该回避。能不能用科学的态度正确面对这一课题恰恰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跟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的最根本的区别，却始终没有能够引起注意，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学术工程，并且是要冒极大风险，甚至于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的一生经历就是证明。对这方面课题的艰难和险恶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进到工厂才发现厂里的种种弊端，这在那种年代却是普遍的，说明白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都知道这捂在底层的把戏，而且至今的政绩里这种把戏也远远未能绝迹，只不过变了个形式吧了。受害的自然都是国有企业（包括事业单位）。
刚进厂时，我被安排在染色车间。染色的负责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那位赵茂兴，高中文化，并没有专业的染色知识，是贾标伯乐慧眼大胆提拔起来的技术人员。这种千百年来一直被推崇所使用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伯乐制，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被各种企事业和干部体制津津乐道的古为今用的所谓“优秀”文化传统，一种横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卡在生产力面前的始终无法鉴别无法消除也没有能力消除的强大的传统宗派势力。染色所使用的全都是硫化染料和硫化染料技术，即使在当时，无论是技术或设备，也都是属于非常落后的东西，却不思进取，也不敢进取，原因朝后又再说，为了“政绩”却玩起了手段。就是将染坏了的布作一种样品，再采用染液重复使用，连续染的方法染出的布又作为一个样品，然后敲锣打鼓地到市委报喜，说是搞了技术革新，提高了质量，上面下来调查，看了样品的比较，情况属实，于是受到高度赞扬。过后又恢复常态，过一段时间又再表演一次，又再高度赞扬。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一次又一次的高度赞扬的表演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以后这个车间完成了“光辉”的历史任务为止。它却曾经为纺织厂涂抹上了“光辉的历史业绩”。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种严重的破坏性犯罪行为，反复不断故意破坏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却成了个不断地技术革新。几十年中的故意损失那是无法准确统计的。就是反复使用这种破坏性手段换取“辉煌的政绩”，这个红红火火的典型的优秀企业，到了2001年却突然在一夜之间莫明其妙地破产了，原因竟然是“经营不善”。一个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全州优秀企业桂冠，一夜之间却突然欠债一亿多，却就一个“经营不善”了结，责任谁负？没有。官员们仍然是先进优秀晋升，为革命事业作出过伟大贡献，别墅高薪，却害苦了工人们，亏了国家。面对横竖在中央政权对立面的这个强大坚实的宗派关系网，没有谁来追究责任，也没有谁敢来追究责任。
文革结束不久，大概是在1978年或1979年期间，早早就落后了的硫化染料光荣地结束了在披着“辉煌业绩”下的罪恶历史以后，贾标杨振东再创“政绩”的心血来潮，不去学习国内最普通的现成经验，将安排到厂里来的专业大学生（裘龙发，应土歌）挤跑，也不请教专业人士，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指派自己慧眼提拔起来的，仅有初中文化的技术人员某某某自行设计染布机，历时约一年左右，结果无法使用，成为一堆废铁，投进去的资金达数十万元。事后却召开全厂大会，表彰这一次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却反复警告，若有人胆敢乘机到外边胡说八道，那就是立场问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并安排到各车间反复学习，各车间的头儿也如此这般地提高到原则立场上进行警告。这一事件一直至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谁也不敢道破，因为这些“辉煌政绩”的官员一直都是步步高升，普通群众还有谁敢吭声。
这绝非是纠缠旧账，我也不愿意纠缠旧账，但是，面对当前腐败蔓延，各自为政的严峻现实，我们应该不能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历史，更深一层地揭开历史的真实面目，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是不应该被掩盖和回避的。以史为鉴，历史责任是永远不能被推卸的。鉴，不仅只能是借，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对史进行认真细致地科学论证，可这一个工作却始终没有人出来做过。
正因此，大理州民族纺织厂从建厂到破产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应该明显地可以看出，工人群众从来就没有当过家，做过主人，有也仅只是在会议中，在口头上，在文字里的空头口号而已。大家都心知肚明，学者们也都明知而不敢说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工人问题或者说劳动者的问题仍然是世界性的社会难题。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马克思学说里面，始终未能引起注意，一直是始终未能被攻破的一项最为关键的学术难题。
当然，纺织厂的事情不仅只是就这么两件，而是非常复杂，甚至非常糟糕。
有一次，厂里从昆明购进了一台浆纱机，随浆纱机来了一位名叫杨忠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安装，历时数月之久，装成后一试，却无法使用，左查右查就是查不出原因，数十万元又打了水漂。为什么在昆明能正常使用，一到州纺织厂就成了一堆废铁？（后来也却是当做废铁处理了）数十年来一直是一个谜。不过，能揭开这个谜底的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在安装和试车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活路都是由经过精心挑选，“政治”绝对可靠的红色子弟来做，搞得非常地神秘兮兮。而毛病恰恰就出在试车过程中两位整经女工不经意的手上，而这不经意的动作却是被我路过时不经意地偶然瞥见，当时我就隐隐揣测到这次浆纱机的试车必然是失败，果然。我观察到的毛病所产生的障碍情节和结果，确也是跟我揣测的完全一样，却不敢吭声。几十年过去了，几经思考权衡，我才敢在这里揭示出来。是的，你会质问为什么当时不指出来？我可以回答你，我可没有那么“崇高”的革命牺牲精神。你试想，当时在那种糟糕的阶级环境里我敢说吗？前有身历目睹的先例，后也有事实的验证。
早在1957年1958年红色优秀教师奎爱仁的表演，千百吨“矿石”连铁渣渣都没有炼出来一两一钱，半年多造出的硫酸要用石蕊试纸才能测出酸碱度，却都是伟大的胜利成果，而事前用科学的态度预言者全都给戴上右倾帽子。更显明的那就是文革初始，都是同时一块带头砸雕花格子门的两位红卫兵小将，共同做一件事，“四清”工作组的定性却是，黑崽是阶级报复，红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那种年代，任何一件事都首先问个出身，先定性，是不讲实际情况的。你想，我一个黑崽，并且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去指责红崽的操作错误，那不是去找死吗？前边也说到，文革结束以后，黑崽学习毛著马著就是现行反革命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你想，当时我敢吭声吗？而且，浆纱机试车不成用，为什么没有退货，几十万元钱成了一堆废铁，却悄无声息地私下当做废铁处理了呢？这内中的蹊跷至今也仍然是个谜。本来几十万元本身就应该是个铁证，真要是查起来却也只能是一个查无实据。工人群众是没有权利过问的。传统的阶级理论年代，或是法治年代，工人群体从来都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主人翁。在那种年代，红色群体也都是跟着头儿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古至今，人民是主人从来都仅只是一句时髦话，除了树个形象榜样外，从来都没有在实际意义上真正实现过。也就是说，没有被提高到学术层次上进行过认真细致地科学论证过。
有一次染纱出了染色事故，“四二０”造反派一位名叫李瑞琦的头儿到现场调查，一开口就先问谁最后离开，李承顺（资本家）有没有在现场，梁嘉（大右派，现为离休老革命干部）有没有在现场，还问到我有没有在现场。结果所有的阶级敌人都没有在现场。脸色才缓和下来，气氛也缓和下来，结果也就不再追查，不了了之。据我推测，也只能是一般事故，绝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搞破坏。那时候的阶级气氛确是让阶级敌人随时随地都胆颤心惊。你想，不管任何事情我敢吭声吗？
有一次下班后的生产讨论会上，本来我是不应该吭气的，因为长时间的冷场，无人发言，我一时忍不住提出了一条意见，只想说改进一下设备，刚开口：“我提一个意见。我们这个设备应该要改进一下，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才说到这儿，立即就被来主持会议的“四二０”造反派头儿李宝荣瞪着眼劈头打断了“不对，我们完全是靠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白纸上能画最美的画，我们就是要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白纸上画出最美的画。绝不迷信反动的学术观点，……”一长通大批判，这一棒抡得我从此就再也不敢吭声了。我仅仅只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高中毕业，连知识分子的边边儿也都沾不上，那能有什么反动学术，也仅只是作为一个苦力工人，对生产上提一个意见而已。这位赤贫无产者的女儿对我的第一映象，当是很有成见的，否则不会这么做，后来的事情也都证明确是如此。李宝荣同志如今当还健在，她应该是有所记忆的，事情虽早已过去了近四十年，我想，她是否会想到当年作为造反派的一把手，这样轻率的作法会给一个无辜的黑崽造成终身的伤害。是的，当年有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我并非要纠缠历史，但是，还是应该澄清历史事实，回顾历史责任的，在凄凉的晚景中我不是想追究谁，只是不应该忘记曾经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的历史，在那环境中所产生的无辜悲剧，但愿这样的历史不但不应该再重演，而且早就应该要结束了。生产就应该是认真地生产，绝不应该是白纸上画画图画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有时候这种莫明其妙的阶级斗争确实让人莫明其妙地无所适从。可一直到现在除了左被撇开外，又有从右的方向画开了莫名其妙的“美丽”的画景，干扰生产力的正常发展，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安分守己，遵纪守法，我从来都是如此，自身的亲历目睹让我对政策性的事务都谨小慎微，非常胆小。按照中央“”通知的规定，在文革中黑崽们是必须回避的。因此，在文革中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帮派组织及其活动。可是，胆小怕事安分守己却也成了文革中的“罪恶”，也就是两派共同攻击的所谓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就是中间派逍遥派。我经常被两派“提着脑袋闹革命”的巾帼好汉们在大众场合下指着脑门痛加斥责和羞辱。
曾有几位私下问过我，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搞不清，不过也坦诚地谈了我的推测，大概正如毛主席说的是在实践中锻炼小将们吧。锻炼归锻炼，杀人放火到头来是要偿命的。不过，这也只能是我个人的想法，大概是最高层内部产生了矛盾吧，也许是有人想在乱中取胜吧，这仅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是根据所学过的历史的推测。跟别人谈论归谈论，既然是这样的推测，也仅只是推测，两派都是高呼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是真正的保守派，仅只从表面上看，黑崽们多参加“四二０”，红崽们多参加“大联合”，头儿却全都是纯之又纯的无产者红苗子。遵照中央“5·16”通知的规定，我心里当然就抱定决不介入这种混乱局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下，终于由互相攻讪漫骂的“四大”发生了武斗，由棍棒等冷兵器发展到了枪炮对阵，“大联合”终于将“四二０”赶出了下关市，这就是著名的1968年1月16日下关严重升级的武斗流血事件。“四二０”组织群众赴京上访，接着江青下令“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事情做过了头，剿匪。”仅隔11天就又发生了血腥的一平浪“1·27”剿匪事件。“四二０”跟它所参加的云南“八二三”造反派组织后来自然也就成了四人帮在云南的群众帮派组织了。在整个过程中，我是下关民众身历者之一。我们作为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如果实事求是地说，根本不可能会有人了解中央内部的真实情况。因此，实际上是中央已经处于权力失控的状态下，与其说是群众运动，还不如确切地说是已经失去法律制约的盲目无序地无政府主义大动乱。
文革初始，“四大”使形势确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开初是破四旧立四新、批判三家村，口号是亲不亲，阶级分。接着是纷纷成立各种战斗队，打倒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什么内容都有，非常混乱，到处是打倒砸烂抢班夺权。之后很快就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口号又增加了亲不亲，线上分。红崽为代表的“大联合”红色子弟造反派和黑崽为代表的“四二０”牛鬼蛇神造反派。两派都自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在这时候我偶尔看到了一张传单，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就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的血统阶级理论的不公正，尽管他仅只是揭示，并没有道出实质性根源，我还是立即意识到这篇文章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地方上（包括下关地区在内）的两派对立的重要原因。后来的事实和我亲身的经历也都说明了十年浩劫中，地方的动乱跟中央的情况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长期以来所描述的文革历史，可以说基本上是中央的文革历史，却忽略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地方上文革历史的焦点却是血统阶级理论，将地方上的文革历史全往中央挂，将两桩性质不同的历史麻辣糊掳地混淆在一块，这就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全面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因为它掩盖了一桩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隐患。因此，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还必须要进行科学地论证。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传统阶级理论的束缚和未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各种体制的强大压力，始终没有人敢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处于模糊混乱状态的传统阶级理论仍然无法得到澄清。而对这个工作的科学论证，却是面对当前腐败的严峻形势，是极其关键的重要学术课题，也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必须要迫切解决的首要课题。我想，我仅只是一草芥之民，人微言轻，但是，若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合法权利，我提出的这一点是应该要受到法律保护的，并且这绝非瞎诌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下关的历史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因此这一点必将会受到关注。
下关明显地分成两派之后，到1968年初武斗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升级了。武斗的起因是非常复杂的，我想，恐怕至今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已经是肯定的，就是文革不是文革，也不是武革，应该可以说完全就是失去法律约束、无明确目标、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动乱。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开始，“四二０”汇集占据了市区，“大联合”占据了以下关汽车总站为据点的郊区，下关汽车总站是当年滇西编制和规模最大的包括运输、维修、零配件制造等的综合性车站。“四二０”在市中心下关饭店架设高音喇叭，跟“大联合”在市郊苍山饭店架设的高音喇叭对仗。气氛异常紧张。只要下关饭店一响起《葵花向太阳》的歌声，或苍山饭店响起《解放军进行曲》或是《国际歌》，就意味着又一轮武斗必将开始。先，据说是总站内发生了武斗，“四二０”冲击总站“援救”被打的总站“四二０”群众，在外边多为围观群众。第二天又发生规模更大的进攻“大联合”占据的高音喇叭苍山饭店。当时苍山饭店驻扎的是属于“大联合”的“滇西挺进纵队”造反派（简称“滇挺”），是山东地区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人，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出身，是“大联合”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暴力队伍。这天“四二０”死了一人，这是武斗开始后死亡的第一人。“四二０”抬尸大游行，乱嘈嘈的场面挺够热闹。紧接着是“大联合”组织队伍，以“滇西挺进纵队”打头阵，手持铁棍木棒，擂着山东大鼓，咚不隆咚咚，咚不隆咚咚，咚，咚，咚，咚，咚不隆咚咚，唰，唰，唰，唰……踏着整齐的鼓点，真个是战鼓咚咚，兵器铿锵，天震地撼，别具一番豪情，显出一种刀枪剑戟丛中雄壮的古典阵容军威，却是阶级激情加传统古董，长长的雄壮威武的阵容，杀气腾腾进城向“四二０”示威，着实显出中国传统格外壮烈的古典英雄气慨。终究是“阶级子弟”的队伍，着实是雄纠纠气昂昂，威武雄壮。整个下关市瞬间空气凝重，人们都在提吊着一颗心。随后双方即分别发生了抢夺武器库，据传是明抢暗发。接着“大联合”的作战部长肖槐被“四二０”杀死。“大联合”整天播放《国际歌》悼念英雄，誓为烈士报仇，成了点燃战争的火星。“大联合”开始全面包围和武装进攻下关市。
几天来白天黑夜地枪声炮声不断。市区民众纷纷四出逃难。看看形势不对，1月14日母亲托人将我送到近郊大关邑村口一干休所躲避，自己却跟带残疾的小妹守在家中，就是不愿离开那百年旧木屋，也就是在漂泊无着的时候，依靠建国后共产党法律要回来的能够遮风挡雨的旧木屋，是父亲早年拼搏起家的临街铺面。
离家后心中始终惴惴不安，站到一土堆上从围墙内向外观望，见河对岸“大联合”的炮兵阵地，一顺排的迫击炮正向市区轰隆轰隆地猛烈轰击，达达达……的机枪声比同时放几十辫鞭炮还要激烈，一个市区像炸开了花似的。非常担心母亲和小妹的安危。1月16日清晨，见“大联合”已经攻下了关外，并继续向关迤进攻。见关外稍微平静了些，牵挂着母亲和小妹的生死，也真是鬼迷心窍，跑出围墙，隔河查看了一下，不远处是洱海节水闸，想从闸门绕道回家无论如何要将母亲和小妹接出来。刚到闸门边，突然身后一声吼：“站住！举起手来。”我连忙止步举起双手，扭头一看，见是两名身上挂满弹带的“滇挺”战士，端枪指着我，我两脚抖得筛糠也似的。
又吼了一声：“过来。”
我朝着他俩靠近了几步。
其中一人大声问：“干什么的？”
一听这问话，情急之下连忙顺势回答：“守厂的。我不是‘四二０’。我想回家看看母亲。”朝前确实是跟李文柱马志全一块留守厂房。
一位“滇挺”战士受命过来将我全身搜了一遍，说了声“站在这里不准动。”稍稍松懈了刚才的紧张气氛。不一会先后过来几支小部队，逮我的那位分别对过来的队伍向远处指点着吩咐，那几支小部队猫着腰向炮火方向冲去了，看来是位当官的。先后又三三五五地押过来几群人，有要将我带走的，都被那当官的止住了。又过了一会，那两人将我押进了闸门旁边的一间破屋。又问了几句，这时他身后又进来了一群“滇挺”战士，有两个二话不说，上来一边一个就要扭住我的双手，一急之下，我一振臂，嚷了一声：“我不是‘四二０’的，你们要干什么？”那两人猝不及防朝后一趔趄，在前边的一个见状举起枪一剌刀朝我胸前剌了过来，那当官的手疾眼快，伸手一挡，那剌刀只在我胸前画了一个弧线朝上去了，只见那当官的说：“他不是俘虏。”众人见状方没有再动手，真险哪！险些丢了一条命。当官的又问了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
“州纺织厂的。就在前边不远，你们可以去落实。”
“我们会搞清楚的。”当官的边说边叫那两个人过来指着我嘀嘀咕咕地嘱咐，那两人边听边点着头，然后当官的一挥手，众人都跟随他出去了。嘱咐的那两人也出去了一会又转了回来，其中一人拿着一根绳子说：“只能是先委曲你一下了，搞清楚了又再放你。”边说边绑上了我的双臂，押着我走出了小屋。这时才发现外边阴雾朦朦，地面是潮湿的，已经下过一阵雨。过得闸门，经苍山饭店旁小路，前边便是部队营地（师部），路边田沟里躺着一具尸体，相隔不远处又是一具，我立即感到一阵颤悚。不几步路边又仰卧着一具，血淋淋地只剩一半脸，恐怖极了，雨水中血水流得满地都是。上得公路，是营地丁字路口，离拐弯不远处又是一具尸体，仅几十步就见了四具尸体，远处公路两边三三两两的还见有，情景是非常惨烈的。
后来听说演猴王孙悟空的著名京剧演员周慧毛（昵称毛毛，参加“四二０”，并没有参加武斗），就是在这里被枪毙的。据传，猴王也是在炮火中朝郊外部队营房逃难，大概只想说会受到解放军的保护，却是在部队营房的矮墙边被逮住，被“大联合”战士指认。首先一枪，他还使出猴王的筋斗本领让过，接下来的一枪还不待他筋斗落地，就已经从半空中掉了下来，趴在了地上，挣扎了一会，就蹬直了腿，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代猴王毛毛就这样了结了。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也只不过是艺术化了的神话，在舞台上也只不过是表示表示吧了。那些在枪林弹雨中跳跃自如的武侠，也只不过是文字和影视中被神化了的夸张动作，仅供人们闲时取乐吧了。现实中是没有的事。猴王孙悟空也死得真惨。
这时一群“大联合”战士见了我们，立即从侧面迎了上来。有一个指着我叫了起来：“这个狗日的是机枪手。”已到跟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一听，立即抬枪朝着我就扣动扳机，只听“啪”的一声，子弹擦额而过，原来是押解我的滇挺战士手疾眼快，早就一抬手，挡开了枪管，随即叫了声：“他不是俘虏。”真险哪！又逃过生死一劫。那滇挺战士的喊声还未落地，另一个已经一脚飞了过来，我一闪身，却踢到了左边滇挺战士身上，他也连忙拦在了我前边。右边挡枪的那位走到了一个大概是当官的面前嘀咕了嘀咕，只见那当官的喊了声，抬手招了招，那群人退了回去，跟着他朝炮火方向跑去了。我们继续朝前还没有走出几步，我手上的绳子却已松脱，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将绳子在手上绕了绕，将绳头捏在手中。可见押解我的滇挺战士并没有认真捆绑，幸好没有让那群人看见，真险！
这时过来了一辆卡车，滇挺战士抬手打了个招呼，卡车停了下来，将我推了上去，从车上可以看出是运送食品弹药的车子。车上押车的一武装人员随手拉了一块布罩在我的头上，押我的那滇挺战士随口说了声“暂时委曲你一下了。”颠簸了一会，车停了下来。估摸是到了总站，我刚下车，就听到群声嘈杂朝这边拥了过来，一迭连声喊着打俘虏。我一惊，心想“啊，完了。”只听两名滇挺战士连声叫着：“他不是俘虏，他不是俘虏。”喊打的嘈杂声才停了下来，随即又嚷嚷着拥到别处打俘虏去了。两名滇挺战士拉着我的手臂说着“走这边”“走那边”左拐右拐，“上台阶”，“上楼梯”，刚上完楼梯，我“哎呀”地拌了一下，只听“狗日的，俘虏。”随即听到一声急喊：“不要打。”随声有一只手将蒙在我头上的布一把扯下，就在这瞬间，只见一根鞭梢从旁边挡我的一人和我头顶盘旋了过去，随即此人从背后将本已松挂在我身上的绳索待要解开，却只一把便被扯了下来。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下关市建筑社（现大理市第一建筑公司）的杨燕益（如今当还健在），兴许是听到了我“哎呀”的声音。随即说了声“跟我来。”一位像当官气魄的人一挡，说：“不行。”杨燕益跟他怎么争论也是不行，旁边的人就伸手要将我朝屋里推去，杨燕益急跨步挡住指着一边说：“这边这边。”两滇挺战士也连忙说：“他不是俘虏，他不是俘虏。”杨燕益乘当官的一犹豫，急忙扯着我边说“这边这边”朝边上闯过去，那几人见当官的没吭声才闪身让过我们。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那屋很宽大，光线却被遮挡得严严实实的非常昏暗，大概原先是总站的一个大车间，现在用来作为战时的刑讯室吧，那屋梁上一边一个高吊着两人，正被鞭抽，一鞭一声惨叫。地上也有被捆打惨叫的，远比新闻报导和影视中描写的刑讯场面还要阴森恐怖得多，我的脑袋直发怵。我被带到挡边的一间大屋，也许原来也是一个大车间，战时改作囚禁室，窗玻璃全都没有，非常敞亮，里边已经关了许多男女老少，大概都是从家里抓来的普通群众，都随地而坐。我被带过来时，路过的旁边好几间也都关着这样的群众。杨燕益将我安顿好后嘱咐：“好好的坐在这里，不要走开，我这就去找陈铸来认领你。”
到得下午些，门开处进来几名滇挺战士吆喝着“靠边！”“靠边！”，将人赶到四周，空出了中间。接着一群战士前护后拥护卫着一当官的，那当官的敞开着黄呢大衣，右手扶着腰上的小枪把，看来官位不小。另一当官的（看来官位要小得多）晃着20响带着四五名战士押着一名俘虏。那俘虏已是被打得不像人样，头顶上的血把头发粘结得粘糊糊的，睁着呆滞的目光，时不时地抹一抹流下来又糊住眼睛的鲜血。影视中所描绘的不管是好人或坏人，酷刑后总还是人模人样的，这俘虏的模样却简直无法形容，恐怖极了。一战士随手从地上捡了一块布，到外边浸湿了又拿进来将他脸上的血揩干净后接着就开始认人。他微弓着腰，垂着双手，变形的脸上毫无表情，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挤靠四周的人群，慢慢地移动着脚步，那群战士的大枪全都指向人群，20响黑洞洞的手枪口对着人群摇晃着，看起来影视中法西斯土匪的形象也没有这般凶恶，真担心，这时枪若走火，或手指不经意地一扣，一声枪响，倒下的绝不仅只是一个人。整间大屋沉静得可怕，人群紧张得连呼吸都屏住了。忽然那黄呢大衣指着一个男子说了声“站起来。”几个战士立即大枪指向那男子吼道：“站出来。”黄呢大衣向20响摆了一下下巴，20响立即将俘虏拽了回来指着那男子问：“看看，他是不是？”俘虏湊着那男子，脸对脸绕着圈，足足看了约一分钟，气氛异常沉静而紧张，俘虏终于摇了摇头说了声“不是。”20响说：“看仔细一些，是不是？”俘虏又忙湊近对着在那男子脸上绕了几个圈仍然说：“不是。”又接着往下认。不一会，黄呢大衣又盯着一男子大声喊：“抬起头来。”又向20响摆了摆下巴。20响又将俘虏拽了回来，指着那男子问：“仔细看看，是不是？”俘虏又凑着那男子脸对脸的绕着圈，好一会，仍然说：“不是。”20响说：“再看看，到底是不是？”俘虏的脸又绕了几个圈，仍然说：“不是。”又继续往下认。看到我的时候，那双恰似无常鬼的勾魂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20响的枪口随即指向我的脑袋吼了声“站起来。”大枪小枪的枪口不约而同地全都随即指向了我。俘虏抹了抹又糊住眼睛的血水后，凑在我脸前绕着晃动着，我的心绷得紧紧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了起来。已经被打得不像人样的俘虏要是昏了头，或是眼睛发了花，认错了人，那可糟透了。足足半分多钟，虽然不足一分钟，时间的凝滞使得整间大屋沉静得是那么可怕，让人头皮发麻，沉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20响的枪口不再向人群晃动，已经一动不动地指向我。俘虏呆滞的目光终于离开了我，要转到下边，20响问了声“是不是？”俘虏翕动着嘴唇轻声说了声“不是。”20响又说：“再看仔细些，到底是不是？”俘虏的脸又回过来伸着脖子在我脸前绕着圈，然后摇了摇头，颤抖着嘴唇轻声说“不是。”接着又慢慢地继续向下边认人。我终于嘘了口气，悬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无力地瘫坐下来后小腿仍颤抖个不停。
这时，却见那黄呢大衣朝着我坐下的方向走了过来，目光冷峻地说了声“站出来。”我一时惊得还未落定的心几乎跳了出来，呵着嘴呆征征地望着黄呢大衣，全身由不得扑簌簌地全都抖了起来。押俘虏的一位“滇挺”战士回过头来望了望黄呢大衣，枪口指着我问：“是他吧？”
“是前边那个。”黄呢大衣一摆头用下巴指着说。
这时我才发现跟我促膝对坐的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小伙子低着头往背坐的人后面悄悄地缩了缩，却被那“滇挺”战士跨进来揪着肩膀扯了起来，吼了声：“转过来。”把那俘虏叫转来问：“过来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俘虏转回来，脸对着小伙子的脸呆滞地绕了绕，说了声“是的。”话音刚落，小伙子就被那“滇挺”战士不由分说揪着摔了出去，小伙子爬起来还没有站稳，又是一枪托踉跄趴下，刚站起来又是一脚踹了出去，就这样打着出去了，只是没有听见小伙子哼出一声。看看那俘虏的模样，想想刑讯屋那凄厉恐怖的情景，那小伙子的结局也将是非常悲惨的，朝后是有他哼哼的时候，简直不敢想象，我的心直发颤。如果那俘虏只要摇摇头也就过去了，人啊，人的意志是经不起野兽般酷刑的摧残，这就是丧失法律约束的悲剧中的悲剧。朝后又认出去了一人。我的心悬乎乎的，心惊肉跳地巴望着陈铸能够赶快来认领我，大概杨燕益还没有找到他吧。后来先后又有两个被打得不像人样的俘虏进来认出去了一人。其它几间屋却未能知道指认的情况，想来大概也差不多吧。阴雨霏霏的天气更加重了这屋里充满着的恐怖气氛，每一分一秒都是多么地恐怖难捱。人群是一批一批地不断关进来。那刑讯室里的惨叫声也不断地传到这边屋里来。
下关的一月份正是冬末季节，再加上阴雨天气寒气袭人，已渐近黄昏，大家都由不得悄无声息地挤靠拢些相互取暖。我的衣服穿得不多，也不得不向身边的人挤挨些，却仍然抵不住簌簌寒风的侵袭。远处枪炮声仍然非常激烈。此时听到近旁一声枪响后，听又被关进来的一群人讲，在院场里枪毙了一个人，顿时，大家又由不得紧张恐惧地悄声议论起来，沉浸在恐怖的气氛中。只见门开处，进来几个“大联合”战士晃着枪吼道：“不准讲话。”顿时又鸦雀无声。擦黑时又听得近旁一声枪响后，听又被关进来的人群讲，见枪毙了一个人，地上连原先的一个有两具尸体。又是一阵紧张不安地悄声议论。门开处又进来几个战士晃着枪连声吼着“不准讲话。”我只有暗自祈祷着自己的命运，眼巴巴地望着陈铸能赶快来认领我。后来一听到近旁有枪响，就听到人们惊惶地悄声猜测又枪毙人了。
天全黑下来不久，进来一群晃着手电筒的“大联合”战士，嚷嚷着“把头蒙起来。”“把头蒙起来。”一个战士走到我身边用一块布将我的头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只听见不断地有人群被关进来，并吆喝着被蒙上头。夜里，有女人大声央求着给孩子一点水喝，不一会门开处进来一群打着手电光的男女战士的声音，满屋子晃着，一边查看，一边厉声嚷嚷：“不准乱嚷，你们的坏头头在水里放了毒，没有水喝。”
人声又静了下来，只听那不懂事的婴儿的嗷嗷啼哭声也渐渐没有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关进来一群人被喝令坐下，一男子哼哼着挨着我的背坐下，仍然哀哀求告：“我不是坏人，我是去背米的。请你们放了我吧。”
“不准嚷，好好的坐好。”接着是听到乒乓几声，大概是挨了几枪托吧。
“啊哟哟，啊哟哟，我不嚷，我不嚷。”
我仔细听听，是我们厂里打铁的陈茂生师傅的声音，我心里有些嘀咕。
过不大一会，陈茂生又哼了起来：“啊哟哦——啊哟哦——，我不是坏人。请你们帮我松松绑吧！我是去背米的，我不是坏人。”
“嚷什么嚷！不准嚷。”只听一战士吼道，同时又听到乒乓声响，大概是又挨了几枪托吧，只听到陈茂生师傅又惨叫了起来：“啊哟哟，啊哟哟，我不嚷，我不嚷。”过了不多一会，陈茂生师傅又哀叫了起来：“唉哟哦——唉哟哦——我捆不住了！我求求你们，把我捆松一点吧！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是出去背米的。我求求你们了。多谢你们把我捆松一点吧！”就这样一直哼哼，真可怜！可一想到俘虏指认人的情景，心里就直发怵，不觉警觉起来。后来又关进来一群人，乘将人赶拢一些时，我摸索着离陈茂生师傅远了一些，一直默不作声，暗暗思忖着，尽量不能让熟人看见，因为“大联合”就是要横扫牛鬼蛇神，若有人一检举我是黑崽，那可就得完蛋了。陈茂生师傅又挨了一次打后没有再敢吭声了。
除了远处激烈的枪炮声外，头被蒙在布里的沉静气氛却让人的心情更是异常紧张，由于悃不住不知不觉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过来，原来已经通知可以将蒙头的布打开。我摸索着将蒙头布解开拿下时，才发觉天已经是大亮了，看着蒙在头上的是一件拖泥带水灰巴拉粗的衣裳，还没有看清楚是否有血迹样，一想起那些死人的模样，这该不是死人身上的吧，心里直发腻，连忙扔在一边，。看看屋里挤得满满的，大约也已经有好几百人。看来他们把城里普通群众都从家里抓到这里来了。远处的枪炮声已经平静下来，气氛也好象松了下来。大家又冷又饿又渴。又听到那婴儿沙哑稚嫩的啼哭声，孩子的母亲又央求给点水喝。只见又是一群抬枪的男女战士连声呵斥：“所有的井里都被你们的坏头头放了毒，没有水喝。”过了一会还是一名山东口音的滇挺战士端了一口杯水来，那婴儿的哭声才静了下来。到了午后时分，挑来了一担浑水和一些土碗，排着队每人领了一勺浑水，方才解了一点渴。但是想起了雨地里那些被枪杀了的死人和流浸在浑浊的雨水中的殷殷污血，却总觉得心里厌腻腻的，怪不是滋味。此时已经有来认领人的，看起来都是“大联合”成员前来认领。也只稀稀拉拉客气地叫走了几个。我才发觉已经没有陈茂生师傅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当时还挺当心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后来回到厂里，才知道他已平安无事。
打铁出身的陈茂生师傅矮壮结实，小学文化，爱看书，挺喜欢说经数典，很有一种传统文人的自负其才，一股铁匠嵇康的味道，他也常常自诩嵇康品位，因而倒也很是自得其乐。他打铁手艺也倒挺熟练。封建社会里的秀才也就多一些吟诗作赋的能耐，若要从知识面认真论起来，还远远抵不上当今的小学毕业生。一天工间休息时，陈茂生正在炫耀“1·16”事件中他是如何镇静自如地呆在家里，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大丈夫胆识，挥舞着结实的拳头，显示凭他的体格和胆量根本不把“滇挺”放在话下。我忍不住揭了底：“陈师傅，‘1·16’那天黄昏后你被抓进了总站，是吧？”
“你怎么知道？”陈茂生诧异地问。
我微微一笑回答：“你背靠背就坐在我背后一直哼哼‘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是去背米的。啊哟！啊哟！我捆不住了，请你们把我捆松一些吧！’是这样吧，陈师傅？”
陈茂生一时间涨红了脸低下头嗨嗨地勉强笑了，虽然没有了刚才的神气，想了想后还是勉强辩解说：“那是什么时候，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要能屈能伸，要审时度势嘛。我那是灵机应变，在那种时候称英雄实际上是大傻瓜。”
“是啊是啊，他们看你长得挺结实，因此不放心，捆得紧了一些。我知道，挨捆的滋味确实不好受。而且人也不会傻到在那种场合，在人家枪口面前硬犟称英雄，让人家莫明其妙地崩了你吧。”
见我也不以为然地婉转，不好意思地嗯嗯是啊是啊几声后又神气了些，问：“你在我旁边为什么不吭一声？”
我回答：“陈师傅，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子女。你也知道‘大联合’是横扫牛鬼蛇神的，在那种场合下，要是有人指着我说，这人是地富子女，那可就全完蛋了。”
陈茂生嗨地笑了一声说：“嗨！你不了解我，我可不是那种人，绝不会做那种缺德事。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做人要有品位，绝不会为了保全自己去出卖别人。我虽然够不上称什么大英雄，但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做人的品位还是很高的。时间长了，你就会了解我了。”
陈茂生为人还是诚实坦率的，文化不算高，仅因为爱看书，喜欢谈古论今，却竟然说他胡说八道，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只要有群众运动，他就必然会被当做垫脚的政治本钱。“1·27”剿匪后不多天，他又被“四二０”捆绑批斗，跪碎石，再加小腿上压杆。在“左”的环境中，这一生他也真够遭罪，幸运的是他还碰上了“左”的结束，终究还算有一个安宁幸福的晚景，退休后他在纺织厂三区宿舍旁边开了一个打麻将的娱乐室，收入还挺不错。如今身体仍很健壮，挺乐观，喜欢评古论今的旧习气仍然难改。
还是回到原题吧。那天一直到下晚，每人发了一个馒头和一勺浑水，总算填了点肚底。那夜还算过得宁静。到了清晨，陈铸来认领了我，到得总站大门外时，他告诉了我，当天杨燕益便找到了他，他问清了情况后觉得领出来无法安顿，在里边反倒比较安全。不过，我始终默默无声，不问也不说什么。陈铸带着几个战士将我护送回家。不可思议的是，在被关押的两天两夜里，竟然没有听到有人要拉屎撒尿的。尽管是又冷又饿又渴，我想更主要的大概应该是，在人家的枪口下的紧张情绪中已经丧失了便意吧。
路上不见一个行人，仅见来往的“大联合”巡逻部队。遍地都是子弹壳，有几处甚至堆得寸把厚，可以想见战斗的激烈程度。进得市区不远处粘贴有一张1号通告，正式宣告解放了下关市人民，落款是“大联合政府”。接着又看到了2号3号通告。2号通告是“大联合政府”与“滇西挺进纵队”联合发出的，声明将继续向西进剿“四二０”，3号通告是“大联合政府”发出继续肃清市区的“四二０”牛鬼蛇神残余及其相关的条款。回到家里见母亲与小妹安然无恙。母亲听我讲述后一再抱怨，后听说“四二０”还要重新组织反攻，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场更加残酷的流血灾难，于是又连忙让我躲到远离下关的喜州去了。
这一次在枪炮血洗下关市的“1•16”事件中，被打死和枪毙的几百人绝大多数都是并没有参加武斗的普通逃难群众，真惨！关押到总站里的那几千人都不是俘虏，全都是呆在家里的普通群众，因为他们绝没有想到两派武斗会把他们搞得那么狼狈糟糕。
起先，形成明显的两大派的时候，“四二０”将“大联合”住在市区的人全都抓了起来。陈铸（“大联合”造反派成员）的母亲急得不得了，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慰她老人家，然后冒着风险找到一位学友（“四二０”的小头儿），拜托他一定要将陈铸保出来。第二天得知陈铸已安然出来。接着“大联合”所有被抓的人全都被释放后，立即连同家属全都避进了汽车总站，两派于是形成了城内城郊界线分明的对峙局面。也就因此认识了跟陈铸在同一单位的杨燕益，因而被抓到总站里的时候刚巧杨燕益听到我哎呀的一声，方才侥幸地免了一场大难。在这场炮火硝烟的武斗中，也许是命不当绝吧，在一次又一次的惊魂中却万分侥幸地连皮毛都没有碰掉一点，竟然仅只是在又冷又饿又渴中虚惊了一场，却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战火中的血腥场面，让我对政权失控的非正常状态下出现的原始野蛮性的暴露无遗有了更直接的体会和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次又一次擦过生死之际的侥幸，却是我这一生中无法想见的最大的幸运。
后来听到的消息是“四二０”并没有组织反攻，而是组织了赴京上访团。
接着是江青下令剿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事情做过了头，剿匪。”这是剿匪后展览宣传报导的江青下的剿匪令。剿匪的情况全都是部队举办展览报导的。消息也真够灵通，大联合政府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立即就知道了这道命令，立即撒回向西进剿“四二０”的滇西挺进纵队，准备撒到昆明后化整为零，但快到临近昆明的一平浪就被部队前堵后追截住了。这时“滇挺”见已无路可走，大概在下关轻易得手打昏了头，立即在一平浪的干海子矿区构筑工事，准备跟部队拼个高下，决一死战。部队包围了矿区后通过喇叭喊话责令其放下武器。双方互派代表在阵地前谈判时，“滇挺”方不愿放下武器，竟然当场将军方谈判代表枪杀于阵地前。部队随即开始行动。只一声冲锋号，“滇挺”就溃败得一塌胡涂，死伤惨重。据小道消息传说，军人倒是非常严守纪律，可有一些“四二０”“八二三”成员参与了战斗，出于复仇心理，有一些却是被“四二０”“八二三”参战人员在临战中背着悄悄随手就地枪杀的俘虏。真惨！
山东到云南支持边疆建设的工人，政治审查非常严格，全都是贫下中农红色子弟，其中也多有复员军人，组织纪律性极强，文革中组成的“滇西挺进纵队”造反组织也具有极强的“阶级斗争”意识，何况配备的武器有大量的机枪迫击炮，品种齐全，碰上纪律松散，只知道打砸抢的“四二０”牛鬼蛇神乌合之众，武器装备又非常悬殊，自然是不堪一击。但是，当碰上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那就成了一碰就稀哩哗啦的水豆腐。还要想跟正规部队较劲一比高下，那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其中因为有“四二０”“八二三”的一些成员跟在背后参与剿匪，情状自然够惨的。
“大联合政府”从解放下关市宣告成立的那天起，“诞生”还没有（李闯龙庭）40天，连10天都不到，大概也就五六天吧，就随着“滇挺”的仓促逃窜覆灭而夭折，且永远连声息都不敢吭一下就离开了金銮宝座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违背宪法宗旨，武装攻克下关市，将市区普通群众全都从家里赶至总站集中关押审查，私自成立新政府，接连发布一二三号通告，宣布解放下关市，颁布政策法令，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朝代任何地区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这样做的。
“1·27”剿匪事件之后，“四二０”从此得势，直至文革结束，也随心得意地掌权达八年之久。
也就是在“1·16”血洗下关市后，刚刚“诞生”的“大联合政府”刚刚颁布三个通令，“政局”尚未稳定，人员都未能回单位上班，“大联合”内部就为职务的安排而拉下脸来了。
李朝玉：“老娘打下的江山！”
李恩荣：“老子打下的江山！”
挂在肩上的枪还没有卸下，我们州纺织厂仅为了一个车间职位就已经拍桌子砸板凳，拉开了枪炮夺权后争夺权力的序幕了。听说其它单位也有类似情况。两位红苗子都是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文革中火线上入的党。论文化两人都仅只上过三两年的小学，初识文字，也没有丁点能力，就仅只凭着天生的血统，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在文革中抬枪冲锋陷阵打下来的江山。仅只三两天，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接到“大联合政府”秘密下达的紧急通知：取消“大联合政府”的称呼，立即将“滇西挺进纵队”撒到昆明化整为零，必须拒绝承认曾经发生过“大联合政府”和“滇西挺进纵队”这件事，也不允许任何人再提起。争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桩争权轶事就成了后来人们的谈笑资料。
文革结束后一直到今天，这段血腥的历史却仍然一直被“秘密”消失的“大联合政府”极力否认。这明摆着的事实，并非秘密的秘密，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有胆量将其揭示出来？这却又是并非秘密的神秘之谜，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有能力揭开这个谜底，因为这明摆着的公开秘密却是一桩必须承担风险的极其艰巨复杂的学术课题。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因素，以及传统的固有成见等等的强大阻力，始终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却是有助于破解“左”“右”历史之谜这道学术课题的最具普遍意义的重要素材。随着后来事态的继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对这一学术课题的提出，将让有识者愈益不能不必须回过头来重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
三、惨绝人寰的67年重庆百日大武斗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B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C派成员冲进某车间，D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2.13、1968：柳州武斗与“红色武装割据”战
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风暴”之后，围绕权力分配问题，广西的造反组织终于分裂成为“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两派经过激烈的武斗，在中央的压力下，是年冬，先后达成停战协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柳州是广西武斗的重点之一，两大派为“联指”派和“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很快，权力纠葛下的新一轮武斗战火，重新燃烧。
正在"革命大联合"之际,1968年４月９日，《广西联指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提出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
这一动向立即引起柳州“造反大军”头头和群众的激烈反应。4月上中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即“柳铁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联合组织）等组织的头头，多次分别和联合召开会议，讨论“目前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提出“要认真学习、永远牢记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和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时“在革命造反派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决不可以头脑简单地轻信于人，不要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缴枪投降的错误，要吸取‘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反对缴枪，主张“武装自卫，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1968年4月，柳州“造反大军”率先打破了2月～3月相对的平静。《柳州市志》载：4月20日，柳州“造反大军”的武斗人员武装拦截柳江“联指”去柳江县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汽车，打死1人，打伤12人，抢走现金七万多元和一些枪支，两派武斗因此急剧升级。
1968年4月～5月，广西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为抢夺地盘，扩大武装割据区，对“联指”派武斗据点进行的系列武斗事件。
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剑平原为商店会计，是个很有心计和头脑的人，有主意，口才好，有感染力。在“文革”造反和夺权大潮中脱颖而出，将“造反大军”打造成为柳州“反韦拥伍”的代表性组织，成为两大派中的一派主力。白剑平为扩大“造反大军”的势力范围，抢夺“联指”派控制的地盘，1968年4月，白剑平一手策划了柳州市武斗的“三大战役”：攻打柳铁文化宫、市水厂和市印染厂。
1968年4月，“造反大军”调动大批武斗队伍，向“联指”派控制的柳铁文化宫首先发起进攻。继之，又对印染厂展开攻击。
4月20日，“造反大军”出动武斗队伍，拦截“联指”派的武斗人员，双方发生枪战。武斗中打死1人，打伤12人，抢走现金7万多元和“联指”派武斗民兵的大批枪枝，两派武斗因此急居升级。
4月28日至5月上旬，“造反大军”出动数千人，对“联指”派在柳州市水厂的武斗据点展开进攻，双方发生武斗。柳州市水厂位于柳江河北岸，是保卫“联指”派控制区柳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
战斗打响之后，“联指”派即迅速从各单位的战斗队调来几百人打保卫战。在随后长达半个多月的保卫战中，“联指”派在水厂投入大量兵力，并配备了该派当时掌握的最先进武器。双方在此展开激烈交火，两派在此役中计死亡20多人，伤数十人。
在“三大战役”中，两派相继投入武斗的兵力达数千人，武斗中使用的武器有：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炸药包、高射机枪、自制大炮、高射炮、迫击炮、六0炮、九二野战炮等。双方死亡达数百人，伤无数。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无数。
据中国共产党柳州地方组织志记载：历时数月的武斗，两派伤亡有姓名可查的死者422人（含柳州铁路局）。因武斗被毁坏的房屋达数十间，耗费和损坏国家财粮和各种物资1000万元以上。
经过“三大战役”，柳州两派打出分江而治的局面：造反大军占江南，柳州联指占江北。导致大批难民向两岸流动，各自逃到本派控制的地区，柳州市一片红色恐怖。柳州铁路局宿舍在江南（壶西），“钢联指”在那里呆不下去，职工家属纷纷逃难到柳北，柳北各单位的大礼堂都住满了“钢联指”逃难的难民。
从此，两派进入对对立派武斗据点进行全力攻击，对对方人员进行残酷屠杀的疯狂状态。
柳州市内有数孤峰突起，九曲柳江婉蜒从市区穿流而过，把市区北面画成葫芦状，成“三江四合，抱城如壶”之势，把柳州市分为柳南，柳北，壶东，壶西四大区。鱼峰山正对葫芦底刚建成通车的柳州市当时唯一的公路大桥柳江大桥。“造反大军”占领鱼峰山，修筑工事，建立炮台，控制了柳江大桥及左右的飞鹅路和屏山大道。“联指”派在江北架起高射炮，每天朝鱼峰山上打。“造反大军”也每天向山下射击。
4月起，柳州“联指”在江北的□□柳州市委礼堂私设监狱，先后关押六七百人。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军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保卫部”头头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人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造反大军”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被杀害者中，有名单在案可查的，即达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被推下邕江后，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5月上中旬，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负责人立意要铲除柳州“造反大军”。两派武斗形势逆转，“联指”派在武斗中逐渐转向优势。
5月28日，“联指”派向柳州市区“造反大军”的武斗据点发起攻击，并使用自制大炮发射的炸药包对其进行轰炸。“造反大军”的武斗据点被炸，炸掉6间房屋，炸死31人。
5月下旬，柳铁“工机联”和市“造反大军”，与“钢联指”、市“联指”的武斗人员，在柳铁运校、小鹅山、铁路技术馆一带发生激烈枪战，双方死伤多人。5月28日，“钢联指”头头召开会议，分析柳南的武斗形势，决定动员本派群众撤出“工机联”和“造反大军”势力较强的柳南一带，转移到柳北，隔江据守。6月1日下午，“钢联指”派的职工和家属1万多人撤到柳北。
从此，“工机联”、“造反大军”与“钢联指”、市“联指”形成了南北岸对峙，各自武装割据的武斗对峙局面。为了防止对方偷袭，两派分别在各自占据的柳江铁路桥南北桥头，设置了各种障碍和工事。“工机联”人员在桥南钢轨上装设了脱轨器。“钢联指”则在桥北停放了几辆货车，并拆了一根钢轨，还在线路上埋设了4个土炸弹。铁路运输因此完全中断，客货列车被迫停运。
至5月中旬，柳州市形成两派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四·二二”派占据了柳州市区河南大部分土地，而“联指”则占据了柳州市河北和郊区大部分地域。“联指”派以农村包围城市。
据柳州“造反大军”头头钱文军在《从“北航黑会”到“７．２５”亲历记》中回忆：“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毫不犹豫地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亲自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我们，被击毙在战场上。‘联指’逃到柳北，我们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然后我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等。”
6月，柳州两派的武斗越打越凶。象州“联指保卫红色政权野战军”派出700多人，携长短枪638枝，轻重机枪40挺，炮两门，占领石龙、穿山、新兴农场、大桥园艺场，攻打柳州造反大军。
在武斗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柳州各单位三天两头开追悼会。武斗的两派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武斗中战死者被本派封为“革命烈士”。追悼会越开越气派，“烈士”的坟墓也越建越豪华。柳钢附近的欧阳岭，荒山被联指建成新“烈士陵园”，山上建满了豪华气派的烈士墓。
据知情人反映：1968年在柳钢欧阳岭，“联指”派为其武斗中死亡的“战友”下葬时，曾经将对立面造反大军的俘虏捆上炸药包炸飞上天为联指死者殉葬。1984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为此提供炸药的某厂在揭批查中披露此事，当事人因此被判入狱服刑。
2.14、四川重庆“一0·二七”血案
2.15、四川泸州三次“武装支泸”事件
这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7月间，由刘结庭、张西挺策划、四川省帮派头头王茂聚、郭林川调动大批外地武斗人员，在四川泸州进行的旨在消灭对立派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事件和流血惨案。
泸州是四川“文革”的重灾区。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１９６７年1月22日，本市“造反派”组织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部分领导人被关押、批斗。
2月初，驻泸部队奉命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工作。2月19日，成都军区用飞机在泸散发中央军委8条命令的传单，随即，驻军和公安机关逮捕本市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在随后的反“二月逆流”的风潮中，泸州群众组织因为权力分配、军队支一派、打一派的影响，逐渐正式分化为两大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以后，四川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为争当“左派”、“核心”、争夺领导权，不惜兵戎相见，武斗战火遍及全省。
７月６日，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武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随即，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组织开始强夺、哄抢军队和民兵的武器，组织大批武斗队伍，为进行大规模武斗做武器准备。
７月１８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武装支泸”，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
９月５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１８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纳、合等县。
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重。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泸州市两派组织再次发生激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
４月８日，泸州人民北路百货站库房被流弹击中烧毁，，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达２2７万余元。
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办学习班。3月15日，会议做出决定，严厉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一五”派，对成都的“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责。该精神被称为“三·一五”指示。4月27日，周恩来再次传达毛□□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后称之为“四·二七”指示。
由此，在北京学习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决心在四川有恃无恐的大干一场，并向中央表示，要“彻底解决四川的武斗问题”。随即，刘、张指派邓兴国回川，传达其“打下中江，收复蓬溪，稳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针。
在实现打中江的目标后，７月４日，刘、张、王、郭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的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
７月２８日，城郊大驿坝１１６３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损失３２万余元。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纳、合、叙、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１９６8年７月２３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布告，重申严禁武斗，命令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
３１日，驻泸部队２３００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７·２３布告”。接着，部队先后派出宣传队１８８６个、５４００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３２期，集训武斗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收缴各种枪１４０７支、炮１７门、枪弹１２万发、人民币１０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
至８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１２月２５日，□□中央下达对《关于解决四川省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严厉批评四川武斗，点名批判刘、张、王、郭等人。随即指令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头头到北京学习班学习，彻底解决泸州地区武斗问题。
至１９７０年２月６日，古蔺县两派在该县轿子顶的武斗停止，全区武斗始告平息。
泸州武斗造成的损失无法一一统计。仅三次“武装支泸”即打死２０００多人、打伤１６０００多人（内８０００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３亿多元、粮食６８４０万余斤，损失汽车１０００多辆和大批物资。
泸州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前后持续３年零７个月，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泸州市区，武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
在“武装支泸”中，刘、张、王、郭竟然组织人马，“随军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第二次武装支泸中，影片记录了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进攻场面，双方进行武斗大战的场面，有武斗死者的尸体，王茂聚为武斗死者送花圈的场景，以及9月4日市钟鼓楼在武斗中被击中后燃烧的场面。“武装支泸”的材料及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被人送到北京，引起中央文革大怒。在1969年8月京西宾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武装支泸”作为四川文革的突破口，受到清算。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到会。
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武斗，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指责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康生对与会的两派头头也进行了批评。
会议向与会者散发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德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对有效制约两派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会后，刘结挺和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1978年，刘结挺和张西挺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帮派体系的代表人物受到处理，三次“武装支泸”被定性为其犯罪的罪证。
2.16、四川成都一三二厂血案
2.17、四川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系列争夺战
2.18、四川成都双流中和场大武斗
1967年，在浙江诸暨发生一起红卫兵武斗事件。武斗过程中，负责保卫毛泽东专列的两排位长也被武斗者的流弹击中而牺牲。图为其中一位牺牲者汪水托的简介。
1967年7月25日，部分群众组织在省体育场举行“7·23”武斗死难者追悼大会。
南宁，某红卫兵武装和“联指工纠”武装在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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