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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不仅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做出了表率，进行了探索。
第一，全会由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进行大量准备工作。中央要确定大会主题和议程，指派主要报告人，通过向党代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倡导争鸣；各省、州、边疆区和部队要先召开党代会，讨论大会主要议题、提出建议、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邀请有发言权的代表。
第二，每次党代会都由列宁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和主要问题报告。列宁都不是照念长篇大论事先写好的书面稿子，而是按照提纲生动活泼地进行讲解。1918年列宁在七大的报告中甚至有这样一句插话：“大会秘书和书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下来。”1923年要召开十二大，列宁因病重不能与会，还专门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重要遗言。
第三，列宁在他最后出席的十一大上的报告中指出：“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的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因此，在党代会上不能光是炫耀成就，歌功颂德，而要善于自我批评和开展互相批评。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当前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决策，必然见仁见智，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在党代会上要展开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党代会每天的会议都是大会发言，其中有人插话，有人反驳，有笑声、有掌声。每天会议都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
第五，在党代会上可以发表不同意党中央决策的意见，甚至可以单独发表与党中央主报告意见相反的副报告，把主副两个报告提交全体代表讨论。例如在1918年七大上列宁在主报告中主张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推出战争，巩固政权。随后布哈林在副报告中坚持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大会经过争论，最后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报告。
第六、在党代会上有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正常的，大有好处。然而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却出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派别活动。为此，列宁在十大上专门起草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严禁党内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同时“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
第七、党代会进行中，在《真理报》上及时发表一些重要讲话，党代会结束后除了由党代表向本地区党员口头传达大会具体情况外，还要尽快把大会全部文件汇编一起，把所有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整理出来。通常在当年就公开正式出版厚达数十万字的《俄共（布）第X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都能详尽了解党代会内情。执政党党代会的公开性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表现。
第八、为了弥补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不足，列宁还开创了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党代表会议是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员会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其规模与职权都比党代表大会小一些。1919年12月决定每3个月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3月又改为每年召开两次；1922年8月固定为每年召开一次，即也实行年会制。通常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为两次代表大会起着桥梁和枢纽转折作用，避免全力过度集中到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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