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上比较热闹的一件事，是南京考生费滢滢在今年高考中的作文仅被判了25分，按作文满分60分计算，这就是“不及格”了。如果这是一个寻常的孩子，她不仅会自认倒霉，没准儿还会痛心疾首地“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糟。

 
　　可费滢滢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她的父亲就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界人士，可想而知，父辈的熏染一定会使费滢滢多一些阅读，也多一些文学写作细胞。果然，去年，费滢滢参加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时，以一篇《平台》打动所有的评委，最终从8万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头奖。她平时的很多习作都是学校的范文，曾出版过多本散文集。《平台》还被选入高中语文读本。

　　有多少孩子能有费滢滢这样的成就，凤毛麟角吧，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有更大的弹性，这个孩子仅凭这个成就就理应免试语文。

　　那么，费滢滢的这篇作文是不是真的就写得那么糟糕呢？未必，我看到很多老师甚至著名作家对这篇作文的评论，结论是很好，应该获高分甚至满分！笔者也看了这篇作文，但并不想给出一个分数，因为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问题在于，考学生的作文，究竟目的是什么？

　　我不禁想起苏轼当年在科场考试的一段轶事———据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被命题来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一个乏味无比的试题，而苏轼为了有力地论证这一正统的观点，信手编造了一段史料，“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弄得连博学的主考官欧阳修都不知其所本，只得在放苏轼金榜题名后才向他讨教此语究竟出于何典。可万没想到，苏轼竟坦然直陈：“何须出处，想当然尔！”而欧阳修非但没有暗呼上当，反倒“赏其豪迈”，并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本来，使用史料时胡编乱造肯定犯了读书人的大忌，苏东坡在漏了馅儿以后，按考试规矩应当立即金榜除名，但欧阳修却看到了别的东西，看到了这个人的“豪迈”，更看到了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僵硬的科举考试，是历史上王朝选拔人才的制度，不知折杀了天下多少真正的人才，但如果考官确有眼力，对什么是人才、什么人有可能成为人才，有独到的认识，也能够筛选出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来。

　　换句话说，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将考试当作目的，就会要求考生四平八稳地按应试训练的要求作文，这类作文毫无灵性可言，根本难以衡量出考生的真正水平，却往往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获得中等以上的分数。这是在鼓励什么呢———平庸！

　　其实，我相信即便认为费滢滢的作文“跑题”的判卷者，也不会否认这是一篇比较充分地显露出学生文学才华的文章，文字清新，感受细腻，判定这孩子的作文水平是高中生里的佼佼者是不为过的。相比之下，今年高考作文当中有写诗和写古文获得满分的实例，据报道，判卷的老师们也挑出很多毛病，290字的诗更是不符合“不低于800字”的考试要求，但经过充分讨论，判卷者一致认定这不仅充分反映出了考生的语文水平，还显示出考生的个性、勇气和创造力，于是不计缺陷，仍给予满分———这就是把考试只当作手段而放在了合理的位置上。

　　如今，25分的作文已经是既成事实，更改的可能性看来很小。但是，我认为费滢滢交出了一份更好的“作文”，她写文在网上为自己的作文辩护，引发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大讨论。我相信，这场讨论一定会让成千上万的教育者们来审视这篇作文，并重新思考我们鉴别、选拔人才的标准究竟如何，这比一篇满分作文的价值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