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目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许多中小学一线教师的实践目标，也是许多专家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赵博士能结合您的体会，分析一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热的原因吗？

　

　　赵 勇：整合现在在美国也很热，但是和国内热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在美国，整合是教师自己的事，而在国内我认为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推。虽然大家做这件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整合的目的又有它的一致性，首先大家都是在响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其次是大家都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益于教学效率的提高，第三点可能在国内大家也越来越重视，就是现代信息技术是实现学校科学和高效管理的必备手段。

　

　　现在整合这么热，我想这与我们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上的界定有关，因为大家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于是每个人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说一点，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怎么样会更好。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热的关键是因为其难。难就难在技术对教育的影响究竟是质的变化还是量的变化。现在就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以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Logo语言的发明者Seymour Papert为代表，他有关信息技术与学习的代表作有早期的《头脑风暴：儿童、计算机及充满活力的概念》(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和九十年代初的《孩子们的机器: 计算机时代对学校的再认识》（The Children’s Machine: Rethinking Schools in the Age of Computers）这两本书。他认为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教育，因为现有教育机制不可能让技术很好的发挥作用，他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形象的比喻成“把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挂在了19世纪的马车上”，要么把速度降下来，要么就是彻底的摧毁，不存在整合的问题。这是一种极端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观点，认为技术会冲破社会规范，带来质的飞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只能受制于传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发挥作用。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在教育领域，技术对教学模式、教学形态产生的影响一直是非常非常小的，而受社会传统的制约非常大。比如斯坦福大学的Larry Cuban教授，他的观点恰恰与Papert相反，他出了一本回顾教育技术发展史的书叫《教师与机器：1920年来技术在课堂里的应用》（Teachers and Machines: The Classroom Use of Technology Since 1920），他认为在教师与机器发生斗争时，教师会占上风，因为教师可以作为看门人不让机器进入校园，而且校园这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必然会从各个方面制约技术的发展。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新书，影响比较大，叫《炒得过热，用得太少》（Oversold and Underused: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作者在美国硅谷的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作了研究，在这样的技术高度发达的地区，虽然人们生活中用到了很多的现代技术手段，但在教育教学中用到的信息技术依然没有大的改观。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们对他们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现代信息技术产生以后才有的，而是技术与生俱来的应用属性，之所以我们在今天特别提出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这是与我们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应该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中国难度尤其大。因为技术对教育产生的质的或量的变化在本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新技术对相对成熟的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挑战。中国古代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诲，掌握技术的匠人在社会上是很不入流的，这种现状在中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这些技术的产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时，国人才开始对技术有了另外的理解。19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当时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应该成为立人之本，而西方的数学、地理、化学等应该成为工具。工业化之后的中国学校教育虽然在教育思想上还相对比较传统，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记忆，但咱们的数、理、化和外语都是借鉴国外的东西，在教学模式和部分教学内容上已经是比较西方化的了。

　

　 记 者：您刚才提到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存在概念界定问题，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和操作呢？

　

　   赵 勇：从语言学上讲，“整合”应该说是一种缩写的结果，“culture shorthand”，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是对一个相对大的领域浓缩了的简单称谓。整合说起来好听，也很方便，一听起来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事情，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大家似乎都明白，然而每个人的理解各不相同。拿“integration”这个词来说，虽然我们翻译的是整合，但在理解上与国外是很不对等的，甚至每个老师的理解都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国内不是对建构主义讨论的很多吗？其实对整合的理解的差异恰恰可以用建构主义来解释。一般我不愿意仅仅在词义上作过多的纠缠，可是咱们有“凡事先正名，名正则言顺”的古训，所以这方面的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操作、关注过程、关注实践。

　

     从认识上讲，我认为我们在谈整合的时候应该把它和信息技术在教师教学当中的应用区分开来。

　

        其实要想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必须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信息技术的教育目标和学科教学的教育目标。比如我们在进行学科教学的时候举例子时用到了信息技术，或者说作文教学用到了Word、数学教学用到了《几何画板》，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就实现了整合呢？应该说不一定，因为这个时候信息技术教育的目的可能远没有实现，学科教师只会选择自己熟悉的、适合本学科特点的、非常有限的、相应的技术手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中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案例，那么这个时候的学科知识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与学科教学的目的相去甚远。所以这种情况也不是整合。

　

　　从操作的层面上讲，信息技术与课程是两码事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现代技术要做的事情是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人不能做的事情、人利用技术之后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当然，这里面要求我们把信息技术当成语言来看待，要能达到表达、交流、理解和思维的水平，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操作的技能层面，也就是你的语言水平怎么样，最终体现在应用中，而不是你掌握了多少语法知识点。

　

        说起语言学习来，有两点倒是比较值得国内的专家们研究，一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二是能力化的东西知识化。像疯狂英语、双向式英语等，凡是多花钱、少花力气的事情都大有人信、大有人干，而且一节课上没有学习到几个英语语法点就感觉没有学习一样；信息技术也是这样，没有学习到软件的使用、不掌握一些菜单的功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感觉没有收获。而我们的民族从来就是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丧失了耐心呢？实际上，信息技术和语言学习一样，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当我们的教师每天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学生每天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时，我想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接近整合了。

　

　　从研究的角度讲，我认为相对于对纯理论或者纯操作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理论指导下、中间层面的科学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四大发明闻名于世，还有中国的微雕、内画等让处于同一时代的外国人叹为观止，应该说我们在技术、技艺上是遥遥领先的；但是在技术的背后，我们对事物本原的东西探索的相对较少，所以说技术是应用，而科学是发现、是总结。我们的祖先在科学上界定得比较少，但是其辩证的、科学的思想比较丰富，中国的《易经》开中国哲学之先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阴阳八卦之说等，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对万事万物给出了宏观的描述。可见，在哲学与技术之间，我们在科学这个环节上是薄弱的。在信息时代，我们仍然处于相同的境地，也就是“两头重、中间轻”，包括目前的研究现状，似乎在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和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比如，很多人都在研究互联网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学生利用互联网查资料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大批量信息量的时效性、多样性、多媒性对学生思维产生了哪些影响，而很多从现象到现象的研究是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问题的。所以，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如何更科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记 者：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有了接触和学习计算机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些年轻教师会把计算机带进课堂，从而自然而然的实现整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赵 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即使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我们对教师的心理研究的太少。西方的教师教育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是按照他自己当初学习时教师教学的风格进行教学的。况且技术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人作为个体，他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时候都是在信息量一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所以在教学时他们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范式。研究还表明，虽然这几年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他们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还是远远小于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因为这里面有成本问题，时间的成本，我们不能否认“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者在校园里是比较边缘的一些人”这个现实。另外就是教师角色的转换，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的角色有可能被信息技术所部分或者完全的替代，教师怎样认识与对待这个问题，也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有着非常高的相关性。

　

　　记 者：应该说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过去常常有教师的基本功考核或者竞赛，比如“一笔字”、“一口话”、“一特长”等。那么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我们应该如何认定教师的能力大小、水平高低呢？

　

 　　赵勇：我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分类研究也是借用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分成了三类：机械式的信息技术能力（mechanical proficiency）、有意义的信息技术能力(meaningful proficiency)、发生式的信息技术能力(generative proficiency)。咱们还是举些例子来说吧。比如ctrl+s在Word这个软件里表示保存，那么处在机械式信息技术水平的教师就是机械式的记忆，知道这两个键的组合表示保存；而处在有意义的信息技术水平的教师则会想到这是两个键组合产生的结果，s是英语单词save的缩写，本身就有保存的意思，同理可能会有ctrl+o(打开)、ctrl+p（打印）等，而且他明白这两个键是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重新定义；处在发生式的信息技术水平的教师应用信息技术非常灵活，可以游刃有余的应用多种技术解决同一个问题。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清楚问题所在，二是对一种技术的多种属性都很了解。就好比石头，《伊索寓言》中的乌鸦用它来喝水，利用的是石头的体积属性，曹冲用它来称大象利用的是石头的质量属性，人们用它来盖房子利用的是石头的硬度属性……假如一台计算机没有安装Office、没有 Word的时候我们怎么写字呢？实际上办法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写字板、记事本、Outlook、BBS等多种办法来实现。当然，这里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实际的教育教学要复杂得多，而且三者间的界限往往是需要结合具体对象才能辨析的。

　

　　记 者：您怎样看待互联网这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作用？

　

　　赵 勇：不可否认互联网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技术之一，而且对人类认识世界、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把互联网当作了信息技术的代名词。当然，这是我们人类的共性，因为被我们称为技术的东西大多是我们出生以后才发明的，以前的技术有可能已经参与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再特别的称为技术，比如说电、纸，甚至更早的时候的桌子。但是在教育研究中，我们还是应该对媒介技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界定，而且特别应该关注它们的投入、产出关系。我们应该选择最能达到教育目标的技术、最恰当的技术，而不应该总是选择最先进的技术。这一点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中也应该得到贯彻和落实，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视频技术一样，都是技术的形式之一，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认真选择。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谈到技术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忽视了教育的先进性。这个道理说起来非常简单，很容易明白，但我们往往却这样做了。实际上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有着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首先这一现象与人的认知模式有关，人们往往对可以描述的、可以规定的、硬的东西更崇拜。比如说9•11事件中世贸大楼的倒塌人们会觉得损失很大，很可惜，然而网络病毒所毁坏的软件而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但是人们的感觉却远没有前者来的强烈，这就是我们在技术与教学中更关注技术、在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中更关注硬件技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教育先进性的评价和技术先进性的评价的难易程度问题。技术的发展比较快，而且有比较鲜明的大众指标，像计算机的处理器，奔1、奔2、奔3……就这样旗帜鲜明的奔了下来；就算是软件，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号显示它们在不停的升级。然而教育教学的评价则相对困难，不仅指标参数难以确定，甚至连内容参数都存在很大差距。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往往也都关注这所学校有多少台计算机、多少个网络教室，而忽视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学生究竟能上网多少时间、这段时间内他都学习到了什么、作了些什么。所以，怎样围绕教育先进性这个核心问题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应该成为技术先进性的一个相对评价指标。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淡化技术、强调应用，淡化纯技术或者纯理论的研究而注重科学研究。

　

　　记 者：目前有很多人在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问题，我在想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知识内容和培养目标，可能会有一种整合的模式适合所有的学科吗？赵博士怎样看待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学科的差异？

　

　　赵 勇：我们先看看为什么会有学科。我个人以为教育具有这样三个基本功能：从社会的角度讲，培养社会的好公民；从个人的角度讲，培养个人的竞争力；这样才能从国家的角度讲增强综合国力。于是教育需要告诉学生关于自然的世界和关于人造的世界，这样就导致了教育内容上学科的分化，前者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等，后者包括语文、历史和地理等，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最核心的都应该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美国会用某些学科的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通过培养小科学家的方式来影响学生的思维和发展，让他们学会探究，学会发现。比如美国宇航局就会把他们通过哈勃望远镜拍摄到的照片和相关数据给有关的孩子们，让他们有接触实际科学研究的机会。还比如历史课中有很多战争，古今中外，数不胜数。然而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国际战争中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怎样？如果教学过程里能够有这些问题贯穿其中，那么历史课堂会更丰厚，学生也不会再被那些枯燥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所苦恼，而是兴趣昂然的借助现代技术投入到这些可以找到自己观点的学习中去。当然，国内在知识的传授上已经做的非常成功了，但是怎样利用现代技术加强学生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应该是我们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记 者：您作为华人，现在已经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终身教授，而且拥有非常丰富的国际合作的经验，您能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这个问题上就如何向国外学习给出您的建议吗？

　

　　赵 勇：我觉得首先不是学习国外的模式或者方法，而应该首先分析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比如关于整合是什么的讨论，这是一个好像很宏大但实质上又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即使我告诉一位老师整合是什么，他也不可能和我想象的整合完全一致，因为他结合他的学科特点、技术水平和教学环境等会有他自己的理解。倒是一些操作性的问题大家交流起来更有意义。同样，这个建议也适合于每一个具有“让专家告诉我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怎么整”的问题的一线教师。

　

　　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推进方式，我认为还是有研究的必要。在美国，一种模式要想被广大教师所接受，一定要尊重教师的个性，充分辅助教师的教学，给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Webquest比较受教师的欢迎，它是一种概念和方法，每个学科都可以用，你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而不是具体的一件事情。而且它对教师的技术水平要求比较低，与教师现有的教学模式比较接近，容易被教师所接受。相对于Intel或者Apple等大企业作的项目（program）而言，Webquest是一种探索活动（approach）。当然美国政府也尝试用多种方式，包括项目的方式来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这方面的案例很多, 不少项目也做得非常不错，有许多的新想法，还有很多设计和思路都不错、学术上也很成功的模式，但在学校里大规模应用的非常少。关键是教师对他们的接受程度上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教师要为这种模式做出相当大的改变，包括教学行为和教学理念，但是教师的灵活的教学需求却不能在这种模式下得到完全满足。

　

        我的确非常吃惊Intel未来教育在中国能够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还是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应该分析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别人无法替你想到的。Intel未来教育是美国人的东西，它是为了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而提出来的，然而这些问题有多少适合中国的国情呢？比如美国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教学机器和教育软件，而且他们现在的生机比已经达到了5：1，所以他们现在研究怎样整合；而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要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广大农村的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的问题。不可否认很多教育教学问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然而教育的的确确也是一个极具地方差异性的研究课题，是一个本地的事业，这在中国表现的尤其突出。

　

        我们不可能抛开当地的实际条件而奢谈教育改革或者教育创新，把中国珠三角或者长三角这些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的西部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呼吁我们的专家多多关注教育的民族性和差异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