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张庆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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