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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是都市生活的产物，或许这就是农村节目难以摆脱尴尬和不太景气境地的一个原因。尽管农业电视信息采集、节目制作费时费力，却一直难以进入人们的期待视野。但是近几个月看中央电视台7套的农民谈话节目《乡约》，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用独特的发行方式同时在全国的特快列车、民航和网站热播的大型户外访谈节目，正在引起全国电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这个节目的定位是“乡土情怀、精彩人生”，但我要说，《乡约》期期精彩，看后总能激起心头阵阵涟漪——是什么感染了我们？也许是新颖的开放式节目样式，也许是被誉为“田间主持人”肖东坡的个性风格，也许更是这个节目独辟蹊径的选题艺术——我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深刻体现了《乡约》主创者们正在形成的崭新创作理念和对当代农民、对“三农”节目的富有新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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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需要认同
在一些人眼里，对农民从负面似乎看得多些，看到他们的落后，看出他们的狭隘，也许正因此，“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名言，在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这话没错，但也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对农民应有的的理解、尊重和认同。
其实给农民贴上这类标签不太公平——20多年前，正是他们用“包产到户”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大潮；如今，他们又从不同层面积极参与中国农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是踏实苦干的实践主体。千百年的历史抗争赋予他们特有的自信和坚韧，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观赏《乡约》不难发现，节目主创者们面对新时代的农民，调整了对农民的认识，以崭新的“农民观”作为节目创作思想的主轴。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听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跫然前行的步伐，看到希望田野上的勃勃生机，“我们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发现他们、认识他们、学习他们，并融进现代意识去愉悦他们、引导他们。”②《乡约》发现了100多位有着“精彩人生”、而且令乡亲引为骄傲的新闻人物，请他们作客《乡约》——比如华西村的吴红宝、西洋村的周福仁、南街村的王宏斌、九星村的吴恩福，还有硕士村长霍清廉……不仅有这些立足本土建设富裕乡村的典型，还有许多走出土地成就大业的人物，有的已名列福布斯排名前列。当乡亲们听着苏绣传人姚建萍介绍她的作品“爱我中华”已经随着神州5号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当他们知道普京总统和芬兰总统穿的就是“咱们”乡镇企业开创的“波司登”品牌西服时，他们脸上洋溢的是自信和自豪的神采。
荣获“金话筒”奖的《乡约》节目主持人肖东坡，有着“农村后生”的淳朴、憨直和风趣，他带着浓浓乡情，带着真诚的尊重和认同，走进农民的“精神家园”。他在田间地头、河边山脚、炕头小院、葡萄架下与农民坦诚交谈，他善于在轻松和谐的语境中，利用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将访谈过程变成心与心的交流。洪堡德说过“语言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肖东坡的语言活泼机敏，带着几分随意，但他的每句话“流射”的是对乡亲们的理解和尊重。
有时“约会”是在集市的广场进行，这时《乡约》就显示“让农民自动放下手中的活计聚拢过来”的魅力。在“万人大集”式的节目过程中，主持人、嘉宾和农民水乳交融，节目现场流荡着没有任何编导痕迹的欢愉和快乐。
——记得有一集《乡约》的访谈对象是老教授袁隆平，没料到这位平时言谈比较拘谨的院士也“卷”入主持人营造的和谐欢乐的气氛中，他“聊发少年狂”与乡民同乐，既唱歌、又拉琴，还在乡亲们面前翩翩起舞。相比他在其他访谈节目中，似乎从未如此动情、忘情——而在《乡约》中，现实生活与现实人物和谐“同构关系”的自然形成，也是主创者对农民尊重认同创作思想的成功体现。
□ 农民需要快乐
在所有电视节目中，农村节目也许最少趣味性、最缺乏娱乐因素。虽然直接服务农业经济、介绍脱贫经验的农村节目自有其存在价值，但它过于直白的教化形式正在失去受众。目下“弥补”这个缺陷的普遍做法是，用都市化的色彩斑斓、花俏张扬之类掩饰其脱离农村现实的苍白，但它从未受到农民的青睐。《乡约》显然走了一条探索性的路——他们似乎就是要在农业题材节目中注重趣味元素的开掘，在体现节目多种功能的同时，更注重娱乐功能的发挥。
这个创作思路是对的，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如今“需要快乐”。这看似带有人文色彩的命题，既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也包含农民对电视媒介的期待——有人对此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表明：当今农民看电视的首要“开机动机”是娱乐。研究者还指出：“对农村而言，娱乐性节目更易于影响农民观念的转变”，因为“面对娱乐性节目，农村受众所获得的信息常常大于城市受众，他们的感悟也常常比城市受众深刻的多……” ①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会发现《乡约》中诸如《赌王反赌》、《与蛇共舞》、《中国狮王》、《金牌媒婆》、《我为婚狂》等边缘性选题的创作意图。主创者似乎没有刻意给节目附加过多的“意义”，也没有沦入“彻底的娱乐性”的窠臼——其实“意义焦虑”可能是多余的，在节目的可视性和趣味性之外，农民们还会琢磨出一些什么来。比如《金牌媒婆》里那位解放前15岁投井抗婚的姚玉英，如今分文不取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牵线搭桥，30多年“成全”了300多对，而她的一句“他们幸福就等于我幸福”的朴实话语，就够我们品味良久了；还有《我为婚狂》里的陈涛，大学毕业毅然回乡，开风气之先办起“婚庆服务公司”，他艰苦创业、移风易俗，带领农村青年追求新的生活……在洋溢着欢乐的节目中，主持人以说笑式的访谈贯穿其中，故事连着笑料，揶揄连着调侃，其中穿插着农民们情不自禁的自娱自乐说唱表演，还有那位“婚庆主持高手”陈涛，将婚礼辞说得溢彩流光……可以肯定，热热闹闹、笑声连着笑声之后，散去的农民们定能从姚大妈的“傻”和陈涛的“狂”里面咀嚼出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农民需要快乐，给农民带来快乐，也是我们的媒介责任——即使其中包含着提高收视率的期盼，也没有错，长期被忽视的九亿农民是一个庞大的收视市场，亟待我们开拓，办几档农民爱看的节目，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 农民需要感悟
必须指出，重视对农民的尊重与认同，并不是主张弱化媒介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责任。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当代农民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现实的迷惘和困惑。几千年小农经济遗留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阻碍着农村发展与现代生活的接轨；而从温饱奔向小康，他们面临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第二次变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农业电视发挥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必须面对的课题。
但是，农民教育不是高台教化和观念灌输。接受美学认为，正确地把握传播对象的期待视野和思维方式是有效传播的前提。经验证明，我国农民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似乎更倾于直觉思辨，倾于对具体事物的“感悟”，这是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判断的过程。而《乡约》展示的100多位新闻人物，构成当代“三农”精英的绚丽画廊，这就为农民提供了“形象演绎观念”的最佳文本。
 在《乡约》中，主持人一般是先“聚焦”人物和事件，话题推进力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具象性，并通过电视艺术手段，立体展现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然后在开放式的访谈中，层层深入地发掘人物的品格和感人肺腑的心路历程。节目内容没有观念的预设和宣示，主持人说的都是最平实乡村语言，因为他相信，人物事件本身可能对他们就是一种震撼——比如“打工车夫郭荣庆”通过十年苦读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这是为了什么？而经历了市场经济风浪的摔打发展成“波司登”品牌的乡镇企业集团，年产1000万件西服，却是从11个人、8台缝纫机起家的，他们是靠了什么？节目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当他们听了“西洋集团”老总周福仁说的“要富口袋，先富脑袋”那句话，可能会很快完成从形象到观念的演绎，他们的“顿悟”也许比谁都要深刻。
当然，《乡约》的选题并非仅停留于人物经历的展示上，有的就明显地带有“议题设置”的性质。比如“千万富婆”冉俊芳，为什么要同子女们签订“不留给儿女一分钱”的协议？再如8年前在102国道事故频发路段遭遇车祸的李树文，没有怨天尤人，却支撑着病躯，将有生之年和全部家产260多万元用来“救死扶伤”，皮大衣都卖了救人，但儿女结婚却没给一分钱——节目中，可以看到人们困惑的神情……还有《老于的世界》，那位在别人的嘲弄声中捏了几十年憨态可掬的半裸农妇的土老爷子，如今，怎么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烫金奖状？
——《乡约》中这些悬念的设置，可说是对几千年农耕文化积淀的观念意识的冲击。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有要言不繁的精彩点评，但更多的是借势布阵，将访谈推展为广泛深入的“群议”，以推动两种观念的碰撞，在这一过程中期待领悟。比如“救命天使”李树文的父子对话、儿子结婚没要到钱，媳妇也“婚纱没披上”就一道上路救人了……他们既“倒苦水”觉得“委屈”，最后还是勉强认同了老爷子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再如对曾被村民戏称“老流氓”的于庆成的访谈和议论，主持人将过去的戏謔与现实的认同作对照，与大家一道探究“老于的世界”。尽管没有给出完整的结论，但主持人构建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思维场”，节目的参与者或受众置身其中，不会不思索，不会不评判，不会不有所感悟。
□ 农民需要关注
“城里人”对乡村田园风光往往有过多的美学想象，深入下去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乡约》制片人、主持人肖东坡长年在农村采访，他深有感触。有一次他走在山东沂源县中庄乡的崎岖山路上，走了几小时仍走不出山，他喟叹道：“在这样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的穷乡僻壤，致富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③
——这里算是中国东部的农村，那么西部呢？
去年母亲节，《乡约》播出《潮湿的关注》，看这一集我的眼睛始终是“潮湿”的。我被西部“真实的贫困”震撼了。节目内容是对志愿者身份的摄影师于全兴的访谈，他在“责任和道义”的驱使下走访了西部44个县，向我们展示了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状态——石垒的有些歪斜的小屋前，站着三个孩子的母亲顾彩莲，她忍着胸膜炎的疼痛，背者营养不良的婴儿，眼里流露出期待救助的企盼；在这贫瘠的乡村里，年收入不足百元，他们把能吃上酸菜包谷饭看作最大的满足。那位38岁的母亲覃纯菊，丈夫一去不归，生活困窘，大雨冲又走了破败的土屋，但她用县里的一点救助，顽强地带着孩子背沙石、垒新屋……
《潮湿的关注》通过于全兴摄影过程的“关注”，引动了我们对贫困母亲的关注。节目有个“光明的尾巴”，即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10年推展成果卓然。但是，节目中一位县长的答问令我们很难释怀，他说：“我们县贫困母亲3万多人，受救助的是315人”——这正是《潮湿的关注》力图表达的主题，即“救助一个母亲，就是救助一个家庭”，只有从“杯水车薪”的“关注”转变为全社会的关注，才是对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母亲的真正救助。
由此可见，《乡约》对农民的关注不是浮泛的，而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既关注他们创业的成功和辉煌，也关注他们的困惑和迷茫；既关注他们自强不息的奋斗，也关注着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这体现农民节目创作理念的嬗变，也是这个栏目选题的重心所在。□
【注
释】
① 万晓红：《对农村受众选择电视节目倾向的研究——江苏农村受众的实证调查》载《电视研究》2003年2期35页
② 吴荫培：《活力、魅力、亲和力》载《当代电视》2002年2期73页
③ 肖东坡：《乡村笔记》29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月
[责编：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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