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是王造时发出这封信的当天,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开始对王造时进行批判了。有一份由笪移今、张汇文、何海宴、刘焕文、潘念之、傅季重、田汝康、吴常洛等十个人署名的《揭露王造时反动言行的实质》文章中,揭露王造时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反苏。除了上面在苏日中立条约上对斯大林表示遗憾的那
封信外,还有一点王造时是拉斯基的学生,而且翻译过拉斯基的作品。拉斯基是英国费边社的执行委员,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主张缓进、一点一滴地改革,因此是反苏的。费边社反苏,拉斯基当然反苏,王造时岂能不反苏?这本来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可是我们长期在这种逻辑控制下,王造时当然也难逃此劫了。
第二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据说:“他一方面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说什么美国的法治是认真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他极力支持右派分子杨兆龙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立法路线来反对社会主义的立法路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经验来制订我国的重要法典;另一方面他坚决支持章罗联盟所拟订的反动科学纲领。”据说:王造时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第三是从组织上玩弄争取群众的手段。据说“他以登高一呼的姿态,披着为法学讲话的伪装,主张老法学人才归队论,挑拨这些人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根据上面这些逻辑,他们认为“王造时就是这样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进攻。”当然,恢复“救国会”,也是王造时的一大罪状。
复旦大学也是一个战场,复旦由一位有名的教授,一连串向王造时提出了十几个问题,其中非夷所思地说王造时阻止女儿王海若入党,说王造时指使陆怡去指控《新闻日报》夜班编辑部等等(这里我要加个注,当时《新闻日报》夜班编辑部我在负责,从不曾听说有此等事件)。想象的丰富,使王造时无法回答。
6月22日,王造时又一次写信给周恩来求助,可是这时反右的方针已定,王造时再有什么办法也无法逃过这场灭顶之灾,他终于被划为右派。从教授的位置上跌了下来。文化大革命,当然在劫难逃,说他同复旦另一姓潘的教授,组织一个第三党,把他打成fǎn革命分子。后来在狱中患病,被当作囚犯送往瑞金医院抢救未成而死亡。据瑞金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王造时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王造时先生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与法制的追求者,1957年他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秩序,以作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他的法学观点,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既困于谗隙,又厄于反右,十年浩劫之中,竟致含冤莫白,被迫害致死。
总结他的一生,先后四次入狱,然而没死于法西斯主义者之监狱,却死于“四人帮”之手。国民党说他是“危害民国”,而“四人帮”说他是“fǎn革命”!
今日回顾这段历史,真使天下正人君子,为之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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