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三年多的时光，蜗居在东城区交道口的大兴胡同。明代顺天府有两个县的衙门设在城内，一宛平一大兴。我所居的胡同里当时就有大兴县衙，现在改成东城公安分局，房子几乎都翻修了，只有公安分局大门对着的一间民居的后墙壁，还残留着一副对联，我隐约记得上下联各有一句：“伤天害理皆由你”、“从古至今放过谁”，说的是因果报应，听人说这好像当年类似“狱神庙”的建筑，这副对联就是提醒那些办差的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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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小街曾经在民国史上大大有名，它当时叫“铁狮子胡同”，后来为纪念抗战中在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上将，改名“张自忠路”。曾经是中华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执政府就在这条胡同里。
铁狮子胡同和段琪瑞执政府在大众中之有名,大多缘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些正当年华的生命在此地陨落；一个大文豪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奋而撰文。人因文而垂后世，胡同则因人而广为人所知。特别是在鲁迅高踞神坛的年代里，中学毕业者必读这篇文章，也必然在老师启发下声讨军阀之残暴。
今日，院落已经给了某个大学的清史研究机构，门前两头大狮子还在，西边的狮子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注明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且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时常骑车大这里经过，没把它当回事，有一次醉倒在此地，石碑惊出我一身冷汗。
那是个秋天的深夜，我在旁边的一酒馆喝多了，踉踉跄跄地走在张自忠路上，快到中剪子巷路口时，觉得胃里特别难受，便很随意地蹲在旧执政府的大石狮子下，准备呕吐，一看 旁边那块石碑上的几个大字，醉意去了一大半，这不是刘和珍、杨德群等青年学生罹难的地方吗？在此呕吐，确有不恭之意，我便硬生生地忍住了。那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大半夜连电车也很少经过，大槐树树影婆娑，路灯昏黄，明月如轮，照在石狮子和石碑上，有一种凄楚的景象。
我当时倒不觉得害怕，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凉，七十多年过去了，刘、杨诸君的尸骨早就与腐草同朽，年年经过此处的人不知凡几，有几个人能想起那“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即使在语文课本里读过鲁迅那篇课文的，又有几个愿意去深究课文背后并不简单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死者四十七人，死去的还有两名警察和一名卫士，——不知道执政府抚恤这三位“烈士”时以何种名义，是否给予他们嘉奖。“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接的结果是段琪瑞所执掌的中央政府——“执政府”的合法性彻底破产。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支持学生运动一直谴责段执政的激进者，自然是口诛笔伐；即使是反对学生上街，曾对段琪瑞执政府很有好感的保守知识分子，同样谴责执政府的残暴。连平时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国会也紧急开会通过决议，认为导致惨案的首犯必须受到追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后则认定官兵向学生开枪涉嫌触犯刑律。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段祺瑞的口碑还不错，他出身贫苦，为官清廉，不赌不嫖不拿黑钱。“武昌首义”后，他率北洋精锐南下“平乱”，承袁世凯之意按兵不动，并领衔众将领发电报对清室进行逼宫，终于让清室和平逊位，避免了生灵涂炭；袁世凯复辟时，他作为袁最仰仗的北洋将领，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和蔡锷暗通信息，使袁称帝后感觉到真的成为孤家寡人；张勋率辫子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率兵进京，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因此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勋，但执政府门前一声枪响，他这些功勋就被罪孽掩盖。
尽管段祺瑞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部，究竟是谁促使开枪的，是不是背后有各种阴谋，至今还是个谜。但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最高长官，段祺瑞自认难辞其咎，因而赶到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后宣布下野永远淡出政坛，并一生为此忏悔。这可能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寻义之旅”写于2006.3.26 本站略有删节和少量校订)
【本站补充摘引：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全体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见引文网页）】
“三一八惨案”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直奉战争因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战败，冯玉祥入京囚禁了曹锟，把溥仪从紫禁城赶走，夹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两大强势人物之间的段执政日子并不好过。倾向于苏联的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战端又开，冯玉祥封锁了大沽口，引起日本军的炮击和列强的最后通牒。此时，全国舆论自然站在和日本军交火的冯玉祥一边，脆弱而敏感的爱国激情又一次被点燃。学生和市民从天安门开始游行，并去执政府门前示威，领导者李大钊先生事先对游行学生说过“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话，更为青年学生增强了信心。
事件背后各种国内国际政治势力角逐是复杂的，也很难一两句话作定评。不论背后有多少所谓的“黑手”，但学生是单纯的，是爱国的，他们是不该被打死的，政府决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几乎是当时舆论的普遍认识，这也是段祺瑞忏悔的根本原因。
尽管段祺瑞是一介武夫，但他还有起码的历史感，在乎身后之名，也在乎物议沸腾。在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当时中国，武人以枪炮干政，唯一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影响的，便是舆论。邓实先生在《复社纪略》的跋中写道：“士君子生值乱世。举世混浊，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洁，其讲学著书，皆其不得已之志，思以清议维持天下。”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民国，不过那时候除讲学著书外，还多了办报一途。
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段祺瑞这些脱胎于清朝新军的北洋首领，读书人还敢于肆加议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大学教师，邵飘萍这类报人，可以撰文骂在台上的执政者而性命无碍。可等完完全全只认暴力的“绿林大学”高才生张作霖主政北京，李大钊、邵飘萍都丢了性命，鲁迅也只敢躲在上海的租界里骂骂人。
离刘和珍等人罹难处不远，是另一位大人物的辞世处。由“三一八惨案”纪念碑往西走约五、六十米有一个院落，现某特殊部门拥有，没有特别的允许难以进去。孙中山先生就在此院落里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后逝世。时在1925年3月12日，距离刘和珍罹难一年。
孙文在广东开府建衙，另立军政府的山头，折腾了好些年，依附不同的军阀希望北伐中原，始终政令不出广东。论武力，他根本不是从小站走出来的北洋列雄的对手，后应段祺瑞、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手中有枪有炮的军人，借用的是他孙大炮的名望，内心其实不把他当回事，终郁郁而终。
中山先生一生要打倒军阀，却一生在依附军阀、利用军阀，终没有成大事。倒是他的得意弟子老蒋吸取老师的教训，自己掌握军队，才真正打出一片天地。中山、老蒋乃至更以后的“革命者”，都把“军阀”作为革命的对象。可什么是军阀，至今我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军队只控制在某个人或集团的手中就是军阀，从北洋政府开始，什么时候中国的军队真正国家化了？如果个人或集团控制军队加上“三民主义”之类的标签，就不是军阀——这样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掌握入主中央政府的个人或集团掌握军队就不是军阀的话，那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都作过总统或执政，他们是军阀不是？
中山先生生前没有造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党军，他的继承人老蒋做到了。宣称进步、革命的人，打败自己的对手所用的方法，往往比对手更残酷、离现代理念更远。蒋介石后来对政敌还不如段祺瑞等北洋首领宽厚，后继蒋而代的统治者，又比老蒋更狠。段祺瑞尚在乎死后历史的评价，后世诸公还不如他那样敬畏物议和历史。如此说来，后世又有什么资格谴责段祺瑞等人？
孙中山和刘和珍辞世处空间相距不到百米，时间恰隔一年。他们的身份地位迥异，一为“国父”或“先行者”，一为爱国青年，这种巧合和对比也许能带给人一些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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