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位主持人本要说某位选手“回答得很好”，却偏要说他的回答“哇！真是好得一塌糊涂”；自从台湾艺人凌峰在某次晚会上说了一句“我的脸长得很中国”，于是，“很青春”、“很另类”、“很文艺”、“很生猛”、“我同他的关系很私人”等等都出来了；自从有了《非常男女》节目，于是“非常经典”、“非常哲学”、“非常档案”、“非常白领”、“非常铁”等等都冒出来了。“非常”、“很”这类副词一直不与名词搭配的语法规则，由于盲目趋时附会的文化心理，就这么忽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打得粉碎。

口头禅是语言的痈疽，但一些节目主持人的口头禅很顽固，说起话来“那么”、“然后”不离于口，据一位叫佟维功的听众统计：1997年６月６日中央电视台转播新加坡女排大奖赛，50分钟内主持人说了79个“那么”；同年6月13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七彩假日》主持人20分钟说了97个“那么”。这位受众愤然写信给《中国电视报》说：“‘那么’不绝于耳，简直不能忍受。”

此外，主持人用错了词、读错了字音等等“语言污染”现象也很普遍，比如“凯旋而归”（“凯旋”已经“归”了）、“邂逅而遇 ”（“邂逅”就是“偶然相遇”）、“正方兴未艾 ”（“方”就是“正在”）、“××首当其冲，率先到达终点，获得冠军”（“首当其冲”是“最先受到攻击与伤害”）等等说法。最近在一家省级台又听到念白字，比如“一蹴（cù）而就”说成“一就而就”；“莘莘（shen）学子”说成“辛辛学子”；“泰森皈（gui）依伊斯兰教”说成“泰森叛依伊斯兰教”等等——即使是国家台，把字音读错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媒介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标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语音是媒介的声音形象，在全国人民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示范的作用，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许多国家对此相当重视，不仅立法，而且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早在1924年就成立了“正音小组”，后来更名为“口头英语咨询委员会”（简称“ACSE”），这个机构最多时曾礼聘３０多位专家担任“正音顾问”，著名的戏剧大师萧伯纳就曾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他们规定，任何即将上岗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都必须先经过严格的语言正音训练。语言大师阿瑟·詹姆斯（“口头英语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桂冠诗人罗伯·布里奇、莎士比亚戏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罗伯斯顿伯爵等等，都为许多播音员和主持人上过发音课程。

我们的状况与他们差距不小。造成以上情况深层的原因是我国主持人语言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没有经过必要的语言训练，许多广播电视台选择主持人只要有一张漂亮脸蛋、一个好听的“声线”就可以上岗，他们对语言在传播中重要性的认识很肤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第一步没有跨好。许多节目主持人是从播音员转化过来的，他们觉得一时难以摆脱文字表述习惯的牵制，语言应用的适应性很难“一步到位”，于是很大一部分人很快走到了另一方面，即完全不受控制——他们突然“发现”担任节目主持人是很“轻松”的事情。其实，主持人的语用方式比“照本宣科”的播音创作困难多了。不仅受内容、时间、环境的严格制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思维与表达同时起步的，面对话筒、面对观众，一张口说话即抵达信息输出的“终端”，完全脱离控制，却又要对每句话负责。

现在随着谈话节目的普遍开设，话语表述的惯性使一些主持人已经无视“大众传播”的社会性、公开性，而以随意性表达方式将“生活言语”直接移植于广播电视节目，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他们将广播用语与生活用语完全混为一谈，甚至提出“越生活越好”的主张。这实在是一种“轻便”的办法。但是须知，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强调言语的“生活化”，并不等于给一切的“生活言语”发放通行证。当然，为了提高言语的易受性、亲切感，节目主持人应当注意辩证地处理直播言语与生活言语的关系，不仅不能回到“书面化”、“主持腔”的老路上去，而且要树立播出用语“口语化”、“生活化”的观念，在剔除自然形态的生活语言不规范成分的前提下，注意汲取日常生活口语的营养。在坚持语用规范的前提下，对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语言既有积极的吸收，也要有坚决的扬弃，做到不媚俗，不奉迎低俗的视听需求——这是广播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广播电视节目最起码的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