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是在一个陌生的、未知的理论与实践的领域摸索。据说他曾向一位著名的录音专家讨教，揣摩发声终端状态的效果，他找到了以气息力度调节声带轻度闭合的话筒前发声方法，走的是以内心体验与理解为出发点的“以情带声”的路子。

   但是，客观的说，赵忠祥这厚积薄发的成功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机遇或侥幸。那种既“厚”又“软”而偏“暗”的声音和气息，之所以为广大受众所接受、肯定，首先是得益于“文革”后整个播音界“高亮”的硬派风格的衰微，得益于受众听觉审美取向的改变，而赵的聪明正在于敏锐的领悟和成功的投合。当然，这样的发声当时在有些人看来觉得并不完全适合新闻的播读──他们并不看重受众的确认，而赵要证明自己播音实力的恢复，也还须以此为起点进行新的尝试，并且要机遇、要有载体。

　　于是赵忠祥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不仅在语音形态上，而且在句子、语段的画外音表达方式上动了些“手术”。他把静态的书面解说词融于充满动感的画面，他让那些固化的书面符号跨上感情的骏马，在充满浓郁诗情的意境中驰骋，连绵不断的语流如快乐的溪流潺潺流淌。他突破标点、突破常规的断句方式，完全从语势、语感、内韵（指内在情绪自然消涨所表现的韵味）节奏等表达的需要出发设计语气、取舍停延。这些处理书面解说词的做法，颇有点“离经叛道”的味儿。

　　据了解，“学院派”某些教授表示怀疑，甚至认为这是对播音学的破坏；有的同行也认为这是“别出心裁”，是触犯了播音的既定规则。面对“学院派”的诘难，也掩饰不了自己的惶惑，他坦言：
　　“这条路我走了差不多8年到10年，这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有人说你好，甚至上课时教师对学生说，你们可别学他──我成反面典型了。”

　　其实，一些人对赵忠祥播音解说风格改变所持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原始形态，实质是“道”与“势”的冲突。“道”是文化秩序、既定规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始终高于“势”、高于变动的现实。“道”的尊显、统领地位不容置疑，其权能不可动摇，这样就必然对一切变革的尝试形成惯性的“否定定势。”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切），赵忠祥显示出的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艺术品格和职业态度。

　　“返城”后的赵忠祥已年过不惑，当时他充满了在新闻节目施展才华的希冀。但是，突如其来的指令要求他从新闻栏目“靠边站”──此事是发生在1985年，但是1979年以后赵在中国电视荧屏“横空出世”也许就隐伏危机。这位中国唯一的男性电视新闻演播员敦厚、朴实的形象，随着黑白电视机进入亿万人民并不宽敞的居室而深深映入人们的脑海。他的工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除了每天的新闻演播，还有专题片的解说，长度新闻的直播，后来随邓小平同志访美，作为中国第一位电视记者在白宫采访美国总统卡特，并采访里根、基辛格，他甚至被当地新闻界誉为“中国的沃尔特·克朗凯特”。

　　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解释，没有声明”──赵忠祥这样说。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一部丰富而复杂的作品，对这一切我们无从评论，但确定的是，赵从“春风得意”到一切归于沉寂，完全是由一个僵化的让人窒息的程序性运作方式造就。风头太劲，超越过速，亮度太显，令人目眩，或者是旁若无人，或者是有几封观众来信……

　　对赵忠祥来说，这种并不陌生的“周期性挫折”，早就造就了他“外圆内方”的文化性格。刚而易折，圆则易通，这是“古代人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启示许多成功者具备这样的二重性格。他似乎没有太多的幽默，没有笑对人生的豁达。虽然他很好地掩饰了忧伤和愤慨，然而他内心的深处，仍然急切地需要一种真切的而不是虚妄的肯定。这样，承受与抗争贯穿于他这一阶段的生活，但是从本质上说，他是“承”而不“受”的──如果说“承受”，只不过是能量蓄积期待喷发的“休止”，是人格取向正面迁移的坚韧进取。

　　尽管前两年赵忠祥在“金士明杯”主持人评选总结会上说，“我们不能一提主持人就想到新闻类主持人”，但就“下岗”后的奋斗方向而言，我认为他仍志在“新闻”。当时他“自讨苦吃”地奔波，“发了疯”似的主创了取材于北京、上海等地的专题新闻节目，并争取播出。这些使他疲惫不堪的努力，是悲壮的，也是无奈的。当他发现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切入新闻节目的主流时，他沮丧地也是顺从地到了他颇觉陌生的“国际部”。

　　但在这里，他找到了“与世无争”的空间。他可以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岗位，用声音施展自己的播音艺术的才华，可以显示自己的“亮度”，也可以“旁若无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可以在怀疑或否定面前显示自己“否定之否定”的顽强。当他发现，他可以用“拟人化”的解说与动物、大自然“对话”时，他可能感到了一种意外欣慰和满足──它非常切合赵忠祥当时复杂的情感诉求的需要，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命活动颇有点儿社会生活哲理的况味，有时甚至给人彻悟的愉悦。它安抚着赵忠祥苦涩难言的心境──赵忠祥后来坦言：“我有所郁结于心，只能寄情于《动物世界》之中，所以，无论谁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时的沧桑感。”斯言悲哉！

　　尽管“新闻情结”早已融入赵忠祥的职业生命，是他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气质素养的最强项，可又有谁会“想到”把他请到自1988年以来多年办得很不景气的“新闻评论部”呢？他出色的政论性节目、现场新闻节目的驾驭能力，他的作品《谈宝钢》、《逛灯会》、《撞击与反射》等新闻专题片所表现的新闻策划和制作编播能力，人们只会偶然“暂借一用”而已。记得两年前的一天中午，笔者偶见赵忠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虽是“客串”，我从他充满“新闻味儿”的语态和气度发现，即使是“昨夜星辰”的偶然闪亮，他的“新闻神经”也没有麻痹。我的心头有一阵苍凉的震颤──是的，他是不无依恋地在另外一股道上跑。

　　这“另一股道”，对于自感“一介书生”而又“才不出众，貌不惊人”的赵忠祥其实并不合适。虽然他业余涉猎广泛，但要成为“文艺型”的“电视人”，也许他从未想过确立这样的“目标”，是生活、是命运把他推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他别无选择。

　　进入“正大综艺”并站稳脚跟、受到赞誉的过程，比较突出展示的，是赵忠祥的政治文化品格和他在别人的贬抑面前昂起头颅的不屈性格。当时，他虽然在国内大型晚会频频露面，展露才华，但“正大集团”出于某种考虑一直并不中意，而赵的自尊、自强也使他本能地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节目的样式、格调尤其是合作方式持有异议。随着姜昆的退出，节目出现波折，“境外方”竟然暗示对杨澜也失去了信心。据说当时杨澜很困惑，找过“赵老师”，他们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现在看来，这样的“无情无义”产生的反作用力，却为他们坚持高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格调并协同拼搏注入了动力。

　　尽管形势把赵忠祥推到前沿，他当时仍是自卑的、不自信的，只是说“试一试”、“暂时顶上一段”而已，因为觉得“成功的把握不大”（他曾面对笔者的提问说，跨进演播大厅时他“只有60%的把握”。）

　　但是，超越“优越感目标”的热情和对成功的憧憬推着他向前走，他说“我不是个服输的人。找了我，我不上就是服输。”虽然“不确定因素”始终没有使他摆脱犹豫和彷徨，他后来在著述中也坦言，当时想到的是“万一不成功我就惨啦！”所以从第66期到200期，历时三年，他确是“何尝敢一日松心”。但是，他毕竟创造了人们期待的成功。他们的成功在于，他同杨澜调动了自己的文化积累，电视意识、生活阅历和艺术悟性，不仅使节目有了正确的定位，而且附丽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赵忠祥说，他庆幸自己“超越了一个多元文化娱乐消费的阶段”，把节目格调、文化品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是这样的，一个严谨、庄重的“新闻人”，能把一台台晚会节目主持得意趣盎然，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容不得踌躇满志，在“正大综艺”大获成功的同时，嘁嘁嚓嚓的群议式媒介批评从未中止过。笔者当年曾把《深圳特区报》上的一篇文章《赵忠祥为何无精打采》带到北京，放在他的面前。赵笑说，另外一份小报还登过《赵大叔该让让路了》的文章。我想，一个人在全部观念和人格上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和跟进是艰难的，尤其是媒介人物，他要面对随时出现的犀利的批评和审美的挑剔，如果没有偶像与神话坍塌的恐惧，没有常见的那种脆弱的“明星品性”，他会坦然。面对这一切，早已越过“天命之年”的赵忠祥可能会警醒自己，在一个力不从心的“领地”不宜待得太长久。因为主持人是一种载体，尤其是文艺性、娱乐性主持人，轻松与幽默最好能渗透到他的的血液、他的每一根神经，似乎并不需要过于政治化的、矫饰性的情感表达，而赵的知识谱系和理性传统，也很难在富有弹性的世俗化表情达意的语境驰骋自如。虽然他自己常说：“在中国，前10余年中，主持人形式发育得最好的，恰恰在综艺节目，如‘综艺大观’、‘正大综艺’……”③但是我以为，这似乎并不值得夸耀。正如俞虹在她的著述中所言：“应该指出的是，新闻类主持人的成熟才是广播电视事业成熟的标志。中国的现状，恰是稚嫩的表现。”④

　　赵忠祥走出“正大综艺”，挪动的脚步肯定是自信、稳健得多了，甚至多了一份矜持，一份深沉。虽然赵忠祥多次说，主持人“主要的是在荧屏上用形象和语言与大众交流”，并且引用沃尔特·克朗凯特说过的话：“主持人的业务主要是表演”（？）而且特别指出：如果要主持人“全方位、多功能”是步入了“误区”⑤。但是，这似乎不是对所有人而言，因为笔者发现，这时他有了占领新的“制高点”的底气：他要做一个“全能型”的主持人，主创一个别具深意的社教类环保栏目：《人与自然》。他的话掷地有声：“无论你主持哪个栏目，你必须是这类栏目所传达信息的拥有者，”而且要“成为你承担的这个栏目内容的专家。”过去我曾觉得，赵忠祥关于主持人节目的议论比较多的是停留在技术性操作的层面，缺乏深度，诸如感情控制、无实物交流、形体动作、表达技巧等等，他似乎尝试着在理论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构建自己的话语空间。现在看来是有所不当了：他正在用自己的行为方式超越这个层面。他要从实践和理论、宏观与微观各个方面，同有志于此的人们一道，为我国主持人节目理论的学科建设作出努力。

　当然，岁月使他再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势了，除了“随想”，也平添了一份宁静；而职业的积累也使他有信心开始将主持人节目推进人文、人格层面的探索。显然，《人与自然》栏目的的创意就包含着这方面的丰富内涵。它似乎是《动物世界》的继续，是言犹未尽而需要与“自然”再进行一番对话：又似乎是“语言狂欢”后的“归隐”或“出世”当然其实质仍是“入世”，或者是以“出世”求“入世”，是从《动物世界》的抒情性诠释向警醒的议论推进，渗透着某种“忧患意识”，是以世纪未的理智和良知表达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另外，这个栏目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位同我国电视事业同时诞生的“电视人”，面对我国电视文化受到以消闲、宣泄为能事的低俗大众文化冲击的失落和反思。电视的竞争，说到底是技术与文化的竞争，对节目主持人来说，把握住信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权威地位，并以此确立比较完善的人格形象，是完全必要的。作为一种文化选择，《人与自然》栏目格调清新雅致，书卷气息颇浓的专家访谈，似乎在着意疏导着当今社会的浮躁心理，营造一种适合生命本体要求的社会和生态环境。

　　1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赵忠祥滞留广州白云机场。在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蒙蒙雾气中的树影，他感触良多，慨叹自己的一生：
　　“我不知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这么要强，为什么总想拼搏。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我这一辈子到底是喜是忧，是舒服是烦恼，是苦是甜，我捉摸不定，也整理不清。”

　　是的，这10年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动，每个人都会经历一番价值观、道德观的洗礼，都要经历一番激烈的心灵搏斗。这里有首鼠两端的悬揣，也有豁达宽宏的解脱，有步态错乱的浮躁，也有无坚不摧的果敢。赵忠祥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道德精神的影响当然思虑深广。他爱读唐诗，看出了李白“并不超脱，于是他崇尚苏轼，因为他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竟“没有痛感”；凝望动物园安详直立的白鹤，他崇尚白鹤的“高雅、脱俗和不为世俗潮流左右的高洁。”这说明，赵忠祥虽然生活在俗世，却有着超越俗世，超越功利的理想和境界的追求。但是面对现实的不公，他“承”而不“受”，而且内心仍是很“痛”的。在他沉稳的处世态度背后，始终有着顽强的生命意志，有着不驯的、躁动的灵魂。“性格即命运，他要超越自卑，超越极限，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是多么艰难的人生啊！当然，毫无疑问，每一次拼搏和抗争，都是对自身弱点的挑战，也都是自身个性、品性的展览。

　　他说：“尽管我尽了努力，但我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

　　但是我想，任何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不懈的追求中，也许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影子”──然而，它的一切乐趣，不是已经尽在其中了吗？
　　但是，赵忠祥从来不去体味这种乐趣，他说：“一个人自从脱离了孩提时期的甜蜜和蒙昧，我想就不太可能有单纯的快乐。”
　　是的，如今随着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冲击着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文化依附心态的根基，人们不得不面对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功利时代，这里似乎只有沉重，没有轻松。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既然将价值理想的复归作为已任，那是很难有“单纯的快乐”的。何况世俗无论是腾达还是落泊终究是世俗，物质世界的自由是自然法则下的自由，这就注定决不可能有超越现实的“单纯的快乐”。

   灵魂的跋涉永无止境。也许正因此，赵忠祥的眼里很难褪尽那淡淡的忧郁和凝重──不过，那也很难说，也许那是一种性格的积淀，也许正蕴酿着一次新的拼搏与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