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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吕老分析，不但有客观原因，而且有主观原因，例如习惯于唯书、唯上，缺乏从实际出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等等。吕型伟的论述发人深思。确实，缺乏独立人格，唯上唯书，人云亦云，见风使舵，随流从众，不敢独立思考，不敢直抒己见，为了保持与别人的一致而不惜磨平自己的个性棱角，这样的校长不可能创造出任何鲜明的学校特色。
回顾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卓有特色的学校可以发现，它们的校长各具不同风格，其共同之处则无一例外地具有独立人格。所谓人格，在伦理学中是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
伦理学强调人格的平等和独立，并且认为这种平等和独立不应受血缘上的长幼关系，教育上的师生关系，工作上的隶属关系的影响。在心理学中，人格就是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特性的总和。世间芸芸众生，凡夫俗子，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意志的具体存在，都具有千差万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具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无限丰富性。每一个体都有权守护他的自我人格，拒绝成为他人的复制品。
有的心理学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格就是人的特色”。
人格使人的思想和行为有了自己的特色。在相同的社会，同一级别、同一类型的学校之所以能形成不同的特色，根本原因在于校长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格。本文的“人格”，兼具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含义。本文所谓的“独立人格”，不等于独断专行、独往独来、一意孤行、孤芳自赏，它主要指思维品质的独创性，即观察问题独具慧眼，思考问题独出心裁，解决问题独辟蹊径，创造成果独树一帜。
它意味着校长具有优于一般人的良好的思维品质，在思维的广阔性方面，能够在把握整个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大背景中，对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演变历史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提出既有理论依据又有新的创造的办学思想。在思维的深刻性方面，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比别人看得更深一层。在思维的独立性方面，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不依赖现成的答案和方法，也不依赖别人的明示或暗示。在思维的批判性方面，能够以客观标准评判是非曲直，不仅能正确地评价别人的观点和行为，而且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在思维的灵活性方面，能超越习惯和成见的约束，灵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既善于正向思维，又善于逆向思维；既善于聚合思维，又善于发散思维；在目的的一贯性和信仰的坚定性的前提下，善于根据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判断或步骤，以更好地实现预定目标。在思维的逻辑性方面，善于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考察问题、论证问题、表述问题、解决问题，等等。
校长的独立人格以校长对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为坚实基础，在具体的办学行为上经常表现为在必要时敢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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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
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有句名言：“凡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他为浙大确立了“求是”的校训。他解释说：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他经常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王阳明、孙中山等人履险如夷、视死如归、忠于真理、献身真理的求是精神谆谆教导学生。他本人也是独立人格的典范。在视共产主义学说为洪水猛兽的国民党专制时期，他曾大义凛然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我们不怕!”这种宣示，已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
竺可桢担任校长期间的“上”，是敌对阶级的专制统治，对其“不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需要一股“士可杀”的勇气。而对本阶级、同一阵营的领导人，若能保持一种独立人格，勇于独立思考，敢于“不唯”，至少要冒政治前程的风险，同样可贵。这方面也有不少典型事例。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曾一度出现全盘照搬苏联办学经验的倾向，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坚持独立自主办学方针，对待苏联专家不卑不亢，既以礼相待，又坚持原则，坚持中国特色，从不唯唯诺诺，充分表现了一位正直教育家的革命风度和民族气节。1956年，成仿吾在担任东北师大校长期间，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停办政治教育系，一时间该系师生人心惶惶。成仿吾则坚定地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政治教育系不能停办，同时据理力陈，终使有关部门纠正了这一错误决定。
著名宣传家、理论家、教育家李达从1952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凡13年，其间他曾说过：“我们在政治上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这在一般人看来，至少是不够谦虚的。
诚然，陈望道、成仿吾、李达等人都具有相当的地位与威望，但笔者认为，这些并非“不唯上”的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求实精神和独立人格。倘若具备了求实精神和独立人格，那么，即使一位普通的校长也能够做到“不唯上，只唯实”。这里不妨看一封苏霍姆林斯基作为一所偏僻农村学校校长写给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一封信。
1958年7月13日，苏霍姆林斯基以真实身份写信给赫鲁晓夫，以大量的实践例证对赫氏报告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例如，他坦陈自己对“报告中有关普通中学仅仅为升大学而培养人才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办学育人不单纯是为了让青少年升大学。他还指出：“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我国教育的最好形式应当是函授和夜校的论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掌握得最牢固、印象最深刻的知识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获得的。把夜校和函授教育置于主要地位——这意味着将获得知识的时间推移到成年时期，这会导致知识质量的下降和脱离劳动。夜校和函授教育无疑应当发展，但没有必要将其提到首要地位。我们的国家有能力使青年一代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即在开始劳动活动之前，享受基本的普通教育。当然，在受教育的这些时期，应当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这封信的观点鲜明，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只有真正尊重教育规律，并且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人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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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钱
办学需要经费，经费短缺常常使校长焦头烂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同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上毕竟还有比金钱更为宝贵的东西，即“人格”和“校格”的独立性。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肯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去获得金钱。
徐特立先生原名徐懋恂，1905年赴岳州参加考试，在3000多名考生中以第19名录取。复试时需要交一元钱试卷费，他无钱可交，一位同考者意欲解囊相助，却被他婉言谢绝。他决意不参加复试，并口诵一绝：“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非同柳泽新枝弱，偶受春风即折腰。”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懋恂”改为“特立”，从此声誉不胫而走。可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常常需要付出代价，一位教育家是这样，一所学校也是如此。现实中某些普通学校在经费面前可能饥不择食，我们对此不宜厚非；而另一些有品位的学校在获取捐款时慎之又慎，则不禁令人心生敬意。当年张伯苓办私立南开学校时曾面临断炊之难，即使如此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某教会组织的资助意向。
美国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学，经费问题无疑是学校的生命线，但该校在接受捐赠时却有一条规定：须经校方原则同意后才能进入谈判程序，同时需要邀请有关方面人士参与鉴定，考察这笔捐赠有无明显的或潜在的附加条件，会不会影响到学校独立的声誉，会不会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声望，最后才会正式做出是否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上世纪80年代，该校一位研究所主任在向学校汇报之前，直接答应接受某国准备赞助的一笔研究经费。校方获知这一消息后，尽管这笔赞助经费将用于科研，并且尚未到位，但仍果断地将这位主任通报解职。人们从这件事看到了一所学校的独立和它的声誉“是怎样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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