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晨更的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班和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富有才华的王洞若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
平心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居住。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的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了陈企霞等五人。所以，江青此时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江青参加了“教联”。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组织通过关系营救，江青被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