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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少不和胡适发生关系的。那时他们这批人都正在青壮年时期，又恰恰赶上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国家的一切开始走上轨道，他们又多数是不久前才从英美归来的留学生，所以一时热情很高。这批人常被人们称为是英美派，因为他们对于英美的政治制度和宪政传统普遍认同，并且希望这些东西能在中国生根，为此他们贡献了自己几乎一生的努力。胡适就不用说了，罗隆基也是这样。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清华学者为基本活动范围的，也可以说，清华的教育背景是这批人自觉联合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清华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上，清华大学的重要性要超过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这个重要位置，除了客观上的特殊条件外，与胡适出于清华是有很大关系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罗隆基是胡适“新月”和“平社”两个松散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罗隆基比胡适小七岁，他1928年秋天从英国回来时，最早去的是上海，他去了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并兼任教授。中国公学是胡适的母校，这年的4月30日，胡适接任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到中公就职的时候，是马君武先生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致的欢迎词，他说：“1906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光荣的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730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那年胡适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时期。马君武先生非常欣赏罗隆基，但可以肯定地说，罗隆基到中国公学做政治经济系的系主任和胡适也是有关的。那年罗隆基刚刚三十三岁。罗隆基到中国公学的时候，正是新月社活动的盛期，他自然也成了这个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平社不是一个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朋友定期聚会。
《新月》在第2卷第2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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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别的刊物一样，在开始时本刊同人也曾有过一点小小的志愿，但提到志愿我们觉得难受。不说也罢，凡正是病象，原委是疏说不清的。痉挛性的兴奋，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用的；这是虚弱不是强健的表见。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以往的工作。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凹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而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而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提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我们希望藉此可以多结识几个同情的读者，藉此我们也希冀惕历我们几于性成的懒散。在本刊与未来的周刊或旬刊上，我们一致欢迎外稿。得到纯凭精神感召的朋友是一个莫大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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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刊物虽然没有出成，但“平”社的活动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对于这一段时间里“平”社的活动，罗隆基是从始至终都参加了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平”社活动的记载，其中涉及罗隆基的地方很多，我们梳理如下（日记第6则）：
1929年3月25日：“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七百字。‘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容，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
1929年3月29日：“上星期六（廿三），志摩、实秋、罗努生、张禹九来劝我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我再三推辞，后来只得对他们说：‘我们姑且想象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下星期五在禹九家会齐交卷，看看像不像可以出个报的样子。’前几天我做了一篇发刊宣言。今天大家全齐了，稿子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大家的意见还是主张办一个报，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决定是四月十一日出第一期。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孤疑。志摩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能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有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无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
1929年4月21日（Sun）：“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
1929年4月27日：“平社第二次聚餐，到者九人。（第一次七人，加潘光旦、张禹九。）。”
1929年5月19日：“平社在范园聚餐。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上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解见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
1930年2月11日：“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族制度’，刘英士反对，罗努生赞成，皆似不曾搔着痒处。”
《胡适的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是罗隆基在中国公学时期的活动，那时也正是新月社和平社活动较多的时候，罗隆基几乎每次都很积极，他在平社的讲题是“从政治上”看中国的问题。从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史料看，胡适和罗隆基至少在四十年代之前的关系是很好的，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有时在罗隆基家，有时在胡适家中，胡适对罗隆基的家庭生活也很关心。
罗隆基被国民党抓捕：特别是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被捕后，最关心他而四处奔走营救的也正是胡适。关于罗隆基的这一经历，他曾在《新月》杂志上写过一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3卷3期），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11月4日下午一点钟的光景，吃过午饭，坐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阅讲演笔记的时候，罗隆基听见有人叫他。
来人走到罗隆基面前。“你是罗隆基先生吗？”那个人问。
“是的”。罗隆基回答。
“你先生在光华大学教政治学吗？”来人接着问。
“是的”。罗隆基又答。
“他在这里！”来人随即向外面打了个手势。
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进来两三个男子汉，在问清了罗隆基的情况后就把他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罗隆基这次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第八区党部向警备司令部控告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还有就是说罗隆基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罗隆基在公安局据理力争，请他们拿出证据来，但他们拿不出来。
胡适在这天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知道罗隆基被捕后他的反应：“今天在蔡先生家午饭，席未散，忽家中人来说有学生为紧急事要见我。我回家，始知罗隆基今天在中公上课，下午一时忽被公安局警察捕去了。我即托蔡先生去寻市长张岳军（群），一面托昆三去寻公安局长袁良。我打电话给宋子文，要他即为设法。并打电话安慰罗夫人。一会儿，一涵舒谟都来了。舒谟见了公文，隆基之外，尚有学生邓中邦、张耀先二人也在拘捕之列。一会儿，来了学生代表十余人。财政部来电话，说子文请校长张咏霓先生去保释，即令秘书郭德华兄持保函去保。蔡先生也来了，说他就去看张群预为保释，时郭德华也持张咏霓函来，合于张宅。
时隆基尚未送到上海，但张群允即释放。六点多钟，罗夫来电话，说‘胡先生，罗先生回来了。’隆基在电话上说，他的被捕是市党部八区党部告的，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罪名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这真是绝荒谬的举动。国民党之自杀政策真奇怪！”（《日记》第10册）
罗隆基的这次被捕经历前后只几小时，公平地说，当时那些拘捕他的人都是很客气的，从罗隆基事后的回忆看，他们并没有对罗隆基动用什么不人道的手段，再加上胡适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罗隆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但就是这样一次经历，却更加深了罗隆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他在那篇记述自己被捕经过的文章中，对国民党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说：“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布之普通法律，政府和赏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这的确不是目前的法律。凭情论事，军警执行司法，大部原因，又在党员可以指挥军警，今日的局面，一言以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党员高于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党员高于法’，不止是党员不守纪律，法律上同时加党员特殊权利，做小党员横行的保障。”（《新月》第3卷第3期第13页）
过了两天，胡适又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光华大学政治学社代表来谈隆基被捕事，欲作一大运动，要求约法保障。我对他们说，我十三年来不愿鼓动学生来赞助我的主张。这几个学生的言论使我感觉不愉快，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
罗隆基在中国公学是兼课性质，那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光华大学，同时还参加新月社的活动，编辑《新月》杂志，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批评国民党专制的文章。他在光华大学教两门课，是大二的比较政府和政治思想史，很受学生欢迎。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是光华的学生，他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曾说：“我进光华不久，他在兼课的吴淞中国公学下课后，忽被治安人员带逮捕，经讯问后旋又释放。他返光华在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报告经过，语极锐利，锋芒毕露。”（《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是罗隆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他做为一个大学教授，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不计后果地向极权和专制开战。为此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在罗隆基一生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他遇到危难的时机，给他帮助最多的是胡适，在这一点上，罗隆基四十年代的选择，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因为那时他实际上已和胡适分道扬镖了。中公被捕后不久，罗隆基又遇到了要被光华大学解聘的事，这时帮他的人又是胡适。
1931年1月13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早起，见报纸上已将教育部给光华大学的电令发表了。关于罗事全文为：‘罗隆基言论妄谬，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此是光华发表的。《时事新报》标题为‘光华小纠纷解决’！天下人固有这样愚蠢的头脑！’”当时胡适的判断是“此令既发表，便难收回了”。也就是说，胡适从心里是知道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但胡适这个人对朋友是很诚恳的，他并不因为有难度就放弃。为此，他又去找了金井羊，问他此事应该怎么办。他们谈了很久，胡适最后决定托金先生向陈布雷说，请他出面帮忙。胡适的理由是“罗事本系个人负责的言论，不应由学校辞退他，更不应由教育部令学校辞退他”，胡适对金井羊说：“如布雷愿意和我面谈此事，我可以一行。”这是胡适对罗隆基被辞一事的基本态度。金井羊走后胡适又和凌舒谟商量，凌舒谟刚刚见过金井羊，他告诉胡适说，金井羊答应明晚回南京后，后天即去和陈布雷谈此事。胡适当时的提议是“布雷了解后，然后叫光华去一呈文，说明执行部令的困难，由部中批准撤回，罗隆基自行辞职。”
过了几天，胡适为罗隆基的事又去看望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先生。张先生要胡适转告罗隆基不要再去光华上课了，对此胡适的回答是“恕不能转达此意。”张先生对胡适说：“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胡适听了以后，对张寿镛先生说：“承先生把我当作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不看见，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禁止他，用什么法子？叫警察？调兵？用学生？”
张先生听了胡适的劝说，就软了下来，他说：“我一定装作不知道。”张先生还说，他可以向蒋介石去说此事。张寿镛为罗隆基的事听了胡适的话以后，给蒋介石的呈文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从自危。”“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第444页，中华书局1995年）
胡适那时为罗隆基的事四处奔走，固然于他和罗隆基个人的私交有关，但这并不是他要为罗隆基出力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罗隆基的态度实是一件侵犯个人言论自由的事，而这和胡适的理想绝不相容，他是在为朋友奔走，但也是在为他一生的理想奔走。
为了给罗隆基讨回公道，胡适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几天后，他再一次找了金井羊，把《新月》杂志的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将介石，同时还附了一封信给陈布雷，说他不能应约去南京。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说：“信的措词颇强硬，井羊不愿交去，但把《新月》留下。”金井羊还是劝胡适往南京一趟，但他终于没有去。
1931年1月19日胡适到罗隆基家中，恰好潘光旦、王造时、全增瑕、董任坚在场。胡适对他们说：
“罗事只有三条办法：（1）依我的办法，先由教部承认了我们的原则，后由张寿镛去呈文，让教部自己转圈。然后罗辞职。（2）教部已说不通了，可由张寿镛发表一个谈话，说他不能执行部令。为此罗也可辞职。（3）教部与张君皆主认此原则，则由罗自己自己抗议而去，声明为顾全光华而去。”胡适对于此事完全不是个人意气，而是这事关乎一个国家内能不能有健康的言论问题，从胡适对此事认真的态度上，我们今天都能感到他对言论自由的强烈信念。1931年1月18日，胡适给陈布雷写了回信，但这信金井羊没有同意带给陈布雷，不过信稿却保留了下来。胡适在信稿的下角批注“此信井羊未曾带去，仅带去《新月》两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收有这封信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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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先生：
谢谢先生一月十七日的信。我非不知“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但我当日妄想天下事也许有更大于变更一个决定者，故不避冒昧，为先生进一解。
先生之不能赞同鄙见，我很能谅解。但我关于此事要说的话，已大致写出来了；白纸黑字，还不能使先生认识我们，口谈如何能得着“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梵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例如先生对井羊兄提及罗隆基君被捕保释后所作文字，此文现载三卷三期，先生试一读之。其中有何挟忿诋毁的言语否？）我本已答应十六、十七日在青岛大学讲学；因罗君事，遂去电展期。今此事既无可挽回，我拟由海道赴青岛，船期定后即须北去，恐怕不能来南京面承教益了。
歉怅之至，千万请原谅。 |
给陈布雷写信的同时，胡适还约了张寿镛先生，他下午来见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来时竟带了一个密呈来，呈文附后。他敢如此做，殊出我意外。我改了两处，得了他同意，然后打电话请隆基来谈，他赞成了。我们约定，如此呈经蒋批准后，即发表，发表后，罗即辞职。井羊也来了，我们四人都很高兴，但不知毕竟结果如何。”金井羊仍劝胡适去南京。但胡适说不去。并说：
“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1）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2）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无此二项，没有‘共同的认识’。”
在胡适一生中，类似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有人曾说胡适在政府面前是最容易妥协的，其实在原则问题上，胡适在政府面前从来没有妥协过，但如果政府是讲理的，胡适也从不意气用事。就在胡适为罗隆基的事奔走的时候，中公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矛盾，那时，胡适很能在复杂情况下用运他的理性，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对罗隆基不公，就一味地袒护他。
罗隆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生行事的基本风格和胡适大不相同。就在中公闹矛盾的时候，他也批评过罗隆基，他说：“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第10册）中公出了事情，本来校董自己解决即可，但由于学生太激进，校董会只好求教育部帮助解决，最后他们派邵力子先生来做了校长。“中公的事，我已略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许多笨拙的把戏，而君武同他一样见识，遂闹到不可收拾。”也许此时已种下了罗隆基最终要和胡适分手的隐忧，不过那时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小事而影响个人的友谊。
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先做《益世报》主笔，后来又在南开当了讲师和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罗隆基北上以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他和胡适之间，由于政见不同，他们以后的友谊也就淡下来了。
罗隆基那时对政府的批评异常激烈，而胡适却较为低调，罗隆基在《沈阳事变》和随后的一系列社评中对国民党蒋介石都做了很激烈的抨击。为此《益世报》曾爱到了停止发行的处分，罗隆基还在天津遭到过一次暗杀，但这些并没有吓住罗隆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
胡适和罗隆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越往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明显，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
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买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
”（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
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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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