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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西”用“西”而“色”不变者
谈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色”不变，当然还振振有词；看“西方”进口大片，“色”不变——记得即使在文革那样红到了边的“赤色”年代，“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女士观看起美国影片《出水芙蓉》等也是津津有味而不会“色”变的，且会推荐给她自己信得过的人看。
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吃麦当劳肯德基各种西餐、乘坐“西方”进口的大飞机……“色”不变。
开宝马或奔驰、用惠普或戴尔电脑、打印机、买西门子电冰箱、戴劳力士、抽三五牌、喝人头马XO、洒法国香水、用Motorola
手机……“色”不变。
生病住医院了，用西方进口药品“色”不变。
当然，也有很多用同属亚洲的日本进口商品的，比如我国高速列车动车组及其技术就是从日本、德国引进后加以改造的。当然，日本不属于西方范畴，然众所周知，日本却是亚洲“西化”最彻底的国家之一，也含有相当“西”的成份，也难脱“西”嫌。而德国则是标准的“西”了。
许许多多大中型企业用“西方”进口的机器设备乃至生产线、西方技术，那当然更是不会“色”变的。如果说“谈‘西’色变”，那倒是有的人可能会变得有几分喜笑颜开，引以为荣。
二、谈“西”色变者
谈“西”色变者，目前主要是在“民主、人权”、“几权分立”、“多dǎng制”方面，当然还有“普世价值”——然而既然是“普世”的，也就不能称之为“西方”的了，否则是自相矛盾的——而“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是无须辩论的，中国政府签署同意遵守的WTO
条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20多项国际公约就是实际证明。这些公约在国际上得以达成正是“普世价值”客观存在的现实，否则，世界将会回到二战以前全球纷争混战的状态；此外，更不用说“诚信、正直、爱情忠贞”等人类所认同的价值取向了，不然如何解释美国影片《爱情的故事》风靡全球而长映不衰？又如何理解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大师作品的世界性？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要将“普世价值”列入“西方”范畴，不知何故？大约一定义为“西方”，别人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是不是呢？
谈“西”色变者的思想窠臼在于西方是“资本主义”世界，“民主”等玩意是西方的，所以就是吓人害人的“虎”，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意识形态”不把握好怎么行——哦，原来还是掉进了“姓社姓资”的窟窿。然而他们忘记了（还是不屑于？）温家宝总理曾经明确说过：“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明确表示“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他们大概忘记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他们也许更忘记了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所产生的凝聚力；还有，大约奥运会开幕式上“我和你、你和我，同住地球村……”的歌唱过也就算了？
所以，谈“西”色变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对中国发展是有害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必谈“西”色变，
因为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以来一直就是在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并且在《新华日报》上连篇累牍地盛赞民主以及美国为此做出的贡献；无须一说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立刻习惯性地想到“全盘西化”四个字，更别忘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也是西方的。
三、审时度势，“拿来主义”、“洋为中用”仍然是需要提倡的
其实关键不是“西方、东方”的问题，亦即不是“产地”问题，而是要看其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发展。
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是大家所熟悉的，即使在文革，我们还是用绝对来自西方的管弦乐奏响了咱们古老的国粹——“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纯粹来自西方的钢琴与管弦乐队配合，奏响了让人热血澎湃的协奏曲《黄河》，至今还是音乐会上的经典保留曲目。
而鲁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拿来主义》，则是毛泽东“洋为中用”的一种形象的注脚，不妨引用一点：“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只有烟枪和烟灯，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概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面对“民主、人权”、“几权分立”、“多dǎng制”何必谈之色变呢？应该很好地研究才对，然后把该扔的、该毁的扔掉、毁掉，而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留住，创造性地用得更好。在那样的政体、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下，他们创造了为我们今天仍然心向往之的技术、财富以及综合国力，我们难道只能用那些东西，而不去研究那些东西为什么能先于我们若干年被创造出来，而且创造得为我们所羡慕和向往？难道只有那些产品适合中国，而制造那些产品的方法、生产管理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法、理念就没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丹麦、瑞典、新加坡、香港、美国、日本、德国乃至台湾，它们在官员廉洁度的世界排名中都前于中国大陆70位到40多位不等，那么他们的国家（地区）治理制度
和经验、理念不值得我们去研究乃至借鉴吗？
那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几权分立”等一类文章之所以没有什么说服力，且往往出现逻辑错的硬伤，就是因为总是从概念出发，动辄以“西方”和“资本主义”定义，而不是直接批判那些他们所认定的某种政治制度本身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也无法解释为何那些国家在那样值得批判的政治制度下却实现了长达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长足发展，且官员和政府廉洁度较中国大陆高得多。
其实，由于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方面原因，任何国家想真正做到“全盘”×化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相对而言——日本倒是几乎“全盘西化”的，但它同样具有日本的某些特色，更没有成为西方某些国家的附庸国而丧失主权或亡国。
早从明末清初起，西学东渐已是事实；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世界自然科学成果更快地来到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较早地在中国传播；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孔子乃至《三十六计》等文化也走向了西方，可谓“东学西渐”，君不见，当今已有数百所“孔子学院”落户西方等世界各地。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化的实现使全球化不可遏止，更无法逆转。动辄言“西方、东方”重建意识形态壁垒是迂腐的；西方也在读马克思，东方文化也走向了世界；资本主义在研究和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考虑恰当地运用那只“无形的手”对市场、社会进行适当调节和掌控；社会主义也在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考虑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在公平竞争中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学英语热，西方国家学汉语也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交融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这样的时代，哪个民族能够将世界上所有的对本民族发展有用的软件、硬件统统拿来为我所用，哪个民族将成为优先发展的“老大”。这也是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美国正是用了这一招，所以能广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这样一批世界级顶尖人才，只要不危害美国，不诲淫诲盗，它可不管你信仰什么，这才成就了美国。中国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应当对包括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弃之该弃，用之该用，直至对世界各类人才兼容并包，成就中国之强大。这也就是笔者所说，即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必谈“西”色变的道理。
2009年5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