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会为那些绚丽隽美的文字和诡谲空灵的幻象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朝敦夕月、落崖惊风而惊叹。庄子不曾想到，在晚他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一个叫陶渊明的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所达到的境界，用诗歌辞赋的形式记录下来，展示在历史的文化长廊里，成为庄子哲学思想及道家文化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承传的有力明证。 　 无论濮水垂钓的庄子，还是东篱采菊的陶渊明，在生活中有太多失意的我们，在对其人生境界欣欣然而向往之的时候，往往把我们在进与退的选择中颠荡得不知所措。于是，游荡于现实与精神之间的灵魂，常常找不到归皈。其间的原因，应该归结于二者呈现给我们的超现实的境界未免过于虚幻，而这虚幻境界犹如麻醉药剂，让我们在短暂的麻木中醒来之后，还不得不抚着伤口去面对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 　 但是，历来研读庄子或者陶渊明的学人，却大都一手抚按着生活的创伤，一手写着对庄陶赞美的文字。如此悲情并非单单源于后世学人的自身浅陋，而源于庄子与陶渊明在追求他们的生活境界，从而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中的悲情。 　 一．思想背景的悲情 　 庄子生活的年代在战国前中期，那时“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徐无鬼第二十四》），庄子作为知识分子，也有一颗忧患之心。但他没有孔孟儒家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执着精神，而只是在愤世嫉俗中，越来越对现实有了失望乃至绝望情绪，所以，在他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人来，传达他“愿以境内累矣”诏旨时，他却“持竿而不顾”。由此看来，庄子的绝尘，并非是天性所至的痛快与愉悦，而是一个对现实绝望之人的消极避遁。
·庄 子 画 像·   学者鲍鹏山教授在这幅庄子画像下这样写道：“庄子被画得太严肃了？也有点沉闷。如果把他的表情画得轻松一些，就显出他的从容与自在。还要画得玩世一点，嘴角上要流露出一丝无意的嘲弄的笑纹……”
·陶 渊 明 画 像·

从另一层面来说，绝尘遁世的庄子，心中只有他个 人，是一个推卸了社会责任，逃避了社会义务的自私者。楚威王还曾派使者用重金聘他出任相国。庄周却对楚使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从此看来，庄子是一个怕劳心苦命的人。东晋的陶渊明，也生逢乱世。所有的生命都苟延残喘在这个纷争四起的时代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时代与庄子生活的战国初中期，何其的相似？受家教和时代的影响，陶渊明接受了较多的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于是，流行于时的道家神韵，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矛盾地集于陶渊明一身，这对陶渊明后来的生活之路的选择注也入了悲情元素。

对于陶渊明的归隐原因，大都认为他是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生性不适应社会官场。但从社会历史特征的角度来看，陶渊明与庄子的遁世，都绝不只是人的个性问题，更有社会的原因。可知道，陶渊明也曾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凌云壮志，这说明他也曾希望能通过官宦之途实现自己的高远理想。由此看，他的出仕，不会只是因为贫困的家境所迫，去苟且为官换米粟。由此我们可以想像，陶渊明在咏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时，看似多么恬淡潇洒，但实际上，他心中是充满了失意与怅惘之悲情的。

二．绝尘景况的悲情

庄子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企图让灵魂逍遥在没有空间与时间之限的自然中，但他真的就能绝对的逍遥自由了吗？他虽在精神上能物我两忘，但实质上，他也并非有仙风道骨，也不过是凡胎肉体，所以，作为生物体来说，保障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还是时不时能困扰着这位哲人。

他也曾经耐不住饥饿，到监河侯那里去贷粟充饥，却被给予了羞辱式的被拒绝。虽然聪明的庄子以“涸辙之鲋”*的故事反讽了河监侯，但我们又透过故事，感受到了贫困潦倒的庄子在生活景况中的悲情。

有人说“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的，庄子不仅是一棵孤独的树，也是一种包含悲情的树。他在《庄子》中同情与怜悯着人类，而我们也不得不对庄子在清风夜唳中独自看守心灵的月亮时，所不可排解的孤独与寂寞生出一些同情来。

那么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固然有“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但那种对世事悲观失望之痛却在诗人的陶渊明心中膨胀起来，当这种膨胀使得肉体不能承受之时，便到精神空间去寻求排解的沟渠，于是，陶渊明用诗句描绘出了一幅幅田园美景。    

然而，当我们怀着敬仰的心走近这样一个生命个体时，却惊异地发现，在他越脱凡尘的心灵角落里，竟然隐藏着无比剧烈的悲情，而那些秀美淡雅的田园山气，不过是悲情的包裹。    

不是吗？陶渊明如果真的能在田园中求纯、求朴、求真、求拙，融入自然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悲叹“岁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吹九龄，但觅梨与栗”（陶渊明《责子》）。

晚年陶渊明生活景遇也十分凄惨，甚至到了赊酒、乞食的境地，如果他真是绝尘超脱物我两忘了，何以把“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陶渊明《乞食》）的潦倒景况写进诗作，让他人品读自己的苦难？对陶渊明的看法，大多认为他在归隐之后,心情日益趋於平淡，即使有苦闷,也在追求与自然合一时渐趋冲淡。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庄子与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为什么会反规律而行之呢？显然是因在尘世生活中有太多让他们失意伤感的东西。与其说是回归自然，不如说是逃逸人世，这就使他们的隐居生活必定要注入悲情元素。只是，庄子，比陶渊明的灵魂神游得更远，表现在物我为一、死生无界的绝对理想境界中；而在陶渊明身上，我们还能分明地看到一位读书人，一位知识分子，在田园生活中的艰难苦楚，感受出他作为凡人的肉体凡胎所呼吸出的气息。

三．思想价值的悲情

庄子原本应该是个极热心肠的人，但遇上了一个极为黑暗混乱的世界，这就使他的哲学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困境。现实太混乱，太残酷，而庄子自感自己的力量太单薄，既然无力改变社会，那就勇于改变自己。因而，为走出困境，庄子只好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之美正好可以充实他在生存体验中形成的空虚。无疑，从尊重生命的角度说，庄子是没有错的。

但庄子用他的鬼言妖语所创建的哲学美，对那些在人生路途中暂时失意，在十字路口盲然不知所措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庄子的哲学的负面价值是把本应该生存于社会的人，引向了超社会的纯粹自然中，向人们灌输自由快乐只能存在于虚无缥缈、可想而不可及的诡幻境界里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生，无疑有着浓厚的消极悲观色彩。

陶渊明的厌世遁世行径与庄子是情投意合的，在生命价值观上，陶渊明也崇尚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同律,让生命在“纵浪大化中”中求得永存，这也与庄子不满足于彭祖的八百岁，提出“以死生为一条”来抚慰对死之恐惧，也是极为相契相符的。总之，我们不难看出，在陶渊明的心灵穿越了久远广阔的历史时空，去与庄周的灵犀实现了太多的默契。

不过，庄子能从鱼儿们无欲、无争、无私，恬淡纯朴，得水见性，自足自造中，视鱼犹在水中得道之人，而庄子自身便成了“鱼化”了的形象。而东篱之菊与悠悠南山，与诗人虽然已相靠极近，但毕竟还有距离。如果说，庄子把自己“鱼化”是让生命从真正意义上回归自然的话，而陶渊明还只是走近自然，作了一个大自然最优秀的审美者。如此看来，庄子之悲情，在厌世中抛弃了人是从大自然中超然崛起的灵长，人应该有超乎自然的作为“人”的本性，追求“食色”之欲的事实，而陶渊明的悲情在于，恬淡、宁谧、纯朴、本真的自然景象与田园风光，最终也不可排解他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的艰辛。

难怪在梦游天姥时赢得“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欢迎的李白，在孤舟上“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的柳宗元，“纵一苇”于赤壁，“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赋》）的苏东坡等等，这些曾被世人所排挤而遭贬斥的失意者，也试图步庄、陶这后尘，在超然绝尘中忘却在冷酷的现实中碰出的创伤之痛。但最终，李白却还是念念不忘“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的信条，希望有朝一日“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之三》）；而柳宗元在“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柳宗元《独觉》）的自嘲中，仍然有忧怨于“良游怨迟暮，末事惊纷扰”（柳宗元《独觉》）；苏东坡更是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同时，又激昂期盼“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是的，庄子、陶渊明之后，很难再度找到绝尘拒世的真隐士，而不少人的归隐更是以入世为目的。在当今这个物欲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空间，浸染着人的每一个细胞的现实中，在对名缰利锁、金钱美女的追逐中苦心劳形者，潜下心来读一读庄子，读一读陶渊明，或者会让疲惫的心得到一时的宽解，而那些个在名利的追逐中志不得意不满的人们，也可暂且退一步，去与庄子与陶渊明聊聊天，或者会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机缘再来时，不妨重头再来。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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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庄子《大宗师》和《天运》篇中都有这样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与其訾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涸辙之鲋”，另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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