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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来说说易中天教授所说的“大众”
其实，按今天在央视与小崔“说事儿”的语境来说，易中天所说的“大众”准确地说应当基本是指“媒体受众”。易中天可能是无意间混淆了大众和“媒体受众”这一概念的不同。如果说“大众”——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来说，一般是指当官的以外的那些人，他们是“大众”，是平民百姓，从“众”字的造字会意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一个国家中除了极少数统治者的绝大多数人。那么，易中天等一类非为官者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等，都是“大众”中的一员。但是很显然，易中天在这里所说的“大众”是排除了自己一类“教授、学者”的，那么，按今天央视的语境来说，他所指的只能是“媒体受众”。因为易中天教授今天所言如果是对那些不看“百家讲坛”的百姓，那是毫无意义的。
二、再来说说易中天教授所说的“大众”——即“媒体受众”
对于“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其它文化产品，它的“媒体受众”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真正的农民会有多少？民工会有多少？工人会有多少？一般文化不太高的城市居民老爷子老奶奶会有多少？十六七岁或以下的青少年学生会有多少？尽管于丹教授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媒体上声明：央视告知她讲论语的受众对象定位于15岁以上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其实，“百家讲坛”的媒体受众（以及据此出版的同类书籍的受众），绝大多数一般应当是实际高中文化程度以上（上不封顶）的有文化的成年人，这其中有很多是大中小学教师、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正在求学的高中生、大学生、退休或刚刚退休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儒商……这个推理和评估大概不会有大错。这个应当是易中天所说的“大众”之确切对象。
三、“大众”——“媒体受众”拒绝片面，更不可被愚弄……
面对这样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媒体受众一族，易中天教授还要心存这样的“大众文化传播理念”，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商榷的。
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代或两代人，对片面的极端的“教化”已经厌烦透了，更不用说当今青年。当然，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媒体受众”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不如易中天、于丹等教授学者深入，但也并非一无所知，更何况在诺大的中国，藏龙卧虎大有人在。因此，即使在“国家电视台”这样传播平台，面对上述这样文化素养正日渐提高的“媒体受众”，用所谓中华文化中“纯而又纯”的“精华”来“教化”媒体受众而回避一些值得甄别、质疑、批判的糟粕是愚蠢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谁都知道，纯而又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在讲坛“火爆”的同时出现质疑声一片就是一例。
退一步说，即使如于丹教授声明的面向起点为初中文化水平的受众，那也更不能片面，因为正由于他们对中华文化知识了解甚少，立于百家讲坛上的学者、教授更应负责任地、正确、全面地在认真梳理的前提下，引导受众理性地去判断中华文化中精华与糟粕，要相信媒体受众鉴别和判断的能力，避免进入只要贴上中华文化的标签便顶礼膜拜的误区，帮助那些仅具“初中文化”的受众正确全面地看待中华文化。这才是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正道，这样传播中华文化，才是有助于国民素质的真正提高、有助于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否则，倘若有朝一日，“初中文化水平”的受众再次研读论语等中华历史文化典籍时，突然发现以前听百家讲坛所说的那些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于是产生价值怀疑，产生被“忽悠”感，以致抵销了往日所受的“教化”，从头再来研究、费一番“重读”的功夫，那岂不更糟？正如我们今天要“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样。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传播理念”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令人有所失望。包括笔者在内的文化不高或较高的受众曾经是非常期待着解读经典的，但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了——因为听到的“精华”被解读得过于简单而“时尚”，有的近乎浅薄——当然，我们应当允许于丹教授个人“心得”的存在和保留，但正如易中天教授今天所说，毕竟是站在百家讲坛上，目的是“弘扬中华文化之精华”，而非私人日记。于是一些受众在内心便反而有了抵触；再加上于丹教授“过于优秀”的出口成章铿锵有力的表达，不像讲课，不像谈心得，不是背讲稿也太“像”背讲稿，缺了几分亲切，几分平和，几分谦逊……不像探讨，不像“心得”，而更像谆谆教诲。不过于丹教授本来也许就是在教化“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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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曾说把于丹教授说的记下来差不多就是一篇文章，于丹教授笑答：“不会吧，那你是在说我说的不是人话？”如果于丹教授自己都认为如此的表达就不是“人话”——于丹毕竟是教传媒的，她知道在电视上不能如此“出口成章”滴水不漏，让人没有思想互动的“缺口”——那么，于丹是否对鲁豫的客观感觉该好好想一想？主观愿望、传媒理论须与客观效果一致才行。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学者鲍鹏山所著但发行并未“火了”的《天纵圣贤》一书（06年第一版印数仅8000册）。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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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山在这本书里对“圣贤”、“经典”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至少从研究和著书的出发点来说是实事求是的，该褒则褒，该贬则贬，褒之有理，贬之有据，令人信服，令人爱读；而鲍鹏山并没有诋毁中华文化，相反，对中华文化在历史和世界上所发挥和正在发挥的作用是充分肯定和承认的。从一个角度客观地来说，那也是他研究中华文化典籍没有称为心得的“心得”，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鲍鹏山倒是给他的“媒体受众”以较好的引领，而不是“教化”。就孔子而言，于丹给我们呈现的是平面的、片面的、绝对化且略带“时尚”的孔子，而鲍鹏山给我们呈现的则是三维的立体化的更接近与真实的孔子，唯其真实才更加可信，唯其可信才更具说服力。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而我们认为，鲍鹏山以及与之类似的学者所做的仍然是在弘扬中华文化之精华，而绝非糟粕，但更加有效。
我们有理由相信，易中天、于丹等更多的可能尚属于“大众”的学者和广大媒体受众的心理是一样的，那就是讨厌和拒绝片面、极端。其实，受众的心理规律极其简单：你越是不让看事物的另一面，他们就越想看到另一面，你越是将什么东东美化如天仙、圣人，人们就越是心存怀疑；就像一些人总想知道伟人、明星的日常生活情况一样。《走下神坛或圣坛的……》一类书籍曾被很多人找来阅读，就是这个道理，人们需要真实、全面。文化传播应该传播真实的东西，而不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唯有真实才更加有力。如果中国人传播中国文化都不敢全面，“不忍”全面，无疑，这是自己对中华文化缺乏信心的表现。从这一点来说，那就连卢梭都不如了。卢梭在《忏悔录》中坦言自己的“劣迹”，可他仍然是卢梭，他不仅没有被诋毁，反而更受人敬佩，他的该弘扬的还是弘扬了，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至于易中天教授说的“大众传播和学术研究是两个平台，两个概念”这也是有些道理的，但它应当是就传播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不应是从片面与真实全面来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片面的也就是不完全真实的。引导大众理性地、全面地理解中华文化，引导大众自觉地摒弃糟粕弘扬精华，这才是知识分子、专业学者的社会责任和良知所在。
中国人被一种所谓极端化了的“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东西长期愚弄的年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宣告结束了，即使对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讨论也已经进入了“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层面……那么，极端、完美、至高无上再往前一步是什么？面对有一些文化素养的媒体受众或曰“大众”，就传播中华文化的学者教授来说应该持怎样的理念？
有诗为证——“我不是猢狲，我不会再被敲锣者戏耍！……”（杨牧《我是青年》）
20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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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近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与易中天教授商榷，可是后面又针对于丹了，是不是……？
真的要感谢这位朋友，的确疏忽了。因为那天的节目是易中天与于丹共同参与的，都在场，一开始确是针对易中天教授那句话的感想，写着写着就写到于丹了。形式上跑了题，但内容和主题并没有游走。故将副标题修改一下也就可以了。闻过则喜，感谢挚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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