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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笔者以为，“患不均”还说得过去，而“不患贫”可就会导致“穷过渡”了，一个国家如果“不患贫”何以发展？中国老百姓如果还穷得叮当响我们还能办得了奥运会？文革时常常宣扬“越穷越革命”，所以贫下中农是最革命的，哪家生活小康倒是成了怀疑或革命的对象。不知是不是与此有关？孔子这种思想可以继承吗？而由此推出“盖均无贫”就是形而上学的诡辩了，意即人人都一样“穷”了，就没有“穷”了——是的，原始社会倒是没有“穷”这一概念的（因为穷、富是比较而言的）。而前苏联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教训已经宣告了“不患贫”“均无贫”之谬误的惨败。我们能说这是哲言？真理？
二、孔子有时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扯到一起，使人“莫测高深”，莫名其妙。如“仁”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仁者爱人”倒也不错的。可是孔子又曾说过“刚毅木纳近仁”（《子路》），这就费解了：刚毅还说得过去，可“木纳”与人的天资、智力抑或性格有关，与“仁”何干呢？还有，孔子弟子曾这样叙述孔子的某些行为：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名曰“盗泉”之水，不饮。——肉切得不方正他不吃，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此又为何？风马牛不相及。难道切得不方正的肉如果吃下去就会变得滑头起来？岂不笑话？推而论之，难不成名曰“娃哈哈”的矿泉水大人也不要喝，喝了就会变得幼稚可笑少不更事？
三、孔子还有一些看似无稽之谈，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又很有害的东西。譬如，我们都熟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文化中妇孺皆知的礼教观点。说它有害，就是它会使受压迫的老百姓只能麻木忍受，“非礼勿动”，毛泽东如果遵从了这一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就没有了。可是如果考其出处，我们便会知道此话几近无稽之谈。这句话是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时，回答齐景公问询时的答语。齐景公问孔子有何施政的要领，孔子回答了上面的话。而此话对于治国要领来说，几近白说。当齐景公再问如何做到这一点时，孔子有些犯难了，又说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从节约财用始（大意）。难怪齐景公后来对孔子也就敬而远之了。
四、孟子是继承孔夫子的“亚圣”，他的思想是儒家核心的组成部分。仅举一个我国家喻户晓的例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句乃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关爱他人时常用的。能做到倒也真的不错，就怕挺难。可是只要读过《梁惠王·上》的就会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话，即“天下运于掌”。——原来，这又是孟子在向齐宣王献治国良方时说的话，目的是使统治者能让“天下运于掌”。呜呼，圣人？可是孟子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在与墨子的门徒夷辩论时就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若亲其邻之赤子乎？”（见《滕文公·上》，此句大意为：夷先生难道真的认为，某人爱他兄长的儿子能与爱他邻居的儿子一样吗？）我们说，“老吾老……”若作为一种道德提倡，当然不错，是理想境界，但作为治国良方或前提，岂非几近无稽之谈？更不要说这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这就近乎虚伪和欺诈了。
国外乃至西方对孔子学术的推崇，自当不会包括以上所“批”这类例子以及孔子的“不患贫”、“盖均无贫”等政治哲学方面的某些思想。国外所推崇的恰恰是那些大体可算超越时空界限的哲学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等，外国人不会盲从，他们还是有所选择的。其实，在弘扬中华文化之时，为了更好地承继，的确是需要实事求是的“批”和“评”的。弘扬中华文化需要取精华去糟粕，这大概是没有异议的吧。
而对于孔子政治哲学的批判，历史上以及当今是很多的，有的不乏一针见血。鲁迅批孔自不必说，如李大钊就指出：“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注
是否李大钊因为是共产党人要造旧社会的反，所以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孔而为己所用呢？也不尽然，历史上袁世凯称帝时确实发布《祭孔令》，在全国大搞祭孔尊孔读经；他深知要把经过革命震荡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革命思想体系，还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非礼勿动”。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曾在倡导无疾而终的“新生活运动”时以儒学为核心理念，新生活运动本身也被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且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即所谓四维八德
规定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没什么效果而不了了之，但并非说蒋之初衷就没有丝毫值得肯定之处。只是时机错了，方法错了，指导思想错了。
鲁迅这人有时不讨一些人喜欢，其原因就是说话过于一针见血，有时甚至难避尖刻之嫌，你看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笔者想补充一句的是：解放后孔子再次明确被打倒也是权势者号召的结果，与一般民众也无关，一般民众并不知道孔子有多邪恶，更无法想到他与林彪有何瓜葛。50年代生于红旗下的一代早已不知孔子，硬是“批林批孔”运动使他们知道还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可以影响到两千多年后的林彪的老头子。（点击浏览图片：曲阜批孔大会；工人批林批孔；农民地头批孔大会）当我们看到这些当年同仇敌忾批孔批林的真实记录时是不是觉得有点滑稽？可笑耶？可悲耶？中国的尊孔和反孔大多为统治者导演（唯独五·四运动可除外），而以浓墨重彩导演尊孔大戏居多，但这些确与民众没多少关系啊。
说这些，倒不是想坚持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之观点，对毛泽东的这句话很难苟同的人是不少的，因为这过片面，有些形而上学了，问题在于“凡是”（呵呵，也是“两个凡是”）。比如，敌人痛恨他们的内部出现不忠之徒，难不成我们就不反对我们的内部出现叛徒且铲除之？孔老夫子关于“志士仁人……杀身以成仁”的训诫，又恐怕是敌、我都可以拿来一用的东东，蒋介石用得更多。
历史上反孔、尊孔的大戏一幕接一幕，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只要不笃信一家，仔细研究一下各方主旨与作为，也就能明白很多道理，至少头脑会清醒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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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上面的一些例子，并不是说儒家学说就不值得研究和学习，而是说我们凡事不可绝对化、极端化——尊孔尊到要穿上汉服或更古的服装，要尊到再捧上木牍读书，甚至像拜倒在金銮殿下一样匍匐在地，甚至还要恢复繁体字。我们应对孔子、儒家思想言论进行一些梳理和甄别，有的存疑，有的搁置，有的批判，有的弘扬；世界上哪有纯而又纯的东西？学者尤其应做这
方面的工作。要弘扬的是儒家学术核心中那些值得弘扬的东西，摒弃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均无贫”一类糟粕，而不是一味地尊孔读经直至迷信崇拜的程度，尤其应摒弃形式主义，这是引导人盲从的极其有害的东西，我们吃盲从的亏还少吗？当亿万人对一个自己并不甚了然的东西因外界宣扬而顶礼膜拜的时候，迷信往往就产生了。即使向少年、青年灌输儒家的一些的确值得推崇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也应从其哲理性、逻辑性的层面分析其超越时空的真理价值，而非尽其所能地给它加上
人为的光环。
祭孔也无不可，但何必非要穿上古装拿上木牍行古礼，搞得热闹轰天，让人以为是在拍电视剧？那些穿着戏装表演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在缅怀先哲的？我们就穿着现代服装来到孔庙，以缅怀之心态说说孔子的故事或静静地聆听孔子那些值得我们记取的哲言和执着的精神，这难道不更实在更有效？(据百度帖吧统计，认为当今“祭孔沦为商业秀或不应如此铺张”者占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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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孔子者能举出一堆理由，尊崇孔子者更能举出很多很多例证。
然而，有缺点的先哲还是先哲。刨去糟粕，孔子的一些思想言论确也富含哲理。专家、学者尤其有责任给自己的弟子或媒体受众一个真实完整的孔子——惟其真实才更有说服力。因为，如果一味把先哲描绘得“句句是真理”，描绘得极端神圣，描绘成“至圣先师”，可等到弟子们自己会读书思考时，他们反而会想：以前老师们说的圣人原来并不怎么高尚呀，他不就是要恢复周礼嘛——这就难免产生受骗上当被愚弄之感，而对以往专家、学者的传授顿生疑窦，再费一番“重读”的功夫，这岂不糟糕？专家、学者的教诲岂不前功尽弃甚至适得其反？
形而上学的极端化推崇应该停止，形式主义的朝圣应该废除，带有经济价值追求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孔子热不值得称道（从某种角度来说，外国人对孔子的追求热其目的往往倒是很纯粹的）。求真崇实，还原真实的孔子和儒家文化，取中华文化之精华，去历史文化之糟粕，此乃弘扬中华文化之正道。纯而又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是为感想。□
2008年9月28日
（转帖、转载请注明来源：转自【语文·教育·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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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注：见
http://www.bokerb.com/user/globalhoney/archives/2008/30301.html
1、连发尊孔令和祭孔令
袁世凯导演民国首次官祭孔子
2、蔡尚思《李大钊论孔子》等
3、鲍鹏山著《天纵圣贤》
4、关志刚/赵哲：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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