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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思考，哪怕镣铐加身，乃至没有纸和笔，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在红色的牢狱中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在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那个时代。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她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该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等设想。这些今天看起来寻常、而且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却无疑是一种空谷足音。
虽然她表示，作为一种权利，“那么,天赋人权,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谁多！而是神圣的自卫权力本身便要求神圣的复仇权利！”但在她用血书写的那些传世文字中,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人思维——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
“……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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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了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吞安眠药自杀获救后，又想到北海公园投湖自尽，“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在1957年5月在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他们遭到围攻时，挺身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此同时，她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最后，她未能幸免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悲剧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提建议，力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因此以“反fǎn革”罪被捕入狱。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二、做一个人，不做一张牌
自从1960年入狱之后，林昭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在1963年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枪弹费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
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那个对她暗中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做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一个怪梦：“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作为一个女性，尤其天性即有着爱美之心的女性，一个有着强烈的求真渴望又才华勃发的女性，她的思想掘进之路，自我反思之路，在许多方面是借助直觉，借助感知的，正如她在1957年5月22日那个晚上站出来为受围攻的北大同学辩护，不是什么理性计算的结果。她反省自己少年时代的政治追求，“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或者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她在狱中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大义所在不惜生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
这几段自白十分重要，对于我们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简直就是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1962年，她保释在外，右派同学羊华荣前来看她，同游苏州拙政园，她表示面对当时饿死那么多人的局面，决心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羊劝说她：“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不具有政治家的气质，诗人讲真情，政治家讲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则必然会吃亏。”我感到，这番话是知人之论。确实，她只是一个诗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者，在本质的意义上，她并不想搞政治，她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他回答：“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
她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一个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对她来说，与生活本身的感受相比，一切理论、学说、主义都是次要的。监狱方面越是想制服她这个“黄毛丫头”，她就越是不服，她称之为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这成为她致死的直接原因。
对于“那么一股子劲儿”，她曾这样评说：“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
这大致上可以解释她在狱中为什么不肯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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