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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唯辛与他的肖像作品:王容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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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鼓励给他献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圣旨到——”北京出现文革抓人、打死人的高峰,全国真的全面“要武”——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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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印象——文革初始第一位公然以死反对文革的女大学生 |
编辑综述:应学俊 信息源:互联网(详细文献见左侧)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说到中国“文革”,我们自然很快会想起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等勇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直至献身的先驱者。可是,我们无论如何还不能遗漏和忘却一个人——她就是文革之初年仅19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她怀揣敌敌畏去邮局寄出给最高领袖反对和批判“文革”的檄文,并提出退团,然后一瓶一瓶地喝着毒药,倒地……最后不知被什么人送去了医院……
张志新等思想先驱者,因主流媒体曾有过报道,知道他们的国人自然更多一些。而王容芬,因种种原因,似乎未见主流媒体有过什么报道,只有个别作家曾写过专门的文章报道她的事迹,而且也似乎未见发表于正规纸媒,知道她的人显然少得多。笔者当算比较关注建国以来尤其是反右运动和文革等历史研究的,但也直至2007年前后,才在无意中关注到她——王容芬,一个现代版陈天华蹈海自绝式的年轻女杰——大约最相似的就是都明知要毁灭,却拼命地扑向熊熊之火,或以自戕发出对法西斯专制、个人迷信等“运动群众”之愚民政策最后的呐喊,并唤醒同胞!
于是,搜索互联网,让材料相互印证,逐步形成了笔者的“王容芬印象”;而令笔者震撼和陷入深思的还有:在王容芬的狱友中,竟然还有那么多与王容芬一样质朴、执着、清醒的反“文革”勇士……
● 王容芬白描——知识、独立思考和良知的力量
王容芬,女,1966 年文革肇始,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从学业成绩来说,应该算是高材生。
也许,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执着于真知真理的秉性使然?也许“知识就是力量”?——由于专业的缘故,王容芬对德国历史、文化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这使得王容芬在文革开始不久,就以她19岁的年轻的眸子洞穿了文革的荒谬以及将会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66 年,在最高统帅屡次接见红卫兵时,王容芬也曾是广场上“万岁”红色狂潮中的一员。文革、个人迷信像流感病毒一样,肆虐全中国,击伤着无数善良正直而毫无知觉的人,其来势之猛,非有特殊抗体基本上无法免疫。但是,她毕竟是王容芬,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和秉性而又那么纯朴、对真知无比执着的勇敢的王容芬——她对于文革之“流感”免疫了,她不能眼看着国家和人民陷于灾难中,她要以她微弱的力量为阻止文革狂潮的泛滥掀起一点浪花——她行动了,她以真名实姓给毛泽东等首脑机关写了信,同时她也写了绝命书,然后毅然服毒自戕,欲以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与思考!可是,我们不知应该说不幸还是有幸——她被救了,身上的绝命书使她住进了公安的医院——笔者想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大约可算其注脚之一。
于是,她成了一名政治犯,以“现行反革命”罪名于1966年9月锒铛入狱,10 年以后的1976年1月正式宣判,获刑:无期徒刑。又过3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批获得“改正”,无罪释放。
王容芬,入狱时19岁,大学四年级;出狱时33岁——一九七九年三月,王容芬的母亲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她的服刑地。他们是来给王容芬“改正”的。释放时,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王容芬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呵,这就是王容芬,求真的王容芬,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
算起来,今年(2009年)王容芬应该是66岁了吧……她仍然执着于自己的研究,并拖着被折磨得虚弱多病的身躯继续工作着,关注着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启迪着所有有头脑、有良知的善良的人们……
● 学业优异的王容芬面对文革狂潮……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以当下论,这叫“个体户”),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至一九五○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而像王容芬这样的“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并没有很多“政治犯”能像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被媒体报道)。其实他们都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像章伯钧等那样的职业政治家——他们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王容芬从小学业优异。十岁时,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勤工俭学一暑假: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她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终于买了段布料做了条长裤衩,穿上了记事以来最好的衣服进了中学。高中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因为她喜欢外语。16 岁(1962年)因成绩优异保送大学——但衣服的派头不行使她常常发窘,她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是不能见人的,还好上衣长,能遮住。(她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
文革开始以后,王容芬的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文革时,任何人的家只要认为“涉嫌”什么,造反派某组织就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前来“抄家”)。她的妈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名目是销毁“特工器材”。
王容芬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她没当“造反派”。因为刚进大学的时候,她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似乎在重演。当时她们的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王容芬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王容芬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一系列的文革乱象不断撞击着19岁的王容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无法不驱使她运用她的知识和良知进行深深的思考——没办法,思想者往往就是痛苦的代名词——
北外学院党委书记是革命时期的“红小鬼”,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王容芬的老师。有一次王容芬病了,就是她把王容芬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但她竟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王容芬至今还说: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王容芬还亲眼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而我们熟知的我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也是被人全身刷上浆糊贴上大字报?……最终忍无可忍,也是为了保存起码的人格尊严不受粗暴的践踏和蹂躏,马思聪只得“叛逃”香港,转而去了美国,但他并未寻求“政治庇护”,直至去世才“魂归故里”……
著名的1966年“8·18”最高统帅接见红卫兵,学校也让王容芬参加了。但现在我们知道,王容芬是学德文、研究德国文化的——王容芬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彪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 点击这里看引文出处之一 /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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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 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先知先觉般的决绝式呐喊!这就是19 岁的女大学生王容芬 1966 年的思考和勇气—— 一种“勇气”二字难以承载的勇气!这就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称为“孩子”的19岁的王容芬在文革之初对文革的洞穿—— 一种先知先觉般入木三分的洞穿!大约,她从伟大领袖鼓动红卫兵宋彬彬“要武”的言辞中已经嗅出或预感到了值得警觉的气味以及将要发生的波及亿万国人的惨剧?这是怎样的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洞见?
(未完,接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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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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