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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反右专辑＞杜光：“五·一九”民主运动精神不朽！(转载) | | 您好！今天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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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
| ·杜光· |
| 作者：杜光 来源：www.360doc.com/showweb/0/0/785127.aspx 本站编辑转发 |
不久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北京大学经济系在1957年8月编印的《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接着，又有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1998年重印的收有大量当年右右派文章的《原上草》,另一位朋友发来一些有关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文章。
读罢这些言论和文章，不禁感慨万千。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北大校友，我为那些在反右运动中曾经意气风发地大鸣大放的北大人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的民主传统和革命精神；作为也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难友，我对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度和政治高度深怀敬意，因为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和高度。
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来考察，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专制势力对民主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所谓“右派进攻”则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力量对专制制度的挑战与讨伐。尽管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以“五一·九”为代表的北大青年学生却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民主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明确性和反封建反专制的坚定性，使他们成为 1957 年那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当之无愧的先锋。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目前，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在经济领域突破了垄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乏善可陈。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依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
面对如此严峻的历史课题，回顾50年前那场惨遭镇压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五·一九运动”，从中吸取教益，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1957年5月19日傍晚——
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署名为“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大字报，质问北大校团委，北大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贴出一张小字报《一个大胆的建议》，主张将大饭厅东墙辟为“民主园地”。
接着，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等四人贴出大字报，提出开辟自由论坛等五点建议。
这两张大字报和一张小字报，点燃了北大民主运动的火炬。当天夜里，许多宿舍灯火通明，学生们在讨论，在争辩，有的在写大字报。据统计，到第二天下午5点20分，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已有162张。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张元勋、沈泽宜 的长诗 《是时候了》，还有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前者充满了感性的鼓吹，后者则偏重于理性的思考。
《是时候了》宣称：
“我的诗 / 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热烈的诗歌，搅动着青年学子的激情。
《一株毒草》则公然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宣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再论》把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源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谭天荣在这篇大字报里还傲慢地斥责报刊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历史的讽刺是无情的，谭天荣50年前的批判和讥刺，对今天的那些新闻检查官和唯舆论导向是从的编辑们，仍然是那么贴切，那么深刻！他们是多么顽固地坚守着“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啊！
遍布于北大校园的大字报小字报，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内容包括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最突出的，则是对于民主自由的强烈呼求。
5月19日的第一张大字报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小字报要求设立“民主园地”，第二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天就显著地反映出它的主题和主流是民主自由，这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民主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构成了“五·一九运动”的主旋律。 谭天荣在《几句人情话》一文里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就体现了运动的最强音。
沈泽宜、张元勋 在他们的另一首诗《人之歌》里唱道：“民主自由——目的 / 母亲生下我给我的权利 / 我决不愿意牺牲丝毫 / 除非为了祖国的利益！”
物理系三年级燕豚符在她的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里，开宗明义就说：“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叶于生的大字报从理论上说明：民主“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王存心则在《利己主义原理》里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刘奇第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生物系四年级蒋兴仁也在大字报里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他还尖锐地指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
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物理系四年级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化学系三年级张锡锟在《三害根源》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愚民政策”，“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
叶于生一针见血地点出：“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温床。”蒋兴仁更是直指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燕豚符在《怎么办？》里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大字报所造成的沸腾的激情推动下，谭天荣、张元勋 等成立了“百花社”。他们派人到清华、人大、北师大等校联系，建立“百花分社”；到市委请愿，到《人民日报》社抗议，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整风鸣放的消息；他们还抄写、油印大字报上的文章,寄往各地,把民主之火燃向全国。“百花社”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广场》,其中汇集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除《是时候了》、《一株毒草》外，还有刘奇第的《白毛女伸冤》，严仲强的《自由主义者宣言》，顾文选的《我的遭遇》，燕豚符的《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以及林希翎的讲演，等等。这唯一的一期《广场》，集中地反映了“五·一九运动”的思想风貌和民主取向。
辩 论——
除了大字报外，校园里随处可见不同意见的辩论。
有人从饭厅里拉出两张桌子，辩论双方分别站在一张桌子上，辩驳对方的观点，各抒己见，各不相让。在短短的几天里，北大校园弥漫着由大字报和大辩论所创造的民主自由的气氛。发轫于“五·一九”的学生民主运动，开辟了后来被称为“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先河。
有些文章记录了发生在大辩论高潮的两幕场景。这两场大辩论和5月19日的大字报、“百花社”的成立，《广场》的刊印，都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22日晚上，在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围绕着大字报，特别是《是时候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的人指斥“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有的人责问“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
中文系女生林昭登上饭桌，驳斥那些上纲上线的无理批判,并且坦然地说：“我料到了一旦说话,也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中有人大声吼叫：“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林昭 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严厉的质问把那人镇住了。
林昭 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有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在听众的惊愕里，她稍停片刻，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良心与组织性的纠结——
林昭 的这场演说是“五·一九运动”中的一个出色的高潮。它的典型意义不在于林昭的刀在头上也无所畏惧的慷慨激昂的宣示（这几乎成了她后来坚持真理、英勇就义的谶语），因为这不是当时受难者的普遍现象。在这一点上，她是民主运动的典范，却不是典型。她的典型意义在于她那坦露心迹的表白：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面对党政机关背情逆理地违反民意、侵犯民众利益的时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所谓组织性，指的当然是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实质上却是对权力的屈服和依从。这个积压了几年的矛盾，终于在 1957 年初夏那个大鸣大放的环境里爆发出来。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和不可相容性，迫使人们只能在两者择一中作出自己的抉择。最后，良心战胜组织性的人成了右派；组织性战胜良心的人则成了运动积极分子；一些依违于两者之间的人，最终也不得不选择服从组织性而成为“反右”的群众基础。
这种良心屈服于组织性的格局，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普遍规律，成为知识分子道德堕落的通道，通向精神毁灭的奈何桥。
另一场大辩论——
另一场大辩论发生在23日。当天法律系举行辩论会，邀请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来参加。
林希翎 就当时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肃反问题、胡风问题、斯大林问题、共产党整风和三害、真假社会主义等等，作了极具煽动性的讲话。
如说：“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fǎn革命呢？”“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
在她讲话的时候，有人鼓掌，也有人轰她，有的人递条子要求制止她发言。几乎每次讲话告一段落，都有掌声和嘘声随之而起。有人甚至高呼：“把她拉下来，不许她煽动！”但林希翎依然神态自若，侃侃而谈。她说：“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的，坐牢也没有关系。”
27日，林希翎又受邀来到北大，就个人崇拜、南斯拉夫问题、胡风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统治阶级的共同性和局限性等等问题，再次做了讲演。
林希翎 在北大的两次讲话和在她本校人民大学的多次讲演，其意义不仅在于出语形式的挑战性和煽动性，更在于批判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我有一次到人民大学去听她讲演，对她所讲的社会主义也有阴暗面、无产阶级专政有缺陷、肃反违背法律、统治阶级的局限性等问题，印象十分深刻，以致后来在我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里，还有“赞赏右派分子林希翎”一条）。
林希翎的典型意义，在于她的几次讲话都对专制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它的广泛性在于她所论及的观点，涉及专制制度的一些最具根本意义的问题，涉及所谓社会主义的“死穴”；它的深刻性在于能从理论上对制度本身作出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反右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么集中而全面的“右派言论”。可以说，林希翎是“右派言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的集大成者。她虽然不是北大学生，却也是“五·一九运动”的一个出色参与者。
“三害控诉会”——
在“五·一九运动”的高潮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里，还有一件需要记述的是西语系举行的“三害控诉会”。
会上一年级顾文选揭露了专政机构滥施酷刑、刑讯逼供的不法行为，和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顾文选1955年肃反时曾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亲眼目睹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虐与残酷，对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表示异议,结果被公安局关押了将近一年。这个亲历受害的控诉,使许多单纯的青年学生大感震撼,但也带来严重的后果：顾文选和组织这次会议的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后来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刑入狱。
进行类似的控诉性活动的还有刘奇第。他的大字报《白毛女伸冤》,以新诗的形式,控诉北大在1955年肃反时批斗二百多学生，把他们关押在24斋，私设公堂，非法审讯。他还贴出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认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并且要求释放胡风。他的大字报和林希翎的讲话，在学生中引起了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大争论。凡是认为胡风不是fǎn革命分子的学生，后来多被划为右派分子。
“大雪压青松”——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随着反右派的号令，党政工团一齐出动，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迅速向权力靠拢。民主力量的骨干分子则被迫进行最后的抗争。
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里指责说：“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在《救救心灵》和一封公开信里，他宣称“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
在另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里，他高傲地宣告：“啊！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显示了他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陈奉孝在7月5日写出大字报《如此伎俩》，揭露保守派“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严仲强在7月3日写的大字报《压制不了的呼声》里说：“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卑鄙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钱如平也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但是，面对泰山压顶一般的政治打击，他们毕竟已经势孤力单，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残酷镇压的命运。“五·一九运动”终于划上悲壮的句号。
“五·四”民主运动精神和传统的继续——
北京大学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是1957年初夏那个波澜壮阔的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典型。它既是“五·四”民主运动的精神和传统的继续，也是对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专 zhì 制度的最初的抗争。
诚如《广场》发刊词所指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与许多大字报一样，这里在谈到民主时，把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都承认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他们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使社会主义更趋完善。
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思想状态，使“五·一九运动”出现了形式与实质的背离。
从形式上看，从青年学子们的主观愿望来看，他们是怀着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和热切期盼提出批评建议的；但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来看，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历史错位。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应该是高度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强烈的对民主自由的呼求。民主自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口号，只有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它才会成为人们的热切的追求。“五·一九”战士们强烈呼求民主自由，正是社会的封建性专zhì性的反映。这就使他们的抗争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建立未久的新专制主义体制的第一波冲击。
所以，“五·一九”的主要精神，首先表现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定性和反对专zhì制度的彻底性。从对民主自由的正面呼求，到对肃反、反胡风、无产阶级专政、现行社会制度及“三害”的批判，都展现出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
谭天荣在《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发表后指出：“《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他直指党报代表着“没落阶级”，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是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或先进的社会制度。
王书瑶在《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一文里,对专制制度和一党专政的本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一篇题为《利己主义者宣言》的大字报提出：“应该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不少大字报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三害、教条主义、现行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
理论上的深刻认识来源于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这也是“五·一九运动”精神之所在——这些青年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接受教育的，思想上浸染了浓厚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些“五·一九”战士却突破了僵化的思想意识,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和建议。他们是那一代青年的精华，与那些热中于做驯服工具的运动积极分子及唯唯诺诺的“三好学生”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具有独立而自由的特质,这正是对专zhì制度威胁最大的潜在因素,所以也就成为专制势力必须大力扑杀的对象。
经过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中国社会则失去了可以与专制制度抗衡的阶级力量，从而进入了一个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新专制主义时代，导致几乎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大革命。
“五·一九运动”是短暂的。它作为一场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只存在于1957年的5月19日至6月中旬。但它的精神却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专制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体现着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了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所树立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宝贵遗产。
这种精神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里，在1978年的西单墙和遍及全国的民主论坛上，在 1989年的T-A-M事件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直到今天，它仍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
“五·一九运动”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固然没有实现，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如贪贿腐败、贫富悬殊、理想隳灭、道德败坏，更远远超过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已成为当代最迫切的呼求。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除向这些年里悲惨地离开人世的不幸难友谨致悼念之情外，更需要发扬“五·一九运动”的大无畏精神，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反封建、反专 zhì 、反垄断，为建设百年来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法治、富强、统一的伟大国家，竭尽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07年3月29日完稿
（全文完. 点击这里：到“反右运动”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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