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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类似的控诉性活动的还有刘奇第。他的大字报《白毛女伸冤》，以新诗的形式，控诉北大在1955年肃反时批斗二百多学生，把他们关押在24斋，私设公堂，非法审讯。他还贴出大字报《胡风绝不是fǎn革命》，认为“《关于胡风fǎn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并且要求释放胡风。他的大字报和林希翎的讲话，在学生中引起了关于胡风是不是fǎn革命的大争论。凡是认为胡风不是fǎn革命分子的学生，后来多被划为右派分子。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随着反右派的号令，党政工团一齐出动，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迅速向权力靠拢。民主力量的骨干分子则被迫进行最后的抗争。
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里指责说：“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在《救救心灵》和一封公开信里，他宣称“我将逆流前进，不tuì一尺一寸”，“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
在另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里，他高傲地宣告：“啊！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显示了他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陈奉孝在7月5日写出大字报《如此伎俩》，揭露保守派“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严仲强在7月3日写的大字报《压制不了的呼声》里说：“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卑鄙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钱如平也表示：“头可断，血可流，真理决不能丢。”但是，面对泰山压顶一般的政治打击，他们毕竟已经势孤力单，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残酷镇压的命运。“五·一九运动”终于划上悲壮的句号。
北京大学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是1957年初夏那个波澜壮阔的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典型。它既是“五·四”民主运动的精神和传统的继续，也是对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专zhì制度的最初的抗争。
诚如《广场》发刊词所指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与许多大字报一样，这里在谈到民主时，把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都承认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他们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使社会主义更趋完善。
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思想状态，使“五·一九运动”出现了形式与实质的背离。
从形式上看，从青年学子们的主观愿望来看，他们是怀着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和热切期盼提出批评建议的；但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来看，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历史错位。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应该是高度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强烈的对民主自由的呼求。民主自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口号，只有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它才会成为人们的热切的追求。“五·一九”战士们强烈呼求民主自由，正是社会的封建性专zhì性的反映。这就使他们的抗争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建立未久的新专zhì主义体zhì的第一波冲击。
所以，“五·一九”的主要精神，首先表现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定性和反对专zhì制度的彻底性。从对民主自由的正面呼求，到对肃反、反胡风、无产阶级专政、现行社会制度及“三害”的批判，都展现出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
谭天荣在《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发表后指出：“《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他直指党报代表着“没落阶级”，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是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或先进的社会制度。
王书瑶在《高度jí权是危险的》一文里，对专zhì制度和一党专政的本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一篇题为《利己主义者宣言》的大字报提出：“应该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不少大字报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三害、教条主义、现行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
理论上的深刻认识来源于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这也是“五·一九运动”精神之所在。这些青年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接受教育的，思想上浸染了浓厚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些“五·一九”战士却突破了僵化的思想意识，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看法和建议。他们是那一代青年的精华，与那些热中于做驯服工具的运动积极分子及唯唯诺诺的“三好学生”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具有独立而自由的特质，这正是对专zhì制度威胁最大的潜在因素，所以也就成为专制势力必须大力扑杀的对象。经过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中国社会则失去了可以与专zhì制度抗衡的阶级力量，从而进入了一个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新专zhì主义时代，导致几乎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大革命。
“五·一九运动”是短暂的。它作为一场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只存在于1957年的5月19日至6月中旬。但它的精神却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专zhì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体现着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了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所树立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宝贵遗产。
这种精神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里，在1978年的西单墙和遍及全国的民主论坛上，在1989年的TAM
事件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直到今天，它仍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人民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zhì的民主革命任务。
“五·一九运动”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固然没有实现，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如贪贿腐败、贫富悬殊、理想隳灭、道德败坏，更远远超过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已成为当代最迫切的呼求。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除向这些年里悲惨地离开人世的不幸难友谨致悼念之情外，更需要发扬“五·一九运动”的大无畏精神，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反封建、反专zhì、反垄断，为建设百年来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法治、富强、统一的伟大国家，竭尽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07年3月29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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