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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档案索引】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撰稿:宋庆龄   来源:《人民日报》网站资料   本站转载

续上页)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我要问他们: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规条。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一切法律规条都是要实施的。问题是:它们的执行是为了谁的利益?国家所反映的是它的经济基础,所采取的限制是有利于控制经济的那个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少数人控制了提供多数人工作和生计的生产手段,那些限制是有利于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提供所有人以生计的东西已归公有,限制就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利了。【本站注:可以看出宋庆龄对中共和政府的忠心耿耿

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不满意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政治协商的人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呢?他们希望用什么来代替我们的东西?社会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三种势力”一样。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我认为这种论调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消灭从远古以来就使社会分裂的阶级对立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是他们现在所主张的等于要求恢复最尖锐的阶级对立——要恢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造成世界范围的财富消耗和从未见过的战争浩劫的最尖锐阶级对立!如果一个人竟看不出,这同邀请帝国主义者卷土重来再一次蹂躏我们国土和人民相差无几,他在政治上就是太幼稚了!而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比中国的资本主义强大得多——虽然它不能和我们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团结在一起的人民力量相较量。这些人要在我们国家里贩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行的。你不能采用一种制度而不要它的经济基础。历史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

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对这些论调的答复吧!即使是那些老实地对我们国家和制度若干特征还模糊不清的人,也在嘲笑地加以驳斥。我们要前进,不是要后退。我们要有一个为一切人、首先是大多数人所行使的民主。我们是要让所有人而不是仅仅少数人过比较好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没有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希望也没有了。共产党为此作了最大的斗争和牺牲,因此受到了热爱和尊敬,在我们国家生活里应该居于首位。我们人民当前的目标就在于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它更深刻、更广泛。我们今天的愿望就是帮助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支持它,因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的唯一办法,是我国在国际上独立与尊严的唯一保证。

难道没有别人能够领导走向社会主义吗?答复是: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从未见过一个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领导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它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我认为上海的工人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不是说,其他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地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呢?显然不是这样。那样想法也是脱离实际的。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我知道党的政策是非常尊重一切有志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人的。我们知道,党在今天所奉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这就是党主张中国一切民主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想法的基础。

在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业。为此需要集合一切的力量和每一个人的知识。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党派的“共存”与“互相监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这一切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真诚合作和有效配合。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我们全国力量的伟大团结和运用,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现在有人企图对这些条件表示怀疑。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共产党是完全不懂科学和技术的,所以共产党人不能领导这一个或那一个机构。我从过去历史中已经充分看到,共产党人怎样学会了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他们不但应用了所学的,并且还把所学的更向前推进。我认为,党一定会学会科学和技术,同时党还会对科学和技术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贡献。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有党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号召他们勇敢地对付面临的问题的鼓舞,我们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现在,“整风”、“鸣”、“放”正依循两条密切结合的道路进行。一方面,我们在极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在决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和希望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那些人之间划出一道深刻的界线。我们在面临思想进攻时如何站稳立场上学习了很多有益的教训,也学习了如何全面地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至于在那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照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福利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同时,中国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和社会主义的朋友们,在思想上都认识到这个运动对每一个人的教育意义。他们明白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些共产党员的身上,这些病菌也存在于每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不充分尽职的人、由于过去的成就而居功自傲的人、把自己看得比国家更重的人、以及脱离群众、沾满了官僚主义恶习的人的身上。

中国人民不但通过当前的运动来批评共产党员,也通过它来鉴别自己。他们以爱国者的身份来检查自己——努力去熟悉他们目前所担任的、以及他们未来所要面临的工作,他们在学习怎样谦虚、正直、诚恳、谨慎、永远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正在帮助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功。我们自己也在努力仿效他们。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引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全文完)


【附录一】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作了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页)

另据1936年5月被中共派到宋庆龄那里工作李云(对外名义为秘书,1978年5月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提出:应当“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附录二】

对于上文中宋庆龄所提及的提出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民盟主席章伯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成为少数几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典型,但据民盟中央组织部阎秉华撰文介绍: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同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科学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3页)

1980年在《人民日报》正规表述中,他被定位为“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1985年11月1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与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给予章伯钧先生高度评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表讲话指出:“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的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的右派材料均已推倒,只是不宣布平反。他的骨灰于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中共以及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正确而仅仅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把不予平反的“右派”的典型章伯钧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说明了什么呢?


延伸阅读
   1957年的《人民日报》:从“整风”到“反右”的历史记录(本站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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