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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人比如罗隆基等是上了国民党计划行刺的黑名单的。
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府是颇像一个联合政府的，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新政府并担任了不少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章伯钧曾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罗隆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等职。
然而，好景不长——
谁说“言者无罪”？ 1957年,毛泽东针对共产党进城后逐渐产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搞特权等问题，决定开展党内整风。并多次要求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消除顾虑“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共和毛泽东的要求、鼓励逐渐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肝胆相照”地逐步发表了一些意见、建议或提出问题，这些都及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但是，一旦真的“知无不言”起来就不行了，毛泽东后来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遂将帮助党“整风”一转为号召全党、全民开展“反右派斗争”，而有些独立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则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谁说“言者无罪”呢？连同章、罗在内的五十五万“右派”中有几个不是因言获罪的呢？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由此可见,整风其实只是触及党的干部中少数人的表面的工作作风而已，因为他们大多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却不仅指出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表面现象，而且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和建议。然而这就犯了大忌了。毛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如此一说，民主党派以及一些曾给党和党的干部提过意见的人的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向“右派”总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和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这帮傻文人！大约直到1957年7月1日发表了毛泽东执笔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那篇著名的反右檄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直接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名，并将章伯钧、罗隆基称之为“章罗同盟”，也大约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言者有罪”“思想不同也有罪”且大祸临头！毛进而掷地铿锵地断言——那简直就是判决书：“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钦定如此，导致时至上世纪80年代，全中国55万所谓“右派”中未予平反或改正的仅5人而章伯钧、罗隆基仍然名列榜首；不过中央1978年55号文件还是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否定了“章罗联盟”的存在,但还是不予“平反”——大约是要留章伯钧、罗隆基几个人下来给中国的“右派”做“种”，以证明反右运动并不错，仅仅是错在“扩大化”而已——然，即使这五个“大右派”该杀该刮，即使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大业中的努力、贡献都是假的，而这养的的“扩大化”也有点离谱了——5：550000 ！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冤死他乡，多少子女亲戚受到株连，二十多年见人矮三分如贱民一般的右派子女被无辜剥夺诸多权利……怎一个“扩大化”承载得了！怎一个“55万”承载得了！
所谓“章罗联盟”实乃子虚乌有 非常有意思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一面拒绝给早已谢世的章、罗右派平反，一面又否定了毛泽东钦定的“章罗联盟”存在——何以至此？研究者说，这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回归，要支撑一个反*党的“章罗联盟”罪名的成立毕竟得有过硬的事实才行啊！靠臆想靠话语霸权定罪那是古代君王的作为。熟悉章伯钧、罗隆基的老人们及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大多知道此二人虽皆为民盟创始人，共过事，但二人个人宿怨颇深，观点常有不同，常有争论争吵。罗隆基解放前上了国民党计划行刺的黑名单都不怕，足见也是性格倔强之人。
正如罗隆基在人大会议上作检讨时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他们的合作是貌合神离，他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等。即使在1957年7月15日，罗隆基已被“打倒”后，他在检查中仍竭力否认这一“联盟”:“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罗还说：“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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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在交通部的反右批判大会上 |
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他还致信沈钧儒:“‘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3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罗隆基确实是倔强的,直至1965年去世时他也没有承认所谓“章罗联盟”的存在。
而章伯钧终于未能坚持得住,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折磨中,他最终违心地承认了。
有趣的是到了1958年春,在一次民盟学习会上，迟到的罗隆基见没有合适的地方可坐,不得已坐到章伯钧身边,对章伯钧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见《往事》294页)
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一生追随中共的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曾在反右中颇为积极的千家驹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罗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圈内人皆知，其实毛对此一清二楚，还曾与周总理出面调解过。打击章罗，是符合擒贼擒王，杀鸡儆猴战术的……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章罗都落马了，民盟中的那些知识分子还敢说三道四吗？
有些人不理解：打右派就打右派，何以非得在并无充分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弄出一个什么“联盟”来？——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既是“联盟”就是有组织的，就不是个别问题，就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就更需要动员力量搞一场“运动”；君不见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一文中就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唯有如此，将大批能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对其专政才是“合理”的；殊不知，当年彭德怀最后的罪名也是“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目的就是要将“类似者”统统整肃。当然，什么“集团、俱乐部”等也都是子虚乌有。由此可见一斑。解放初期批胡风，最终不也是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论定吗？且株连全国各地数千人。这应该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果不其然，19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确实“老实听话”多了。——千家驹先生2002年病逝,他在住院期间和去世后，李瑞环、丁石孙、王兆国、费孝通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所以，千家驹所言，我们可以看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此所谓千古奇冤、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但“平反”却是万万不能的。
——然毛对章罗还算“客气”的，没有把他们抓起来关押，只是撤销全部官职，工资大大降级，让他们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专政对象而闭嘴没有说话的资格；而全国55万抑或更多的“右派”们就惨了，他们抓的抓关的关，或开除公职遣送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成为任人欺侮的“贱民”且殃及子孙亲属直到粉碎四人帮，长达20余年，那些锒铛入狱发配边疆劳改劳教的右派，有很多则客死他乡……这些在《夹边沟纪事》中有真实的记载，而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中“右派”的境遇也并无丝毫夸张之处……
今天，我们看到了竟有如此奇怪的逻辑：钦定的“章罗联盟”罪名可以用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推倒，对章罗可以给予“爱国的、进步的、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好事、值得纪念”的评价，在影片《建国大业》中可以反映他们当年确实为新中国之建立做出的努力——但，“右派”是万万不能给予平反的,哪怕是“改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推翻钦定之“章罗联盟”的罪名和固执地不予章罗平反，这些都是因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就无法理解了。
他们成了“右派”的标本 上世纪60年代,章、罗皆带着“右派”政治身份的烙印无声地辞世了——但这又何妨呢？君不见，当年北大的“右派”学生林希翎在得知没有给她平反时,她写给某位最高领导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不平反就不平反吧，干脆连这顶“右派”帽子也不要摘去，我申请保留，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进行什么“思想改造”，因为我觉得我无须改造,我从不认为自己1957年说过的话有什么错！——如果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些“不予平反”的理由亦即林希翎当时的“右派”言行，你会发现确实也是没什么错，有的还真是具有先见之明。——林希翎和林希翎们，成了我国1957年“右派”的标本！
出于目前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伯钧的“罪行材料”虽均已推倒，骨灰也于1982年11月15日安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就是不宣布给他平反。然而，1985年11月1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和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纪念章伯钧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表讲话：“章伯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尽管在他的一生奋斗中也有过曲折，然而他不断追求真理，总结经验教训。纵观章伯钧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呜呼，如此不予平反的“右派”！
同样出于目前可以理解的原因，罗隆基至死也是仍戴着“右派”帽子的，他也没能等到全国“右派”不论是否平反统统摘帽的那一天。在1965年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月，罗隆基病逝了，他的骨灰在偌大一个中国一直找不到一块安放之处——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10年动乱里被弄得不知去向。
在他90岁冥寿时，即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他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严明复发表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呜呼，如此不予平反的“右派”！
显然，纪念章、罗的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领导给予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肯定是与他们“不予平反”的“右派”政治身份矛盾的。然而，斯人故去多年了，平反不平反现在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事实俱在，公道自在人心。而为了中国的未来，总结历史教训，挖掘产生这些罪错的根源是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