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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历史档案 ·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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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 本页展现当年的广播音频和试解读） | |||||||
| 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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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简评该《决定》的开篇理论】
该《决定》开篇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谁要“推翻政权”？
《决定》开篇这个论断的背景所指，是毛泽东早在1964 年所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但是，这正确吗？靠谱吗？在1960 年代前后，我国面临政权危机吗？从土改到镇反，再到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多少党内外“敌人”被咔嚓了或专政了？还有什么人要推翻或有可能推翻当时的政权吗？谁？有什么证据支撑？是“政权危机”还是毛自感其权威地位危机？
对此毛似乎也有说辞：“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哦，这话就不是针对一般草民、基层小干部或已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了，而是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即所谓“当权派”，且是“一批”而不是“极少数”，按毛1964年的断言，这里的“一批”是全国“三分之一”的各级领导干部，正是他们企图“推翻政权”“复辟资本主义”或曰“搞修正主义”——如此耸人听闻的断言靠谱吗？符合逻辑吗？
我们不否认“当权派”中历来就有腐败变质的坏人，有权欲利欲熏心者（从建党后不久一直存在），且随着体制弊端的发酵，这类人必然会越来越多，乃至使执政党“异化”——但是，不说半个世纪前这些人的数量远未达到今日之程度，而论及他们的“初心”，难道是要“混进党里、军队里”准备“搞资本主义”吗？我们不禁要问：要搞资本主义，他们当初何不直接投奔蒋政权而要奔向吃苦冒险的中共之井冈山、延安？除了极少数非党人士或1949年以后入党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谁不是拎着脑袋从枪林弹雨中追随中共、追随毛吃尽千辛万苦“打江山”干革命的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混进党里、军队里”去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混进党里、军队里”去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或奔赴朝鲜的冰天雪地与美国及联合国军拼命？好不容易“坐江山”了，才10多年，他们却要复辟曾拼着命推翻的“资本主义”？他们拼着命从国民党或曰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现在却要“推翻”自己的政权？如果他们是“变质”了，那么请问，在中共如此政治学习、运动不断的形势下，马列主义为何对这全国“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共产党人却反而“刀枪不入”？这是什么逻辑？这也叫“马克思主义”？这也叫“英明论断”？
§ 所谓“三分之一”所指为何？
毛所言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所指为何？什么是“敌人”？我们不能不说一点毛此说的“根源”或曰由来。
事实是：尽管毛已被捧为“红太阳”，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失败、全国性大饥荒接踵而至以后，事实证明毛式乌托邦极左“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此路不通，不得人心，国民经济严重滑坡，百姓大量饿死，面对如此严重危机，毛不得不同意刘、周等中央一线领导“调整经济政策”（实际上即终止“大跃进”，纠正“人民公社”极左政策）以度过危机。
但毛心底里从来认为，“大跃进”是出了问题，但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且问题主要在下面的执行偏差，而对于刘少奇等基于调查研究得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毛极不服气——可面对严峻的现实又无法辩驳什么——只有郁闷和憋气。江青在文革中曾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憋了一肚子气”，江青没有必要瞎说；与此印证的是“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便拂袖离京，离开这个使他“憋气”的地方，到处大谈“姓社姓资”的阶级斗争问题去了。
而毛的真实思想，1959年一次在王稼祥信的批示中表露无遗：“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哦，“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这应该就是所谓“三分之一”了吧——其实这里的所谓“反对派和怀疑派”，仅仅是对毛的一些决策有不同看法或有所“腹诽”而已，并非对毛本人的地位、权威有任何诋毁。但是，这，便是那所谓“三分之一”了，所以“文革”及文革前的“四清”，“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人说，这“三分之一”指的是1958年以来农村中一些为非作歹的社队基层干部，刘少奇也曾有这样的估计。此说看似不错，但毛、刘所指为同一目标吗？那些“社队基层干部”能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吗？毛的“文革”是针对这些人的吗？那些干部只知损公肥私，唯上级马首是瞻，他们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而文革前的“四清”，这些人已经被大大“扩大化”地整肃、撤换殆尽了。显然，毛、刘所指并非同一目标。
（另参阅：《党史百科：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 胸怀：“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毛泽东是绝不愿公开认错的，他曾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应当是毛1949年以后屡屡犯错的思想根子之一。事实上，我们曾见到过毛在某些非公开场合也说过“人都会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毛泽东也犯过错误”之类大而化之的表白——但在公开场合，毛从未正式坦陈自己哪一件事、哪一项决策是错的，更不用说像古代某些帝王诏告天下那样正式颁发“罪己诏”（即检讨）。所以，七千人大会上，毛只是从逻辑事理上大而化之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并无稍稍具体而真诚的任何担当。即便如此，也使与会者感动不已而更加崇拜毛了，在毛的引导下，县市领导们纷纷把怨气和意见冲各级省委领导发去。
毛绝不认错服输，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把对“大跃进”稍稍提出一些个人看法的开国元勋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在全国揪出无数“小彭德怀”，致使原本想稍稍纠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且在全国却有了更大的发展，喊出的口号是“反右倾（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想言论），鼓干劲”，终于弄出全国大饥荒以致“人相食”的空前灾难。毛看不到这些，他只看到党内中高层一些人对他“腹诽”，有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不能容忍的。“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向这“三分之一”“作战”了。（鼠标指向蓝色字体，显示相关批注）。这才是“文革”的要旨。
（另参阅：《高干右派——反右运动的“党内战场”》、《1959 年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批语》、《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试解读》）
其实，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任性”之论。 毛自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阶级，是因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共同体。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这就是阶级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划分阶级的首要依据是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此，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在已经基本消灭了私有制的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却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不是“任性”之语是什么呢？ |
§ 毛式极左“社会主义”的核心——乌托邦与所谓“阶级斗争”理论
毛式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他的口中振振有词，至今仍让一些人膜拜和引经据典说事儿，因为其核心是无法不让人感到“神往”的“乌托邦”——可是，乌托邦，毕竟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以为宛若仙境的海市蜃楼是可达之地，岂不犯傻犯错？
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的基点，毛式社会主义也是错误的，即所谓“极左”错误——读一读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即十分明了了，在此不赘。（鼠标置于此可显示与此相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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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为本，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阐述“平等”、“权利”和“贫富差距”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此基础上，在谈到平等和权利的问题时，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用于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克思在论述中承认这样的客观现实，因而他指出：“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诚然，马克思也认为这是弊病，但他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见《哥达纲领批判》P.13-14) 而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正是针对“哥达纲领”中这样一句看来似乎也很鼓舞人心的话的批判：“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我们能一眼看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吗?正如薄熙来“惊动”了中南海的那段话中说“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注意，这里不是说的“缩差”)如果我们不仔细想想，谁又能说薄熙来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呢?而且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之类，正是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哥达纲领”式的错误所致。 我国还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亦即“社会主义”，而且是“初级阶段”，1960年代前后则更是社会主义的“婴儿阶段”了。即便当下在综合国力上我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几十年甚至更长的距离需要追赶。有些人被“中国崛起”和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取代日本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我国人均GDP排名几年来一直徘徊于世界100名前后，甚至落后于泰国、毛里求斯等许多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国家，更不用说人均收入——这就是当前所谓“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00年不动摇”的原因。 （以上文字，摘录于本站2012年《薄熙来忽悠民心的政治骗术——扯起“共同富裕不能等”的大旗》一文） |
以康有为“大同书”为先入为主之印象，以《共产党宣言》所说之美好的“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愿景为目标的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迅速消灭了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认为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甚至认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时要不忙着“进入”，要“等一等赫鲁晓夫同志”——这时，他怎不踌躇满志？怎能不自信满满地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时，任何保留一丁点个人利益的农村“自留地”“自由买卖”、农民勤劳致富、发家致富以及产量定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所谓“三自一包”等），毛便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了。在自己的错误决策受到实践惩罚时，毛更要扯起“姓社姓资”的大旗来回击对他的那一套有所“怀疑”“腹诽”或“不听话”的同僚们了。可是，这如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参见视频：【搜狐大视野】“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
§ 毛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扯起这面大旗便可理直气壮地夺权、清洗异己
毛为何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为说到“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基点——便可动用“专政工具”，便可对所有他所认为的“党内大批反对派、怀疑派”——上至国家主席、诸多开国元勋，下至基层干部、群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便可理直气壮地向那“三分之一”“作战”、夺权，以洗脱自己的一切错误和责任，巩固其“永远英明正确”的权威和地位。这便是“文革”的实质。
历史证明：“文革”的重要任务是“夺权”，是毛的权威和地位——每一省完成符合毛氏中央要求的夺权，都会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贺电”，《人民日报》配发套红社论，直至“祖国山河一片红”。而贯穿“文革”10年的口号正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忠于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忠于）“谁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在“文革”后期虽也曾对颂扬他的
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像章、塑像泛滥）表示过厌倦，但对上述口号从未有过异议，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回顾“文革”，闹来闹去就是围绕毛的权力、权威和地位。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是因疑似“想当国家主席”而为自保出逃。任何稍稍有违毛式乌托邦极左“社会主义”的说法和行为，哪怕有丁点儿的灵活处置，就是“搞资本主义”；而哪些干部可以在文革后期“解放”出来重新掌权，其标准也只有一条——是否一贯忠于或基本忠于毛——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从国家主席、毛的秘书直至基层，多少干部、百姓因对毛或毛氏路线稍有异议或“不敬”而被清洗、镇压，至今难以计数，可谓冤魂遍野。
其实，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高层领导出现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民主、平等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再通过党内民主程序解决问题。——但被中共自己捧为“红太阳”的毛，此时已没有任何约束，即便中央正式讨论通过的决议，也须毛“圈阅”方可生效，否则，毛随时可以推翻、撤销，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有关人实行严厉整肃（如《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所在政治集团自己制造的体制使然，也使这个政治集团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回想毛氏极左乌托邦式“社会主义”极左路线，回首惨不忍睹而又荒诞不经的“文革”，我们除了为中华民族痛心疾首，恐怕也实在不能不发出苦涩一笑。这一点，暮年毛泽东似乎已经有所悟——毛晚年在一次与斯诺的谈话中，声音渐低下去，半合上眼睛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见《斯诺在中国》；另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权延赤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其实何须千年？从林彪出逃的那一刻起，国人、世人在目瞪口呆之余，已经在苦涩而无奈地笑了——这苦涩无奈的笑，给毛，也给自己。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进行了比较客观、比较全面、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只能说“比较”，相对而言。
《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丰功伟绩的同时,对文革是这样评价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开展一项涉及全国八九亿人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动机错了，还能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下一页：该《决定》全文）
【注】 关于“三自一包”具体内容，请参阅本站文：
2. 另参见：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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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5-12 编辑转发 / 2022-04-11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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