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2月4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点击：该《纪要》全文)

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刘志坚、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江青首次系统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以此为基础整理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经毛泽东3次修改后，于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过分严重估计的错误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其实，这倒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布所谓“五·七指示”

毛泽东就如何搞好军队的后勤工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军队不但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工、农业生产，搞四清。而且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该信后被称为“五·七指示”,末尾，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直接导致对建国以来的教育、对教师、知识分子实际上的彻底否定，教育成为文革重灾区。而其后,关押受整肃干部的农场等也称为“五·七”干校，因文革导致国家工业生产停顿、大学停止招生，大批中学生无法安置，于是响应毛泽东号召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也被称为走“五·七”道路……

△ 1966年5月9日，姚文元撰文发起对“三家村”的批判斗争，全国各地被发动起来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1966年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的反动本质》的文章。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随后，全国各地奉命对“三家村”进行批判和围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6月7日,《南方日报》错误登载批判作家秦牧的文章，这也就拉开了广东及广州“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国到处抓各地的“三家村”，文革烈火越烧越旺。邓拓承受不了如此莫须有的文字狱，终于自杀，吴晗在批斗中遭毒打致死。 (参考视频：水木清华90年)

△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文革正式开始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于第二天在全国发表，这成为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文革的目的在这里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五·一六通知》5月4日至24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撤销已下发全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会议“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这也与延安整风运动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也确实是最高层中的一员干将。（资料链接：关于“彭、罗、陆、杨”事件）[荐]

△ 1966年5月18日、23日，邓拓、田家英自尽

18日，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遗书中泣血呈冤、表白忠心，而最终仍然山呼万岁，是为经典悲剧。23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永福堂”内含冤自尽。

△ 1966年5月29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于清华附中

诞生过程详见视频【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红卫兵的诞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接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万分激动，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红卫兵请求江青转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转交红卫兵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他们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

八月一日，清华附中传来了特大喜讯：“毛主席给我们来信了！”清华附中校园沸腾了，毛泽东在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毛泽东的热情支持下,几天之内，北京市大、中学校都出现了红卫兵。随之“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 1966年6月1日、2日，“横扫牛鬼蛇神”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大教师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后来毛泽东称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点击阅读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

△ 1966年7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由于涉及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以及前一阶段北京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不积极，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毛泽东后来在给江青的信中高兴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 （点击浏览参考资料：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毛泽东致信江青，曲折而略隐晦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意图以及一些相关想法。此信当时并未递交中央政治局，只有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几个人知道。林彪叛逃后，1972年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将此信作为重要文件印发，以示毛泽东对林彪“早有察觉”的英明……此信应视为研究毛泽东和文革的重要资料之一。（点击这里，浏览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