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毛、江、张、姚策划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是寻到了发动“文革”的突破口——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和1962 年的所谓“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抨击它影射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而遭撤职的事件，为彭德怀鸣不平；文章的矛头其实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等曾对毛“大跃进”以来乌托邦式社会主义政策、路线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中央和各地有关领导。姚文元文章是由毛、江策划、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鼎力支持、经毛审阅后批准发表的——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均蒙在鼓里，并不知其内情。【本站注：现在看来，不知这属于“阴谋”还是所谓“阳谋”？倘若其他某位中央领导如此背着中央领导集体搞如此大动作，会被如何定性？会有怎样的下场？】

姚文元文章见报后,1965年底，毛在杭州与有关领导谈话时，直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似乎还嫌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够直接，不够露骨？
  （参阅 视频：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此时正式登上“文革”政治舞台。

【评注】联系历史事实,笔者认同有关历史当事人和史学界某些学者的分析研判：至少从1957年以来，毛的随心所欲，出尔反尔，翻手云覆手雨的表现越来越严重。“大跃进”失败后，毛也看到说假话的危害,鼓励提倡海瑞直言进谏、不怕杀头坐牢敢说真话的精神,还归纳为“五不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明史学家的吴晗才应约写了《海瑞罢官》剧本,但后来……；对所谓《二月提纲》也是如此，当时毛并未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却上纲上线，严厉批判，好像是中央其他领导背着他所为；直至后来文革开始时，刘、邓、周等人向大学派工作组，毛也并未表示不赞成，但这却成为刘、邓所谓“压制文革”的罪状，毛为此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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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2月3日，由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学术批判中所存在的任意上纲上线，动辄给人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等不良风气——尤其是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和争论上。会议认为：学术批判应以理服人、平等论争，前面说到的那些不良风气应当得到克服。会后将讨论内容向中央汇报，文件名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该文件专程送至身在武汉的毛泽东审阅，毛并未表示不同意见。向毛汇报后，2月12日，《二月提纲》以中央通知形式下发全党，要求贯彻执行。但是，两个多月以后，毛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撤销原中共中央通知（即《二月提纲》）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全面否定并极端严厉地批判了《二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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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9日，经过毛泽东数次修改和批示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林彪过目；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后下发。《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和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既然这份《纪要》经过毛的数次修改并同意下发，无疑，必然反映了毛发动文革的意图（至少相当部分），所以重读这份《纪要》是会颇受启迪的。

这份《纪要》成为“文革”纲领性文件之一。从此，以往的所有小说、戏剧、电影基本封杀殆尽,皆成“毒草”,中国人只能看江青折腾出的“革命样板戏”了，所谓8亿人看8个样板戏，一看10年，基本如此。虽到1970年代也拍过几部故事片，但不是一波三折，就是为“文革”造势之作。而这份《纪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独树毛的权威，其意义和作用就远非文艺工作方面了。

（点击：《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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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从论及军队后勤工作为出发点的工作设想，被毛推广至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我们仔细重读这份《五七指示》便会清楚地看到，它再次反映了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紧密联系的毛一直迷恋的康有为所谓“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国”的追求——按毛泽东的设想，社会分工是无所谓的，似乎乌托邦式“大同社会”的实现也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参见视频：“天堂实验”——中国第一公社兴亡录）

中共大事记对此是这样评说的：“《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点击浏览：“五七指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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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本站评注】毛之所以对“三家村札记”恨之入骨，除了因为吴晗在其中以外，还因为“三家村”的某些文章对“大跃进”中的说大话、说假话有所批判和讽喻。其实，毛也是反对说假话的，但别人一旦批判，毛就会与彭德怀联系起来，与反对“大跃进”联系起来——被证明是搞砸了的“大跃进”，大约已成为毛的一根敏感神经，别人是碰不得的。（点击浏览：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的反动本质》）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三家村”——邓拓(2011.10)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寻墓者说——吴晗（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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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目前，在中共大事记中对此是这样评说的：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 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竭力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

文革口号“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从这样危言耸听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讲话中来的。（点击浏览：《五·一六通知》全文）

  中共官方现今对此《通知》的概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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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遵圣意，《人民日报》由陈伯达夺权，随即陈炮制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 月1 日发表）。这篇社论产生的恶劣效果，用陈伯达在“文革”终结后受审时的话来说足矣——陈伯达说：仅起草这篇社论所产生的恶劣后果，判我死刑也够了。从中可见一斑。

③ 与上述社论发表的同一天，央广奉命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 1966 年5月25日，身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及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向当时尚在杭州的毛泽东详细做了汇报。

毛对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如获至宝，给予超乎寻常的极高评价，称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指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1966.6.1.)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黄金时段,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人民日报》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一头雾水，陈毅总理问：“谁同意广播这张大字报的？这么大的事为何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也很无奈地说，他也是刚刚听康生讲是主席指示广播的……

④ 紧接着，6 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现了毛曾说的要“解散北京市委”）。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及“红卫兵”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封资修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和惨案。

1966 年5月末至6月初短短几天，毛为发动“文革”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其效果怎么估价都不过分。这一切，使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群众”知道“造反有理”，不论是因“忠于毛”而产生的对“封资修”的“公愤”，抑或对单位领导、老师校长某些作为的“私愤”，统统可以发泄出来了；而“横扫一切”的提出，则使全国上下掀起了“破四旧”、斗争甚至残杀“黑五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这正是毛所期望的，毛曾经有所批判、恼火的所有人和事，都将被“红卫兵”“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砸个稀巴烂！

据官方数据统计，1966年仅8月份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 1772 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民间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每位死者的家人曾得到420元钱的“补偿”。(据“《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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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政治运动时向基层派“工作组”以加强领导的做法，是中共一向的传统，至少从土改以来基本如此。6 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四十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本站评注】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为稳定大局和社会秩序，派“工作组”这一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中共的一向做法。然而这一次,刘少奇等搞错了,他们不知道毛就是要“乱”,就是要冲垮他认为已经被所谓“走资派”把持的各级“党委”（早在1962年，毛就曾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二政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其实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不能“绝对忠实执行毛所有思想路线的人），毛要借“红卫兵”和“群众”之手清洗那些不能“无限忠于”毛及其思想路线的人——从中央到地方。“文革”是毛的“创新”——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已超出了刘、邓等人的中共常规思维。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刘、邓其实除了某些政见与毛有一些分歧，但总体上还是紧跟毛、尊从毛的许多“极左”路线的，比如“反右运动”、批彭德怀、“大跃进”之初等等。而文革初期派出的“工作组”，秉承以往“左”的做法，也确实像“反右”时一样，把一些仅仅向领导贴了批评性大字报的群众、学生打成“右派”等,施以强力压制。以上，便是“工作组”问题的实质。

【本站专题评论】答问：如何客观评价刘少奇等文革初“派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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