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制订，更为能民主地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而感到振奋。于是笔者想到：如果这次国家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还是不能扭转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尴尬局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长期存在于教育中那些令人痛心焦虑的问题，作为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笔者来说，不能不感到遗憾和失落——中国教育将向何处去？

解开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死结？这“死结”不就是所谓“应试教育”吗？不错。可是为什么“应试教育”僵而不死且似乎总有“勃勃生机”呢？——社会人才观、用人机制发生了偏差，进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这是主要原因。

文革中四人帮打压知识分子，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塑造“白卷英雄”，以“革命”和所谓“学工、学农、学军”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教育成为重灾区。粉碎四人帮，恢复了高考，全社会重又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这当然是大好事。但矫枉过正，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出现了较大偏差——用人唯学历，即将高学历视为招聘职员和干部使用的“准入证”。

一个社会倡导什么，对于这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不能不审慎再审慎。学历是什么？学历不过是指某人曾接受过怎样比较系统的知识学习，它与能力不是同一概念。在同等学历中往往是人才和庸才并举的。而学历较低但能力等各方面素质却大大高于本人学历水平甚至高于高学历者的大有人在。毛泽东、王蒙以及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张平都是中专学历，更不用说如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学历或没有较高学历者比比皆是；此外，我们还可以想到，爱迪生、高尔基是什么学历？我国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是什么学历？这难道不给我们很多启示吗？2008年3月国家对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任用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平的最高学历是“安徽银行学校”，中专），它体现了在学历上“不搞一刀切”的要求，只是这样的例子还少了些，只是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还远未形成风气。

许多用人单位都把高学历当成了衡量人才的标准和“人才准入”的必备条件。在人才市场上，常常看到招聘简单工作的职位，其首要条件往往也是“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在人才市场已几乎被看作“不合格”了，至于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自考或夜大、函授等学历，那更是被招聘方“不屑一顾”。沿海某市在公务员招聘的报名条件中关于“学历”一项就明确写道“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很明显，要想进入人才市场，或者获得公务员、干部选聘的机会，首先要获得高等学历文凭。否则，即使再有能力和满腹经纶，也难以“入围”。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在向全国选聘干部时，特意标明要选聘“博士、硕士”学历的副县长、副乡长等，客观上更助长了过于看重学历的社会风气。“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情况鲜有耳闻。

党和国家号召建立创新型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但许多实际情况更像是在努力创建“学历型社会”。培养善于记忆标准答案和具备过硬考试技能的应试型人才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显然，人才观和用人机制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进入了误区。

当招聘职员、选聘或提拔干部都把学历作为“准入条件”、必备资格放在首位时，人们怎能不重视学历？要想获得高学历就得参加高考；要想参加高考，中考就得考个好高中，小学就得上所好小学；一级级压下去，一直压到幼儿园——连刚上幼儿园的四五岁孩子也开始上各种特长班、课后班了——名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应试教育”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为全民趋之若鹜的模式。

人才观和用人机制的弊端，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近年来发生的校园师生关系紧张对立的极端案例，与一味重分数、重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和对学生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缺失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教师曾这样说：“越是到了毕业班，教育就越显得缺乏人性。”这种说法一针见血。还有教师概括地说：“学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未来过不了关；可是学生考试拿不到分得不到文凭，当下就过不了关。”这形象地道出了素质教育的尴尬境地。可以说，应试教育顽疾是教育诸多疑难杂症的重要根源，而社会对学历的顶礼膜拜则又是应试教育生命力的源泉。下图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因果关系——

那股使教育列车在应试教育轨道上稳稳行进的无形的巨大引力，正是发生偏差的社会人才观和用人机制。对教育和学生家长来说，它是杠杆，是“万有引力”，一级级考试升学最终获得高学历，已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教育价值追求。而对于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基本素质的培养则自然被轻视和冷落了——尽管人们也都明白能力等素质培养是重要的。

社会人才观的转变和用人机制的改革，对教育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当我们对人才的考核和使用，能够实事求是地将注重实际能力、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综合考核、考查结果置于首要地位时，当学历只是人才考核和使用的诸多条件之一或在同等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的因素时，当各类不同个性特点的人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发挥特长并施展才华而不受学历歧视时，社会的人才观必然会有转变，教育价值观必将回归正确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取向；家长对孩子、对学校教育的评价标准必将随之改变，教育教学的方法、模式也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教师、学生在注重学科知识教学、学习的同时，必将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素质教育的“死结”就此解开，应试教育才会淡出历史舞台。

当然，要解开“素质教育推而不进的死结”，在教育外部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教育内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考试的指导思想、制度、方法的研究和改革，学校、教师、学生评估体系的研究和完善等等，这不是本文所能囊括的。但笔者相信，社会人才观的转变和用人机制的改革，必将为素质教育的推进创造必要的大环境，没有这个大环境，靠教育内部的力量是基本无法实现旨在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目标的——因为，教育毕竟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千家万户。

拙文所讨论的问题，似乎无法体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之中——但是很无奈，教育改革不讨论它的外部环境是不可能的。笔者期盼在未来的十多年里，中国的教育改革能与社会改革更加协调配套，实现“1+1>2”的优化的系统功能，使教育中种种令人痛心焦虑的弊端越来越少而不是相反；使素质教育得以真正实施，为创新型国家的建成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好在由国务院主持这份《纲要》的制定，有些问题是可以由国家统筹研究解决的。这里只不过是提供一点思路和想法，是为建议，仅供领导、专家参考而已。

                                                    200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