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教育理论>应学俊:也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与王本陆教授商榷 P.1. | | 您好!今天是: | |
![]() |
|
教 育
历 史
时评杂谈
![]() |
—— 与王本陆教授商榷 |
安 徽 / 应学俊 |
撰稿:应学俊 来源:本站 原发表于《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1期 (本页浏览:人次) |
【摘 要】教育改革“不问国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全面而辩证地看待“国情”以及础教育的国情,怎样理解“能动地适应国情”,这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如果忽视以邓小平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及“三个代表”思想理论为指导,如果忽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多次决定的精神,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结合的层面并以“现代、世界、未来”的国际视野来思考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那么我国的教育改革就不能“能动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国情”,就会始终被动地落后于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就注定会步入歧途。这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大而化之的空谈要不得,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方式和论风应该停止,因为它对学术讨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本文已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收录) 【关键词】中国国情 课程改革 适应国情论 不问国情论 非此即彼 【提 纲】(可点击提纲选择浏览) 一、所谓“适应国情论”与“不问国情论” |
看到王本陆先生《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⑴(以下简称《王文》)文章的题目,笔者就迫不及待地想拜读。因为文章的标题太吸引人了,凸显高屋建瓴——多好的标题啊!笔者非常想从这篇文章中知道:对教育、基础教育来说,王本陆先生如何看待中国的“国情”?在这样的“国情”下,课程改革应当是怎样的?已经怎样了?
然而当读完全文后,笔者失望了。因为王本陆同志文章中无数次提到“国情”、提到“从国情出发”,文末还明白无误地提出“国情是决定课程改革的主要社会因素”,可唯独并没有具体分析和阐述就教育而言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顶多也只是说到“国情”包括哪些方面而已;而对于课程改革的论述,笔者也不能完全赞同,因为文中多有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论述,难以让人信服。
一、所谓“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
《王文》在第一部分首先人为地将课改理论论争分为“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对“适应国情论”明显肯定的介绍自不必说,而对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论”的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说“新课改的权威理论专家隐晦而坚定地提出了不问国情论的思想”,论据是钟启泉教授在《中国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以下简称《钟文》)⑵一文中反驳对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的帽子时所引用的例子,即解放前《大公报》针对当时国民党老是在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发表社论《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予以抨击。《王文》接着归纳:新课改的权威理论专家明确地阐明“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国情。这说明,新课改理论专家不仅自己承认新课改不问国情,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并蔑视对新课改不问国情的批评。”
二是以上引文中的所谓“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
《王文》乍看言之凿凿。其实,《王文》这样以偏概全非此即彼地运用归谬法来给新课改戴上“不问国情”的帽子,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钟文》接着所举解放前《大公报》有关抨击国民党总是宣传所谓“中国国情”的例子后,明白地阐述了对 “适应国情”这一观点的应然态度和做法:“我们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需要兼顾两个维度——‘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这两个维度也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需要求得‘变与不变’两者的统一,而两者的统一只能通过改革实践本身来解决。中国最大的教育现实就是教育发展不平衡……”“‘发展是硬道理’,西部地区的教育不能永远落后,不能被‘唯条件论’牵着鼻子走。我们正是要通过课程改革来推进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笔者不知道王本陆同志为何不引用《钟文》这一段话来分析批驳一番—— 是疏忽了没看见还是有意避开,好使自己的观点立论更容易一些?笔者以为是后者。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示和思想是国人一致公认高瞻远瞩的。我们在考虑教育改革的时候,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考虑,而仅仅是考虑眼下“现实”的所谓“国情”,那么就只能使教育始终“适应”亟待改革的当前“国情”,教育也将始终落后于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诚如是,怎样能够体现“三个面向”中的“面向未来”?怎样使中国教育更快一些地发展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
其实,实事求是地说,国内课改理论论争的双方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目标——即克服基础教育固有弊端上,大方向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从“主体性教育实验”和“新基础教育实验”等见诸媒体的教育文献中可以看到。所以,王本陆同志无须用这样非此即彼的手法来极端化课改理论论争的双方,从而把理论论争人为地变得水火不容甚至上升到某种吓人的“高度”;而应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地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这才有助于学术探讨,有助于教育改革与发展。比如,新课改究竟如何“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拿出理论和实证来分析、论证岂不更加有力?如果不局限于坐而论道,而是先破而后立——再拿出你认为既符合“三个面向”又“适合国情”的课改思路和系统方案来,岂不更令人信服?
笔者想要了解的“何为中国国情”及其“与课改的关系”,在《王文》中并未看到,于是只好自己认真思考、研究一番。这就引起笔者也想谈一谈“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问题。当然这个题目似乎太大,笔者也似乎没有王本陆同志的驾驭能力,所以只能就王本陆同志所论述的一些问题适当展开。
二、究竟何谓“借鉴”?何谓“翻译和组装”?
说新课改是所谓“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是“盲自地将国外的一些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这是《王文》给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论”的第二个理由,其归纳的高度真有点“吓人”,帽子可谓不小。
《王文》对“适应国情论”者教育改革应然理论基础的观点是这样引用有关原文介绍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异国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理论”。——这当然是不错的,表述得非常周延而稳当。
同时,《王文》断言新课改是“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王文》所论是不能成立的,这难避对新课改刻意上纲上线而“妖魔化”之嫌。
请看,在钟启泉、朱慕菊等主编、主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以下简称《纲要解读》)⑶一书中开宗明义明确写道: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即使就所谓“适应国情论”者大加挞伐的新课改借鉴的“建构主义”理论而言,《纲要解读》也指出:“我们主张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教学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⑷——请问:这究竟应该说是“借鉴”还是“翻译和组装”?王本陆同志能否对“借鉴”和“翻译组装”的概念有所界定?
其实,我们真的不用过多地盯住新课改借鉴了什么国外教育理论且大加挞伐。如果新课改借鉴了不该借鉴的理论(即所借鉴理论本身是错误的),那么就对那种理论进行直接的分析、批判好了;如果认为所借鉴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那么就尽可能地摆出“国情”与所借鉴理论之间的差距、矛盾和不可行之处而论证之即可,这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未见《王文》指出“建构主义”本身的谬误、指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分量的、令人信服的文章,更没有看到对比性实验论证的报告。充其量,有的人大而化之地以“建构主义”在国外曾受到某某名人的批评或“摒弃”等作为作论的材料——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难道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初还不是在国外四处遭到批判,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被驱逐出境?连《共产党宣言》自己也承认它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笔者并无意借此说将“建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论之,但同理)。我国作为意识形态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不是来源于“西方”和“异国”?是否也有“翻译组装”之嫌?
怎样看待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进而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在国际上不断产生不同形式 “共同体”的大环境下,我们难道不应该有具有国际视野和“拿来主义”的思想准备?
我们在重视中国国情的同时,无须“谈西色变”,我们不可忘记:解放前,我们“拿来”了被国民党斥之为不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陶行知“拿来”了至今还有人不屑一顾的杜威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乡村教育新局面,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使他成为被毛泽东唯一誉为“人民的教育家”的中国教育改革先驱,而且他的理论至今对我们仍有诸多启迪和帮助,学陶师陶在全国蔚然成风;解放后我们也“拿来”了当时还算进步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使我国的教学更快地脱离了旧中国落后的教学方式、方法,取得了中国教育上的某些发展;改革开放,我们“拿来”了国外的许多管理经验和体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促进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各地建设经济开发区,不仅是“拿来”,而且“请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过了十多年,那些技术就逐渐通过借鉴、改造、创新,成了中国的技术,具有我们的知识产权,那些产品也成了“中国制造”畅销国内,出口海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的电视工业和汽车工业、洗衣机、空调机的惊人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在王本陆同志看来,上述种种是否也有“翻译和组装”之嫌?是否也有“用西方真理来改造中国国情”之嫌?
由此看来,“重视国情”与“固守国情”实在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重视国情中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内容与固守国情中应该“更新换代”乃至应该摒弃的糟粕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鲁迅就曾对中国“国情”中的那些糟粕进行过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嘲讽。
李光耀、金咏三在上世纪1990年代曾发出“呼应式”预言:“21世纪是儒家文化引领世界潮流的时代”,虽然这是两位总统对亚洲文化似乎过于自豪的激昂之言,但中国文化在亚洲各国乃至西方某些国家正在被有所吸纳,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有一个教育考察团曾经赴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可是他们的教育行政长官却告诉考察团,他们的职业教育是从陶行知那里学来的,是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如“工学团”等)给了他们极大的启示和帮助……这些,难道不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包容、认同和借鉴吗?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有世界许多国家那样宽广的文化情怀?我们难道不应该在保留包括教育在内的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广泛接受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成果吗?我们应当动辄以“适应国情”而实际是“固守国情”的武断之言来棒打对于国外某些理论、文化的借鉴和吸纳吗?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如果无视这一点,新的惩罚将会等着我们。
如果我们等到别人把中华文化的精粹学到手并加以改造反过来加强了他们与中国竞争的软实力之时,那时我们也许会捶胸顿足,悔之晚矣!——难道我们还要让西方列强用从中国学到的火药技术造出洋枪洋炮反过来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吗?为何王本陆先生对新课改借鉴了一点国外先进教育理论如此不能容忍而扣帽子打棍子大加挞伐?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著名观点,但实践得最好却未必是中国人——至少1978年以前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逐渐允许“拿来主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令人欣慰。但这些,王本陆先生大约是颇不待见的——因为难避“翻译和组装”之嫌。可是,至少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一开始恐怕还真有点“组装”的味道,这很无奈。好在“出水才见两腿泥”。
笔者如此说,自然并非赞同《王文》所批判的确为“翻译和组装”国外理论之为,笔者的意思是说不必纠缠一些理论的“出生地”,中国自古就有“英雄不问出处”的理念。不论出自何方的理论、经验,只要确实能被我们成功地灵活运用,并取得实效,为什么不能“拿来”灵活借鉴?在我们成功运用“拿来”之理论、经验的过程中,必然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成为我国教育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会深深地打上中国“国情”的烙印,这是必然的。——而王本陆所谓“翻译和组装”之论的立论基点,难道不是把我国从事新课改的学者们都视为毫无思想水平,仅仅是流水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组装机件的“操作工”?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王文》曾大段阐述过毛泽东对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例子,笔者是赞同的。不说国外理论,就是我们国内各校、各地区之间也还存在着众多差异,甲校、甲地非常成功的经验如果“照搬”“组装”到乙校、乙地,照样也是行不通的,这是常识,无须赘论。新课改的组织者不至于无知到这般地步。王本陆先生成就斐然,地位显赫,但对此亦应放心,要相信学术界的“群众”。——我们应该关注的,仅仅是为我们所借鉴的某种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可行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并非考察它的“出处”。
(未完,点击这里:紧接下页)
【延伸阅读】 |
![]() |
|
|
||
(本站 2007-02 编辑发布 / 2019-02-28 更新)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