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科学大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走了。尽管有人对钱老生前的某些行为有所非议，尽管钱老在大跃进时确实从“科学”的角度写过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无完人，钱老作为科学家及其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他生前的瑕疵也是不能与文革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语的。中国人永远铭记钱学森等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为中国向科学进军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可以视为钱学森“遗言”的《钱学森最后的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拷问——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尤其弥足珍贵。钱学森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当把钱老的这一“拷问”视为毫无功利色彩的“真言”，钱老此番真言及其产生的效应自然与他半个世纪前曾写过的鼓吹粮食产量可以放卫星的文章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不论什么话，关键是看谁说了这话——学术平等、实事求是的科学求实精神哪里去了？
钱老的“遗言”无疑很是中肯，言真意切，也颇到位。但实话实说，笔者作为教育圈内人，对此又实在不觉得有何石破惊天之处——因为此类呼吁、论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绵延不断多了去了，从学者、专家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论文。上网随便搜索一下，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无论是有些名气的或名不见经传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