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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当事人 · | |||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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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宗 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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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宗璞 来源：二闲堂 本站2007.03.09 转载 （本页浏览: 人次） | |||
【本站按】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年出生，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常用笔名宗璞，笔名另有丰华、任小哲等；中共党员，原籍河南省，生于北京。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农村。1960年调入《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撰写散文和小说。 “文革”中，宗璞被迫中断创作，1978年重新发表作品。后调入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说选》，散文集《丁香结》等。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有著作：《三生石》《我是谁》。2018年，其作品《北归记》获得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作品多次入选高考语文试题，《紫藤萝瀑布》曾选入初中语文教材。 本文，是宗璞对“文革”初期见闻和亲身经历的记述。可视为历史资料。白描的横断面式记述，凸显其真实。——“文革”为何要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甚至大师级人物开火？他们都曾紧跟中共而未逃去台湾，除了学术，并未掌握党政大权，对毛及“无产阶级政权”有何威胁？本站在后记中将略作分析。（小标题为本站所加） |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1966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3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 批判何其芳大会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1966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会，学部大部份“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很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拣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的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 陪 斗 者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
“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让他站起，竟是为了再按他跪下！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钱钟书！”钱先生从剧场最后一排站起，从我身边疾步走过，马上有人抓住他的衣领。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本站注：贾芝，李大钊烈士的女婿，1948年创办延安大学文艺系，任党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 “冯友兰的女儿”——要不要自杀？
“冯钟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快糊！”有人低声说。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陪斗的“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这也算“罪名”？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原来，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走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临时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上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创作假。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乃兹府27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份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1966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选自《宗璞作品精选》）
【编 后】“文革”为何要斗争、整肃几乎所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反动学术权威”？为何瞄准“学术权威”而并非一般小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都很“臭”）？他们真的“反动”吗？诚若是，为何他们不在1949年追随国民党撤到台湾？为何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大多亲共而反蒋？ 看看文革前夕（1966年2月）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白了（此《纪要》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的，故完全代表毛泽东的意旨）。 《纪要》在“前言”部分开篇即是——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不就是“大清洗”吗？ 正因为是“权威、大师”（尤其是社科界、文艺界），他们有地位，有“粉丝”，有影响，甚至不乏崇拜者，不把他们搞掉或曰搞臭，“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怎么能树立起来？因此“以革命 文革不就是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吗？不就是要树毛一个人的绝对权威吗？全国人民都不用思想了，有毛一个人“想”就够了。呵呵，看：“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此口号贯穿“文革”始终，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不论何人，如果对毛的某一句话提出一丁点疑问，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必向他狠狠砸去！多少人因为在学习毛著时做了某种阅读记号，比如画了一道横线、问号，或写了一句疑问等，而被斗得死去活来，甚至锒铛入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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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7-03-09 编辑发布 / 2020-06-08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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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清洗”他们就成为必然。君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