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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桂梅是近几年全国知名的小学语文青年特级教师，似乎也已列入专家行列。她的关于语文教改“三个超越”的论述，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走向全国的：“2001年10月24日，我作为国家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的主讲人，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了《为生命奠基──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的专题报告，《人民教育》全篇刊发。”（以下简称“三个超越”。引文原文见窦桂梅《我永远追求激情与思想》）由此，窦桂梅脱颖而出。
要借鉴或实践某种观念、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对它切实理解，并使之化为我们自己的信念，舍此别无它途。这是笔者思考和撰写本文的初衷。
一、窦桂梅的“超越教材”之解读
什么是“超越教材”？细读“三个超越”全文，我们便可将之还原为如下普通的阐释：以非线性的“文化主题”重组教材单元并拓展教学内容，同时有计划地大力开展课外阅读。
为何笔者在“文化主题”前冠之以“非线性”？因为“文化”的内涵本身就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外延相当广泛；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就说过，国际上关于“文化”比较著名的定义就有二百多条，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以窦桂梅自己所举“朋友”主题教学（共选古今中外关于友情的四篇文章）来说，我们能确定“朋友”主题纵向的前一个和后一个一定应当是什么吗？如果从横向相关性来说，是否一定就应当是“亲情”或其它的什么“情”呢？笔者孤陋寡闻，未见窦桂梅所设计的各学段主题系列，所以只能解读为“非线性文化主题”。那么，如果完全以这种非线性的“文化主题”来构成某学段的语文教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是否可行，这还是很值得研讨和通过实验论证的。
1、如果将原有教材以非线性的“文化主题”重新排列，它如何有“序”？能有怎样的“序”？
如何体现语文学科“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教材不是课程标准，不是圣经，更不是宪法，它也是人编出来的。非“教书匠”的教师当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教材进行科学有效的处理乃至重组，甚至重新编写教材。郑渊洁不让孩子上学，自己编教材在家里教他也把孩子培养成功了，此为一例。
但是，教材的编写、呈现总是应当依据学科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而有一定序列的，语文教材的“序”历来难定，原因多种。1980年，在一次小学语文教改革座谈会上，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就说：“编写教材要有次第或次序。”尽管语文学科由于自身的特点，难以做到如其它学科那样有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序，但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材的组织和呈现可以无序。只要是教材，它的编写就必须既遵循既定的教学目标又要遵循学生认知的客观规律，这二者往往是相互制约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识字词、学句段、读篇章”是无法改变的语文学习规律一样（“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对此有一定的突破，其经验和理论也已为人教版等教材吸纳）。
而窦桂梅在“超越教材”理念指导下的“主题教学”设计中，似乎没有多少顾及到什么规律，注重的是施教者的主观意图。请看：“这里的主题，不是思想主题，不是知识主题，也不是写作主题，而是文化主题。即以人文性为线索，兼顾语文知识和能力以及思维发展等，类似于比较文学中的母题。”（见窦桂梅《我永远追求激情与思想》）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点被凸显到非常突出的地位。
尽管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客观、全面而科学地界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特点，这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在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新一轮课程改革举步维艰、应试教育弊端如顽疾难愈之时，强化和彰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以此展开的各种实践也是开拓性的，应当予以鼓励和褒奖。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即为谬误。世界上许多事情的正确与否往往表现在“度”的把握上。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争论了几十年，现在基本定位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在理论界和广大语文教师中基本是认同的。而在窦桂梅关于超越教材和主题教学的阐述以及所能见到的她的课堂教学实况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彰显人文性有余而落实工具性明显不足的倾向，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在她那里仅仅是“兼顾”而已，且如何兼顾也没有多一句的表述；用人文性“越位”而工具性“很不到位”甚至“缺失”来形容大概也是不过分的——不仅在她的报告中，而且在她的一些课堂教学中也是如此表现的。（参见本站拙文《窦桂梅的“语文·课堂·教学”》）
假设，如窦桂梅老师在报告中介绍的她的“超越教材”的“主题教学”的确是成功的，成绩斐然的，我们如何解读以上说到的“人文性”越位而“工具性”缺失的问题呢？
2、“超越教材”的另一层含义则是有计划地大大强化课外阅读的开展，也是“主题教学”的一部分。
窦桂梅说：“努力让教材成为学生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并在此基础上扩大篇章的积累量。六年中，在积累内容的纵深递进中，学生积累了1000多条成语，100多个寓言故事，200多条古今中外格言警句，平均每个学生的识字量在3000字左右……更重要的是，我将读书的视野从课文引发开去，从文学的视野走向人文的视野，走向文化的视野，把读书作为学生重要的语文学习过程。”
早就有作家这样概括过自己语文学习的体会和经验：“学好语文，课内一半课外一半”。没有一个语文好的人不是爱读书爱动笔的。窦桂梅没有呆板地被应试的紧箍咒束缚，而是从学生素质发展的大处着眼，成功地践行了“学好语文，课内一半课外一半”的经验或曰规律。这是窦桂梅高出一般教师之处，值得称道。正是这样大量的课外阅读，加上学生自主的写作实践，使它们走上了“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亦即“做中学”的正确的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路子，获得了语文能力的迅速长进，弥补了“主题教学”在课堂实践中“工具性”的不到位或曰缺失。这是窦桂梅成功的秘诀所在。从学生素质培养的根本出发，在一个短时间内可能不能适应目前的所谓考试，但最终——获得语文素质大大提升的学生，面对现在的那种所谓考试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霍懋征、魏书生、窦桂梅以及很多不知名的一线教师的实践都是这条规律的实证。
3、窦桂梅之“超越教材”给我们的启示
其实，窦桂梅的“超越教材”，创新之处并不多。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一篇带多篇”就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与窦桂梅的主题教学属于同一类型，只不过“以一篇带多篇”主题确定的方法和原则各不相同。有经验的老师根据教学的实际体会，适当重组教材单元，这样的经验也曾见诸报道，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过的老师也不少。而强化课外阅读，则不仅是多年来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不仅早在大约十年前人教社就编写且与教材同步发行了中小学各年级语文《自读课本》，而且已经写入当今课改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并列出了具体的课外阅读篇目。《语文课程标准》响亮地提出了“多读书、少做题；好读书、读好 书、读整本的书”——笔者称之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学要求”。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实践例证报道也颇多，从美国到前苏联都有案例可考；随便检索即可看到2001年11月15日《中国教育报》第5版就发表过记者高华程写的关于北京第35中学“智慧杯”读书活动坚持20周年的报道。而窦桂梅的智慧和可贵之处在于：她不是像很多老师那样围绕“应试”大搞题海和大运动量的所谓“训练”，
而是从学生发展的大处着眼，，，抓住了学生发展的根本——兴趣、主动、实践，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尽管实践的方式和主导思想可能还有待研讨和商榷，但大方向和实践的主要内涵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推崇。
窦桂梅“超越教材”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当是：即使在应试教育顽疾难愈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应当跳出“功利”的樊篱，大处着眼，按语文学习的规律实施教学，完全可以让学生喜欢语文学科，从而积极地学语文，获得良好的语文能力，克服应试教育使学生越学越讨厌学习的致命弊端（学生对自己所学学科的喜爱，是这个学科教学的最大的决定性的成功）。有经验的老师或领导说“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怕考试”，道理也就在这里——学生能力强了，还怕什么考试呢？魏书生教学的成功，也是这个道理。
而窦桂梅老师如果能在课堂上进一步把握好“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这个“度”，其教学效果只能会更好，质量只能会更高，“丰收”的面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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