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雪可可西里》里没有剪辑煽情的场面，没有“主题先行”的宣示，甚至没有字幕，极少解说，相反，作者似乎将他表达的主旨做了“内敛化”的处理，让它在叙事的过程中自动生成、自动暗示出来——其实，画外音解说或者字幕，以第三人称的形式直陈自己的立场或观点，这些诠释不一定准确，因为在纷繁的客观实世界面前，语言有时是无奈的，主创者语言文字的诠释可能是“武断”地界定了现实的内涵，而这样的“界定”也限制了观众的解读，是不明智的。

观众需要的是真实、真诚的记录。这也是对纪录片观众的尊重。

当然，作为创作的主体，导演需要主观介入。这些介入在《风雪可可西里》主要体现在细节的处理上。刘宇军在这方面有独到的地方。他要求彻底的真实、彻底的还原，把这种工作做到了极致。

但是这种逼真的展现需要诚实，需要智慧，需要付出痛苦和心血。

比如，在中远景横尸遍野的藏羚羊中，镜头着力刻画了死去的藏羚羊身上被夕阳映照成金褐色的绒毛，在山风的吹拂中飘动，那是冤死生命的控诉；我还看到了一个小藏羚羊艰难的降生，牠踉踉跄跄地站立，勉力跟随母羊踏上风雪弥漫的千里征程；稚嫩的小藏羚羊终于跟不上队伍，兀立在苍茫的沙漠，一只红嘴鸦在小羊上空盘旋，这时队长梁银权命令一位巡山队员过去，带着牠躲过天敌，送到“妈妈”身边……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充满死亡和残忍杀戮的可可西里最让我感觉到人性和温馨的画面。

这个以藏民为主体只领取百元“工资”的反盗猎巡山队，在极地荒原，日复一日地艰苦跋涉，风雪扑面，忍受严寒饥饿，脱掉裤子淌过冰冷的沙流河，当他们登上海拔5700米的布克达坂雪峰时，突然接到西部工委“解散野牦牛队”的通知，这是为什么？这时，刘导演用梁队长坚毅无言的面部特写和一组荒原雪域的空镜头，表达人世间与大自然的无助和无奈。接着，镜头跟拍梁银权队长默默地走出帐篷，领着全体巡山队员在苍茫的暮色中围着玛尼石堆“转山”祈祷，他们企望着玛尼石见证他们最后一次巡山的惨烈和艰辛。

这些动人的、有着丰富信息量的细节，呈现了完整的生活流程，呈现了真实的时空。刘宇军善于捕捉、选择细节，更善于将细节延伸、放大——正是这些富有质感的细节发人深思也令人震撼。

在世界电影史上，小分队题材是电影编导十分热衷且涌现出许多优秀影片的一种类型。我们耳熟能详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与《拯救大兵瑞恩》都是很优秀的代表作。而在2011年4月举行的第44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参与角逐的逾3500部影片中，刘宇军执导的纪录片《风雪可可西里》之所以脱颖而出。我认为，这个纪录片获得“评审团大奖”和“金奖”，可能不仅是对这部影片精美艺术性的肯定，也是对他寂寞坚守、执着追求的褒奖。

纪录片《风雪可可西里》源于生活，展现艺术，又超越了艺术，这是一种境界。刘先生自觉地肩负历史和社会的责任，这就使《风雪可可西里》这个作品也带有“野牦牛队精神”的意味了——继1993年“武装巡山队”队长日泰死于盗猎者的枪口，1994年巡山队长杰桑•索南达吉、1998年野牦牛队长奇卡•扎巴多吉相继壮烈牺牲，然后1999年梁银权立即继任，带队巡山。他们前赴后继，为了高原精灵藏羚羊的生存，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保护最后的这一片净土，在无人区冒着肺水肿的危险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走在到处布满流沙随时可能折戟沙场的荒漠——广袤的沙漠，铿锵的生命，默默地诠释着善与恶的价值。

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永恒主题，不沾功利气息，十分干净。野牦牛队的悲壮坚守和进击，会使我们每个人激动、冲动，但不同的是，刘宇军义无反顾地、默默地站在最后一任野牦牛队队长梁银权的身边，和他们并肩战斗了。背景资料显示，刘宇军为了拍摄这部片子花了16年时间，深入西藏，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忍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和艰难，花8年时间追踪藏羚羊，揭开了藏羚羊诞生地之谜，殚精极虑，才成就了这样一部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重要作品。

基于此，这部影片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谈不上“把最简单的技术用得完美”，也就不影响它的整体效果了。虽然队长梁银权、老盗猎者的刻画比较成功，但对其他人物单调的扁平化处理方式，显然是拘囿于纯自然主义风格的表现手法，这就很难拉开角色之间的距离了，野牦牛队员嘎仁青、东周、日嘎、扎西、桑珠仁和患雪盲症的宫保等角色的性格和个性特征没有展开——但是，当我在影片结尾看到，梁队长带着野牦牛队于1999年8月的最后一次反盗猎行动中，抓获8个团伙、缴获一千多张藏羚羊皮、9支枪、上万发子弹、8辆吉普车，当看到他们带着17个狼狈的盗猎者，长途跋涉，历尽磨难，走出生天时，我除了扼腕喟叹，遥想可可西里留下的英雄足迹，只有对主创者刘宇军先生的敬意了。□

2011年7月29日

电影：可可西里（编导为陆川，非刘宇军作品）

（本站2011年8月2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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