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翻阅孙玉胜先生撰写的《十年》（三联书店版），留意到此书的副题：“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包含对我国媒介根深蒂固语态模式的理性反思；副题似乎也告知我们，中央电视台自1993年以《东方时空》开播为标志的新闻改革的“十年”,直至现在,正在“悄悄地”做着一件事情：“改变电视语态”——平心而论，撼动体制固化已久的模态样式何其艰难，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央视“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迈出的坚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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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电视语态”，指电视使用的话语形态和相关表述态势，包括话语体式、语汇体系、表达情态和传播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当下我国界面人物①的媒介语态，大体说来有三种：一是官方语态，二是精英语态，三是大众语态。长期以来，官方主流语态占有主导的地位。虽然媒介语态多元化将会长期存在，但随着时代变迁，电视新闻界面人物的主导性语态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媒介是“人的延伸”，所以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媒介承载“信息”包含媒介语态传达的信息。电视语态外显表象背后，牵涉媒介的传播观念、专业素养，牵涉新闻制度、执政理念。电视语态传递的信息渗透于人的感知系统，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建构不同的传受关系——由此看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主管的孙玉胜探索新闻改革的路径，“从电视语态开始”是牵住“牛鼻子”了。
一、我国公共话语形态演化的时代轨迹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人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全部关系，都经由语言得到表达。话语关乎权力。在现代文明视野中，话语实践被认为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既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因此，我们可以从公共话语形态的变化中看到历史的年轮，看到历史演进的印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媒介话语形态演化，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媒介话语作为政治整合的工具
从全国解放到“文革”结束，报刊语言借助广播电视成为我国人民最主要的语用资源。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了发挥媒介语言统摄人民思想的功能，也为提高工农领导阶级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对语言的“俗化”作了推动。他指示知识分子必须丢弃精致的“资产阶级”语言，虚心地从工农语言中汲取“营养。现在有人将其解释为是继承了“五·四”白话文运动②，笔者认为这很牵强，本质地说，这是以领袖行为作强力推动，继续推行延安时代开始的革命语言运动。
虽然语言“工农化”有其历史的有理性和必然性，但用政治影响力，运用传播工具“规划”语言形成定型范式，不仅有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给民族语言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害。至今官话套话不衰，其源盖出于此。尤其10年“文革”，毛著“语录”成为人们的语汇仓库，语用选择的政治取向使我国媒介语言全方位地纳入“革命”的范畴。笔者最近浏览了这一时期冷漠僵化、充满语言暴力的媒介语言材料，不堪回首，叹为观止，堪称我国语言发展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
（二）媒介语态调整带来的意义启蒙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封闭板结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裂变，语言变迁的轨迹明晰地印证着社会的变迁。这一时期的媒介话语首先体现于由“思想解放”带来的意义启蒙，它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人们对文件化、政治化语言的反思和审视，启发人们尝试建构新的公共话语体系。
为了“拨乱反正”，国家仍然重视语言，在全国大力倡导“五讲四美”。长期受到贬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们也顺应大众旨趣，以精致化的语言实践展示中断已久的高雅文化的语言传统；与此同时，语用资源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行，突然显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庞杂而有趣，全民性的接受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以及港台等某些外地方言和外来语汇，丰富了人民的语言生活。随着时代急剧变化，公共语言自由无序地演化着社会生活的改变，媒介语言实践也极大地激活了人们的语言思维，推动着思想的解放，也调动了人们的表达兴趣②。
（三）群言喧哗多元并存时代骤然到来
“群言喧哗”是党的“三中全会”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公共语言生活方面的直接反映。这一时期“文化寻根”的冲动推动了文化原初根基的追究和反省，致使新闻媒介的“后革命”话语体系受到正面挑战，促使媒介语态开始寻求“人性的复归”，这样就引申出媒介语用实践尊重个性和人性认同的价值取向。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民社会的形成。他们要求媒介语态体现大众生存方式的本相，媒介的语用方式打上他们的印记，这样，市民亚文化对媒介的渗透，就成为广播电视语态抉择不可忽视的参照系。它比较突出表现为文化制品的模式挪用和对年轻一代的趣味塑造方面。而这一切，使得媒介语态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即主流政治语态强势有所减弱，平白的百姓话语（包括方言俚语）以鲜活的、生活化的、流动的语言方式与之并列，甚至抗衡。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语言生活众声喧哗，如此纷繁和令人眩目，在错综迷乱的文化现象面前，某些媒介语态出于新奇，或者出于功利驱动，或者出于受众多元宽容或文化认同，有意识地向港台风格或市井话语方式靠拢。毋庸讳言，他们的某些尝试和调整颇受青睐，这就推动媒介与受众建构一种互动交融的新关系。面对这些变化，一些理论工作者陷入对大众文化非蔑视则赞美的二元评价的怪圈：他们或以固化的理论守护俯瞰现实，或持有异议或深表忧虑。其实，忧虑大可不必——媒介为什么非得只用一种声音说话呢？
（未完，接下页:关于央视电视语态变革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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