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哈维尔有一种“无权者的权力”，即说真话、做真人。
在他的同乡昆德拉眼中也有一种“无权者的权力”，即普通人作恶的权力。昆德拉曾描写过这样一个看门的女人：“俄国军队入侵波希米亚，占领这个国家并四处发号施令。这对于她来说是件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看到地位比她高的（可全世界的人都比她高），只要有一点儿举报，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工作，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这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她也开始告密了。”但是这个女人始终没有因为告密而获得提升，因为她从一数到十都不会，没有合适她的位置，“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地位的人以告密来获得马斯洛所谓的“深层需要”，也许，行恶的理由仅仅如此。
我干过类似这样的事。在读中学时，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去欺侮附近一个傻子，这傻子并不是精神病，只是小时生过一场大病，脑子不灵活了，跟我母亲同岁，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他经常跑去欺侮扫大街和卖豆腐的人。
刚开始，我们为了逞威风，见了他后就用泥巴丢打他，见他害怕就跑过去连踢再打。有一个同学还趁他不注意将他口袋里仅有两块钱偷走，我们在一边笑得蹲在地上揉肚子。我们还命令他去吓女同学，比如将足球故意踢进女厕所，然后让他去捡，如果不去就打他，我们叼着烟，在一旁看笑话。如果谁看哪个老师不顺眼，就让傻子用砖头丢他。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实在可怕！因为就算我读了几本书、识了几个字，作了几篇文章也不可能将自己血液里那种病态的东西洗净。所谓“文如其人”有时看来简直是笑话，当我知道了一些文人的恶习后，觉得学问和做人是完全两回事，再也不肯相信知识能带来善良，再也不相信学问能带来平安，我现在每写一点东西时都情不自禁地想：我所诅咒的是不是我固有的？有没有出现虚伪的圣人情结？有没有两脚抽空打妄语？
现在开头的答案出来了：如果不作如上思考，“文革”再来，我肯定会作恶。
五
不久前，我去了一次大兴，北京的远郊。
由于是去办公事，所以没有停留。车行走在一条充满原生气的黄土路面，黄尘扬起时，我的记忆回到1966年8月31日那一天。
虽然是凭借着一些看过的资料，打听过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是只要一想到那些真实发生的事，说句心里话，我的腿就变软了。
那一天，在大兴的大辛庄有１０６口人被杀害了，他们当中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还是不会说话的婴儿。他们被处死的罪名是“阶级敌人”。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曾写过一篇关于大辛庄的调查文章，文章中引用几个当年目击者的话，看了后，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怀疑：这是中国人干的么？这是发生在一个村子里的邻里之间的惨剧么？这就是我们的父辈？
目击者张连和先生回忆当年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７０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
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
‘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
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六
杀人的凶手们还尚在我们中间，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是制度造成的悲剧。可是，大辛庄的事件在发生前完全处于“上级”不知情的状况，就算要一定要消灭这些“敌人”，那么，那些孩子、老人、妇女，又是哪一项制度允许虐杀者去活埋他们，去强奸她们，去折磨他们？
遇罗文的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他说当年虐杀者们的行凶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我不太相信当年热情似火的红卫兵们在修理“黑五类”时完全是出于“公愤”，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开脱。
我认为，“仇恨转移”和“暴力平等”是解读文革“心灵灾难”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在平时，是不是当我们听说有些富人被绑架被杀害时，我们的表情显现出一种“活该倒霉”的情绪？是不是在失落时偶尔冒出希望比自己强大的人都消灭的恶念？是不是看到他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时除了难过，还有其它阴暗的心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本来就是漏洞百出，“道德防线”的临界状态时时显露。
我常听到别人讲，大多数有钱人的钱都不是“正道”来的；女人当领导肯定是跟某某睡过觉；太神气活现不肯夹着尾巴做人的人肯定得倒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等等，这些隐蔽性很强的暴力符号一下子划过我的大脑记忆，如果客观环境可以让这些恶念付诸行动，那么“文革”又离我们有多远呢？
我在学校和部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在课堂讲话被老师发现，有的老师就会让我站起来，直到我抓住下一个说话的人站起来，我才能获准坐下。在部队则是找出下一个在队列里做错动作的人。
这是一件很小，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事情。我绝不是在这里夸大事实，耸人听闻，因为这种行为里的转移仇恨很明显，对于认识自己错误的可能变得越来越小，对发现别人的错误的能力越来越强，最后引发的友谊与信任的崩溃则悄然来临。
一位律师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普通到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很有代表性。她曾帮助一个当事人打赢一场行政诉讼；被告是XX市公安局，当事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是在侦察阶段被公安局扣压的财物却迟迟不予返还，并以罚没的形式据为已有。当我的朋友质问公安局时，其负责人竟然堂而皇之地说：“那钱也不是好道来的，再说公安局经费也很紧张嘛”，朋友愤怒地反问：“公安局没钱是公安局的事，没钱也不能强占私人财产吧！”
这个例子是一种典型的暴力平等，用手中的权力去实现主观性极强的所谓的“公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义的色彩常常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而所谓的正义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原始本能。
七
不久前，我在一个BBS里读到一些网友关于文革的认识，这些认识多数读来令人心寒，他们当中就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这实在难以想象。下面我摘抄一部分出来，这些是在看过摩罗先生关于反思文革暴行的文章后所做出的回复：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并且是位“不受欢迎的自私者”。我在文革中没有看见什么“混乱和屠杀”，也没有看见什么“罪恶、无耻、下流”，更没有看见什么“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等，我看见的是卫星上天与地球同步，氢弹爆炸和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看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美、没有欺诈，看见的是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尊重；看到的是像现在一样的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繁荣稳定和低犯罪率（晚上睡觉不关门也没关系）；作为作者只听一面之辞，这样扭曲历史太不应该。应该公平的指出错误。
现在的媒体和电影、电视上宣传的所谓“关牛棚”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至于所说的“混乱和屠杀”、“罪恶、无耻、下流”，“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以及“176户全家灭绝”现象是你们亲眼睛所见吗？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扭曲和污蔑。所谓的“关牛棚”实际就是一部分干部到五七干校学工和学农劳动，使干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了解群众工作，目的就是要增加干部的实践知识和领导才能，同时也是在机关进行的斗、批、改，是一种改革。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也是与此相类似的。但不管是到五七干校劳动和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每个人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是不变，而且后来都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岗位和领导岗位。这就是当时的事实。关于作者所说的“混乱和屠杀”、“罪恶、无耻、下流”，“蹂躏”和“一大堆的尸骨”等，我认为只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作者应该明白，歪曲历史就是歪曲自己，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己。连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都说要事实求是的看问题呀。
下面这一部分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某些人居心险恶，喜欢用极端事件来诬陷整个事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造成了破坏作用，但是此人把当年的红卫兵都描写成了杀人魔鬼，甚是可恨，当年的红卫兵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是年青人，年青容易犯错误，但是年青人更要求进步。虽然他们的方向不一定正确，但是精神一定是要求进步的。
不管你说得几个事情是否真实，我想，中国无论何时除了那些人文知识分子，那些官员，更多的是农民，是工人。因为某些阶层的人遭到利益损失，就喊得世界末日一样，不是有头脑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下乡，偶想这里许多年青人的父辈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得与失可以去问他们。
关于什么巴金代表什么之类的蠢话就不要讲了，巴金出身富贵人家，也没经过枪林弹雨，只是个文人而已，所以有软弱的性格并不奇怪，对别人也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只是把性格的软弱说成是坚强精神的弯折，那就比较无耻了。曹氏自杀，老舍投湖，也不过是他们自己对环境所做的选择，实现的是他们自身的价值理念，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人格多了几分崇敬之心，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诬蔑他们祖国的工具。
事物总有两面，有错误有进步，有前进有倒退，但是方向是进步和前进的。不要让那些心灵也黑暗的人用阴暗来涂抹历史，用经过涂抹的历史来遮挡我们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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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评论：对“文革”——自我反省应当，但岂能本末倒置？——读《记忆裂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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