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巴金先生和老舍先生看了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本人觉得受到极大震惊。
我想了想，自己的确是什么也没见到，所有看到，包括地方县志之类的文字仍有可能在欺骗我，老舍先生的投湖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实现价值理念”，就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在机关进行的斗、批、改，是一种改革”，这句话可以理解成这位兄弟当年就是“改革”的实践者，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向来喜欢用“大方向”来原谅一切非人过程，小市民是不会理解高层人物的“改革蓝图”的。
可我又想不通，如果说日本人想抵赖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历史事件，这至少说明他们认为杀人是可耻的，他们在怕。可是，经历过文革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你们的抵赖又证明什么呢？无知？不会的，我姥姥一天书也没念过，可是她亲眼看见整人和杀人，她没有理由跟我说谎，用无知来形容已经不确切，那又是什么呢？
我又开始忘记了理性，我是不是应该学学伏尔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
我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样的观点？！
我从79年前鲁讯先生的笔下得到一点答案：“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时间会冲淡一切。
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么？不到30年就冲淡了？这么快？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愤怒，为什么还要回忆，为什么还要明辨是非，为什么还要去买衣服来掩盖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还要去接受教育？
管不了这么多，我是在做一件跟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
八
我想再回忆一些，让自己的记忆裂痕有更多缝合的可能。
这一次，我找来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我请他帮我回忆。
“怎么可能忘啊？要是我认识的一些同龄人中谁敢说他没见过那些打杀的场面，我死也不信，就像昨天一样。
“我一直在北京没离开过，下乡的地点也不远，从六六年到六八年这三年时间算是打杀最厉害的时候，下乡以后也时有发生，不过风头减小一些。
“我原来住在金鱼胡同，那有个金鱼池，那池子像个元宝形，我清楚地记得大人们从那个池子里捞死人，那些人都是自己投下去的，现在想一下，八成是忍受不了那折磨呗，后来，我们家搬到龙潭湖那儿，那湖里的死人更多，几十人肯定有了，这些人当中也不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人都有，全是些当时成分不好的人。那些被捞出来的人，有点像馒头掉菜汤里被捞出来的样子，胖胖的白白的，当时，出于好奇，我总跑去看热闹。
“在金鱼胡同住的时候，我有个邻居叫P，大我两岁，他当时跟全北京最红的红卫兵小将是同学，那个同学就是亲自给毛主席带袖彰的女孩，P当时读也就是读高一那样吧，18岁左右，他从学校回来后，像发疯一样打人，嘴里叫着说是要抓出流氓分子，我们胡同的一个瞎子被他当成流氓分子好一通打，还有一户回族也被他说成有流氓嫌疑，因为那户人家的几个闺女长得挺漂亮的。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P到我们家串门，谈到当年行为时，他无限感慨地说：你们知道么？我爷爷当年是地主啊，给枪毙了后，我和家里人怕极了，我当时拼命想证明自己是红的，自己是拥护毛主席的，所以，我表现的比谁都勇敢！
“说到地主，我们家到是真正的地主，挺有钱的，解放前，因为爱打牌把家底儿输了个精光，后来北平和平解放时，我们家的骡子、马匹还有土地全给卖了，买我们家地的主儿攒了半辈子钱，还没等种这块地呢，就让人给定成地主成份了，我们家则成了贫农。
“我讲这些事儿啊，主要就是说当年那些事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真不知道那时候人都想什么呢？”
讲完后，我这个老朋友仿佛进入某种状态，一下子陷入沉默。
过了一周，他见到我说：“上次让你这么一问啊，我想了好多，我还想讲给你一个事儿，就是我印象中最深的那次烧书！那是文革刚开始那年，有一天，我们中学所有的校领导和老师全都被那些戴着红箍的小毛孩叫到操场，将一堆沥青块堆在操场中央点着，那黑烟串起多高啊，而且味道挺刺鼻的，小将们让这些老师回图书馆将所有的书都捧出来，然后扔进火堆烧掉，那些老师面无表情，那天烧得书实在太多了，烧完了，我们一个教书法的老师被命令把院子清扫干净，那老师一边扫一边被这些孩子抽打，老师一边扫着一边嘴里嘟囔着：你们这么打我，我怎么扫干净啊！”
“我就琢磨着，你说那时候的孩子怎么能有这样古怪的想法？难道是因为讨厌天天读书？那也不能学秦始皇啊！”
我听完后，盯着这位老朋友问：“你当时干什么了？”
“我？看热闹呗！”他回答。末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经历了文革，我发现，中国从大人到小孩子对作恶的创造性发挥实在了不得！”
九
我又开始作无聊的联想。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不幸不假思索地放大，如果我们将自己因不努力而造成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人，如果我们将不公不正的待遇或者当下基尼系数的增高（即社会整体贫富比例）转化为暴力倾向，而偏偏在这时有人发出一种极具煸动性和宗教性的话语符号，这种共同的敏感和痛苦会不会引起情感上的共振？这种共振又会不会引来新一轮的疯狂？
这种假设很难讲，因为，德国已经出现“新纳粹”。
这些新纳粹表现在东德，是原来的意识形态渐渐消亡后突然失去依附感，这也有点像1990年前后的前苏联社会思潮的动荡，当社会整体价值出现坏损与重建的双重可能时，便极有可能走上邪路。
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一种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焦虑期，人群从阶级到阶层的细化足以说明社会心态的多元化表现，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愈发明显，社会信任成本一天天增大，这种矛盾体现却并没有如一些西方社会那样采取相互妥协的姿态。所以，这种社会心态的多元化并不说明“集体暴力”的一元思维已经消失，混杂在各色思维状态中的暴力因子仍在时隐时现。
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它应该是建立在理性架构内的自由概念，如果我们将市场道德与传统道德混淆一处，诸如“大家都受穷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人心险恶”这样的言论散布开去，我们将有可能失去理性思考。
因为外部环境而失去理性思考的个例实在不胜枚举，以我这样的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90年前后让暴发户搞得不读书，95年前后又四处买文凭就是一个典型的非理性事件，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更不愿意用用脑子，动动心思，只是一味地盲跟盲从。
不久前，全国人大正式将保护私产写入宪法，就是一个理性的回归。“杀富济贫”永远不是追求平等的终极手段，限制私欲永远不是解决罪恶的最佳途径，进而言之，用计划时代的思维去覆盖权力市场化的恶果永远不会奏效，用传统道德来消解集团性腐败永远不会成功。但是有一点需要讲明：如果假市场经济之名，行破坏经济伦理之实同样不容忽视，这种危险在于误读市场规则，目前市场诚信的败坏所带来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等诸多现象便是明例。
我们应该牢记：追求自由与平等不可以向后转，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人与政治的文明化不可以有任何激进行为，（注意，不激进并不意味妥协）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应该时刻保持理性的警惕。
不妨如是推理：法国和德国这样的理性的国度，曾产生众多以理性著称于世的人文学科大师，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无一不在昭示着理性的无力。
查查历史书，看看3000年来，中国人干过几件理性的事？每一次所谓的革命与改良是“从非理性”和平向“理性”过渡？“事已至此，不得不……”这样的句式实在危险，血流成河后，我们换来了什么？除了蘸馒头吃的小栓们，我们获得了怎样的理性与经验上的收获？而吃过馒头后的小栓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变成了历史的主角？？凭这一点，足可说明虽然我们把鲁迅捧上天，但鲁迅所思所想所担心的，我们一样没能理解，到只是学会了骂人与愤怒，当骂人与愤怒成了标榜自己的姿态时，我们又退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进步”两字从何谈起？那道跨了几百年的门槛何时跨越？“五四”路为何一再回到起点？
记忆的裂痕是要靠理性来缝合的，反思与忏悔终究是希望获得一种可以平静思考的可能，思考自己的前世与今生。
最后，我想以德国学者亚斯贝尔斯的话来结束本文：
“我如何看待过去的整体，我就如何体验当前。我在过去中获得越深刻的根据，我参与事物当前进程就越本质。”□
博客网站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０２日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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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评论：对“文革”——自我反省应当，但岂能本末倒置？——读《记忆裂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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