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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
2004年，笔者读到署名“魏风”的一篇博文《记忆裂痕》。作者自述为“八零后”，但关注并研究着“文革”的一些深层问题，有一定深度，故笔者将其转载于自己的网站（可点击这里浏览），值得一读。但笔者对本文观点在大部分认同的同时，也有所保留。
作者魏风声言：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要“从自己身上寻找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开始”；并说：“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也是可尊敬的。魏风还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是敬畏，不是忠诚）……”——这自然正确到无可辩驳，深刻到无懈可击——可这与“文革”前因后果相关吗？这仅仅是“反思文革”才必须完成的任务吗？不论时空的界限，难道不都应当“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
作家莫言恰恰与魏风持同一观点，他甚至不惜面对媒体，斥骂文革中还只是小学生的自己“很卑鄙”（见文末所附视频），骂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也“卑鄙”，因为他们原先也曾参与批斗或揭发过其它“右派”；还说到因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要妻子做人流，自己“真卑鄙”，因为自己怕处分或影响自己升迁——但有趣的是，在骂自己的同时，莫言绝不对制造这一切罪恶、灾难的罪魁祸首做哪怕一丁点儿的谴责和分析，从而以貌似“深刻”的“公允”博得了不该博得的东西，产生了不应有的影响。这已引起受众的争议和不屑。莫言之论，也许会载入跨文学和政治的史册吧，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流芳千古”抑或……？无论如何，这很难避开为最大恶魔洗地从而获得某种利益之嫌。
笔者认为：对“文革”的反思，如果忽视了反思自我乃至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这固然难避片面；但仅仅或大部、主要停留于此，笔者以为这倒又使思想陷于另一种平庸和本末倒置的片面，成为貌似“深刻”的浅薄了——道理很简单：“人性污点的‘源代码’”——那是与人类本身的发展历史相伴相生的，是人性从本能而生发出来的“恶”的一面，并非“文革”才有，亦即并非“文革”独有的特征，因此它不是反思文革特有的任务，鲁迅对自我和民族性的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但恰与“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耶稣也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同样与“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人性中存在善、恶两面，自古以来一贯如此。反思人性污点的“源代码”是人类完善人性跨时空以及文明发展的普遍任务。
从这层意义而言，魏风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作恶”——这就是一个伪命题了。因为没有“文革”，作恶的还在作恶，每天见诸各种媒体报道的犯罪简直无法统计，只是波及范围大小不同、作恶时没有假以“革命”之名来自欺欺人而已。“文革”中的种种犯罪和作恶与一般犯罪不同的是——“文革”使许许多多原本不会犯罪、作恶的人也似乎很“自信”地毫无犯罪感地参加到犯罪、作恶的行列，为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谁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是什么使这个罪魁祸首如此之为？这才是反思文革的根本所在。
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在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在自由神像留下的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两个多世纪以后的“文革”何尝不是这样？可谓“革命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魏风《记忆裂痕》的观点，对某些人、某个具体事件从某种层面而言，或者就人性的探讨来说，也许尚可行。但对于“文革”这样历时数年的国家灾难的历史反思来说，这种观点与莫言的观点一样——极容易把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引入歧途——没有反思“文革”，倒去反思数千年前耶稣所说之“人性的原罪”命题了，岂不完全偏离了“文革”反思的主题而本末倒置？
对“文革”进行反思的目的何在？
其实，就“文革”而言，我们在反思和深刻解剖自我的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原本就存在而不同程度被自我克制着、被社会道德认知规范着的“人性污点的‘源代码’”突然被无限地如病毒一般疯狂复制并得以释放和传播？究竟是一双怎样的巨手在神州大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正如作者魏风自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作恶”——魏风所言换言之，没有“文革”，普通人的“作恶”会少了很多——也就是说：正是毛氏“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否则，那黑匣子是被关着的，人性之恶是被绑缚着的。
同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绝不否认一些人在文革（包括所谓“反右”等运历次政治运动）中借“革命”之名“泄私愤、谋私利”的同时，难道不也应当看到，的确有相当多数的年轻人是被成天的广播、“学习”洗脑而怀疑自己的良知是“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忍痛与之决裂？难道不应当看到，的确有相当多数的年轻人，由于被洗脑，他们宁可怀疑和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父母亲朋，而不可能怀疑或否定伟光正及伟大领袖？难道我们能否认，的确有相当多的年轻人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不仅以“革命”的名义干着荒唐甚至残忍的事情，而且他们也的确认为自己是真的在“革命”？那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又有多少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我们能过多地责怪他们而放过教唆犯和罪魁吗？——我们的“专政”机构不曾一贯高喊并力行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吗？不是有“领导干部问责”吗？对“文革”如此之反人类罪，对罪魁祸首“问责”了吗？惩罚昭彰了吗？向国人认罪道歉了吗？
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每一个思想者任何时候都应提醒自己的戒律。剖析自我和民族劣根性，与揭露、鞭挞“文革”罪魁祸首以及思想路线、制度的根子，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了哪一点都是不完整的，都容易进入新的误区和平庸；而倘若着重于解剖百姓草根芸芸众生自古有之的所谓“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则恰恰让真正的“首恶”罪魁继续享尊荣于法外！让产生“文革”的癌细胞继续得到庇护并康复、繁衍！我们还要不要在思考问题时分清主次？
有一位曾经的“红卫兵杀人犯”，他的反思倒是涉及了“文革”反思这面硬币的两面（见文末相关视频）。这样的反思是正确的，可贵的。
强化自我反思和民族自省的批判精神无疑值得推崇——但企望世人皆如《忏悔录》的作者卢梭，这无疑又是天真和不切实际的，难避乌托邦思维之嫌。因为即便在彻底“革命”的文革，最高领袖号召国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而这，从来就没有从民族整体上成为现实——相反，请客送礼“走后门”一类腐败之风，正是从“文革”后期因“推荐上大学”“知青上调回城”等须格外乞求权力时而兴起的；甚至，主动和被迫的“性贿赂”也恰在彼时风起。
从“反右”到“文革”的罪魁仍高高在上，尊处殿堂，受人膜拜；“洗脑”仍为“正在进行时”，“革命舆论”仍在继续被“制造”着，且被称为“主流”“正能量”，历史继续被选择性讲述或精致地剪裁——这才是所谓“记忆的裂痕”产生的重要根源。
以上是笔者读魏风先生《记忆裂痕》的一点思考，亦可视为一点商榷。思考仍在继续，应当继续。□
2015年1月8日/2016年3月修订
| 从“反右”到“文革”，莫言郑重其事骂自己及某些右派“卑鄙”，但绝不骂罪魁： （如网络不给力，播放不畅，请点击暂停，稍候二三十秒继续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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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5年1月8日 编辑发布 / 2017-11-06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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