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仇恨转移”和“暴力平等”是解读文革这场“心灵灾难”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一
我一直认为文革是一场“心灵灾难”。
如果我活在文革，要被一些人命令着去伤害一些人，我会怎么做？
这个想法太可怕了，每次想起来，我都不敢再写下去，我觉得自己伪虚，无耻，还有点无聊：坐在舒服的房间，对着精美的笔记本故作严肃，故作深沉，好像是个“先天下怎么怎么样”的人，也许还会有人问，你连“文革”的影儿都没挨上，你凭什么说三道四？
可是，当我将目光回到那个年代，凭着感官去触摸那些血淋淋的事件时，我总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将它们对比、参照的结果让我不安。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上辈人的血，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能做到的残忍，我一样可能做到，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享受下去，我应该找到记忆裂痕。
面对这种反思与忏悔，我想起谢有顺先生的话：“忏悔与自己有关，而非用来审判别人；或者说，忏悔是为了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而非用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如果不这样想，而去像那些同龄人一样开开心心享受盛世彩虹，写写自己的性解放和无所谓，我会觉得自己心里有鬼，觉得自己“眼中的梁木”越来越大，以至于对历史产生硬冷的拒绝。
说到底，我所做的一切思考，仅仅是想看清自己的嘴脸，认清自己有可能变得残忍的本质。为了自己的明天，我应该对“后文革”的种种思维做一次检索。
看清了前世今生，我才有底气做人。
二
钱理群先生曾写过一部名为《拒绝遗忘》的书，这种姿态在巴金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少之又少，最近几年，很多学者和作家又将文革旧事付诸笔端，记忆的裂痕似有被缝合的可能。然而，从1966到1976这十余年的精神资源开发利用率还远远低于“反思”的底线，这十年仅仅是“中期”，对“前”的认识与“后”的警惕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应该放弃的努力。
这笔资源的获得实在代价惨重，重到疑无生还。
写文章的同时，耳边还是有人在问我，你如此写下去，现实意义何在？
现实意义很清楚：这种努力不会徒劳无功，至少可以让活着的人们知道，这个民族曾经如此的疯狂，疯狂到如今仍不自觉地沿用其话语模式。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中大多数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之贫乏已经到了一无是处的程度，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若是失忆了，忘记自己的灵魂黑暗算不得什么，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曾经如此黑暗却正在经历集体失忆，那么经济是出现多少奇迹，仍旧是沙漠上的城堡，不知何时一阵狂风袭来，一切终将消散。
所谓的现实意义，如果用更简单的话来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应该多一些爱，多一些善，多一些敬畏（是敬畏，不是忠诚），多一些个体的思考。
如果我们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围成圈踢打一个小偷，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过去凑热闹；如果我们获得权力去管理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不要让自己的权力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如果我们无意间知晓了他人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最低标准是不要在某一天用这些别人的秘密换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去恨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恨；如果有人我们要去爱一些人，最低的标准是用自己的方式找一个爱的理由；如果不得不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最低的标准是思考一下哪个是虚拟的，哪个是真实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说谎，最低标准是不要伤害其他人；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命令做一些没头脑的傻事，最低标准是问几个为什么；如果我们做了错事，最低标准是至少知道这是错误，一旦有了勇气就把它讲出来。
当然，“最低标准”离健全人格还很远，掌握不好还能退回到“好人”状态。
三
我生于80年代，我出生时，事件上的文革正好结束四年。
“你为什么去参加武斗？”我曾这样问过一个中年人，他想了想：“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被重视了，可以掌握那些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有些人是坏人，他们在破坏我们的美梦。”
“那你打过人么？”
沉默……
“当时你有怀疑过生活么？”
“没有，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样的，我当时有一个小本子，记述了我们司令部的伟大业绩，我一直希望能亲手交给毛主席，当时，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太多了，真不该那么早就说胜利了，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怎么看？”
“唉，都是年少无知，四人帮挑唆的呗。”
沉默……
我问了好多有这样经历的人，我得到了好多相似的答案。我曾问过自己，追讨这样的自己作为非当事人的事件是不是有些残忍，是不是有些“无聊”？
当我从书上偶然得知当年湖南某地几百个右派集体被杀，然后煮着吃掉时，震惊之余，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开始在我身边追问一些过去的事情，慢慢的我才发现，所谓的“一些好人曾被不公正对待”这句话说得太轻松了，以至于我们这些孩子对过去的了解和认识显得没心没肺，如果我忘了，我的子子孙孙也忘了，这件事情从繁花似锦的表相中消失了，我会觉得自己是罪人。
在学校时，我亲眼见过在老师的鼓励和要求下，大家要孤立那些“不听话，不学习”的孩子，让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惩罚，老师们一不小心就让“好孩子”们活在一个“特权”领域，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坏孩子”们打教室的玻璃，往好孩子们的桌堂里塞石头和狗屎……
在部队时，我亲身经历一些非常质朴的孩子为了“进步”，在会议上拼命地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批评到痛哭流涕的景象，从自己穿一件红色毛衣开始上纲上线，一直讲到这样做就是无视部队纪律，无视部队纪律将来就会无视法律法规，早晚有一天会走向罪恶的深渊，对不起培养自己的领导和养育自己的父母，感谢领导和同志们把自己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这时，领导点点头说：“嗯，这样才算深刻。”
在报社时，我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人，他们写东西的思维就是主动放弃大脑的过程，说起恶心的话来像吃糖块一样愉快，真是难以想象，如此年轻就主动放弃思考，放弃做人的尊严，而且把这种放弃固执地理解为是成熟、是学问，然后美滋滋地做起春秋大梦。
在生活中，我多少次主动说假话来证明自己的圆滑并换取额外的收入；曾陶醉于自己曾经诅咒的生活中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曾多少次面对丑恶视而不见，面对权威而妥协……
这些面孔，这些语气，这些行为让我一下子醒悟，原来我们以为躲过去的事情一直没有消失，它暗藏在某个角落，改头换面的一直存在着，原来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时竟不需要学习，做起来得心应手，我怀疑这是民族灵魂深处的人性污点，要清除它太难，太难。
我要说话，要写字，从自己身上寻找人性污点的“源代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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