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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历史档案· | ||
| 作者：王实味等 来源：温济泽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互联网相关网页 本站编辑转发（本页浏览：人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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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伕（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
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
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
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
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
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
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全文完，点击：返回前页）
【附 录】
1942 年6月起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康生下令）；1946 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莫须有的“托派”罪名曾害死了多少好同志！）
1947 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向中央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康生（及相关领导）指示同意处决。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包头晚报》转载《人民政协报》陈明远的文章，题为《斤斤计较的王实味》，以此为视角，叙述中对王实味有所不屑。读此文令人齿冷，感觉王实味在天之灵会对此类人投以轻蔑一笑。
该文对王实味追求光明和进步、投身革命只字不提,对王实味《野百合花》是否具有进步意义、是否无中生有、是否具有深刻的思想也不予置评，而是着力反映王实味似乎一贯是个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小人”。但即便如此，我们从字里行间还是可看出,不排除王实味有“较真”的“书呆子”秉性和原则性。陈明远不知为何不想一想，如此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王实味，明明自己也吃着“中灶”（王实味自注：自己也是‘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为何要写出《野百合花》这样的檄文？
所以，在铁的事实面前，陈明远如此似是而非的文字实在不值一提。我们倒很想看到这位陈明远能说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多少不实之词？为何丁玲也写出同类的文字？在抗日战争前线腥风血雨的年月，延安是否定期有高层领导们的“交谊舞会”？王实味所言“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是否刺痛了某些人？
无论伟人或大众草根,谁没有个人或大或小性格、秉性方面的所谓毛病？世界上的“完人”哪儿会有？但是，对于一个总体而言是正直的、被冤屈而死的人,却要在他被冤杀40多年后，专文描摹、放大冤死者所谓这样那样的“毛病”,似乎暗示人们王实味原本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不知此类人起码的良知和公允哪里去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又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然而毛泽东错了,全为无稽之谈——因为,40 年后，经认真反复调查、甄别，王实味一案已平获反,毛之所言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包括《毛选》的相关注释也须修改。
那位陈明远对此是否颇感无奈？陈明远的唠唠叨叨目的何在？难道不是蚍蜉撼树？
【本站注：关于丁玲，请参阅本页左侧所列相关文章】
【延伸阅读】
1、 高华教授：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3、【我的中国心】延安日记——萧军（视频）
4、 应学俊：三八节：想起一个女人和她的一篇文章（丁玲和她的《三八节有感》）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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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7-05 编辑转发 / 2018-11-27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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