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当选为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协常务理事。1954年，就文艺实践问题上书中共中央提出看法和建议。1955年，被打成"胡风fǎn革命集团"首犯，被捕入狱。1980年平反后，任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晚年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和散文。

“胡风fǎn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 据统计，所谓“胡风fǎn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少年胡风初露才华

胡风，原名张光人，笔名胡风。1902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全家只有胡风一人读书上学，走上了文学道路。
　　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干活，拾草、砍柴等农杂活都做。整天和穷困儿童为伍，使他带了浓郁的“泥土气息”。苦难的童年，使胡风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

胡风11岁才上村学。他学习成绩很出色，受到教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6年的古文后，考入了新式的公立小学。

1921年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新文化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在武汉城里出现了大批新文艺作品，先是《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风开始以新诗形式，抒发他沉郁的心情，同时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了反映“二七惨案”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理 想 破 灭

1923年3月，胡风只身奔向南京，就读于当时颇有声誉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这时，发表于《晨报·文学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使胡风受到极大震动。从此以后，他有目的地找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看，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都给胡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湖畔诗社的《湖畔诗集》，当时的《语丝》、《向导》、《努力周报》、《晨报副刊》，都是他爱读的刊物。在新思潮的推动下，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24年，在学生运动中，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离开南京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春胡风从预科转入英语系，他目睹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发动的“三·一八”惨案后，写下了《给死者》的诗，对殉难的爱国学生致以深切哀悼。这年秋，胡风又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英语系，但仍得不到求知满足。所以，仅入学数月便退学了。后来，他便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1926年南方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当时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所组成，胡风返回家乡后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使胡风十分振奋，然而很快白色恐怖笼罩了蕲春，胡风无以立足，又陷入苦闷之中。

1927年7月，胡风经人介绍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主办的《武汉评论》。由于此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就被停刊。这年秋天，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杨超，胡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在金汉鼎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来因胡风不肯去军部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主义”，被怀疑为共产党，上任仅28天就被撤职。之后，他又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因受恐吓而改名《长天》。

不久，因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便被怀疑是共产党而两被审查，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诗，《寒夜》、《夕阳之歌》，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后来这些诗都收进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

胡风在南昌一切理想的追求濒于破灭，于是，决定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同学朱企霞东渡日本留学。

加入日本共产党

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来到日本，和朱企霞在东京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3个月后，又入奥平定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日语。1931年春，胡风考入庆应大学英语系。此时，胡风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熏陶，加深了对中国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传统的理解。他虽就读于庆应大学的英语系，但主要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上。

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双重领导下，胡风和中国留日学生何立华、聂绀弩、王达夫、周颖等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

这年冬天，胡风受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的指派，回上海转达关于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事宜，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筹备会。这时他正好得到上海左联韩起来信，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要胡风回上海负责文总的宣传工作。胡风于是回到上海，他先和文总负责人冯雪峰会晤，商谈了关于文艺运动的意见。胡风向冯雪峰辞退了负责文总宣传工作的委任，于12月中，和中国出席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会代表楼适夷同船返回日本。1933年2月22日，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狱中被日本统治当局杀害，日本警察从聂绀弩的住所中搜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胡风、聂绀弩先后被捕。胡风经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在难友掩护下，他和日共的关系始终没有暴露。日本警察当局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在关押3个月后释放，宣布驱逐出境。胡风6月底与聂绀弩、周颖一起由日本警察送上车回国，列车起动时，他还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团结在鲁迅周围

1933年夏天，胡风回到了上海，住在韩起家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风认识了来韩起家为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战友募捐的屠华（笔名梅志），她是江苏常州人。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加入左联不久，正巧梅志为之募捐的战友钟潜九，也是胡风的朋友。胡风不仅捐3元钱，还托梅志把高尔基的英译本小说《三人》和一本英文字典转送狱中的钟潜九。不久，梅志这位清秀俏丽的少女与胡风相爱了，并成为胡风最忠诚、最贤淑、最温存、最真挚的终生伴侣、战友。

1933年8月，胡风接任左联宣传部长的职务。接任后，他紧密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在鲁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鲁迅为支持胡风的工作，每月出资20元，作为左联印内部刊物的费用。10月，胡风接任行政书记职务。同时，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到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负责为该馆所办的一个刊物《时事类编》半月刊翻译日文新闻资料，每月薪100元。1934年秋，因第三种人韩持桁的告密，并在中山文化馆内散布胡风是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使胡风无法再在中山文化馆工作，在韩持桁到中山文化馆任职不久，胡风就离职。同年10月，又由于穆木天的私人成见，向左联党团组织“告密”，攻击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使胡风无法再在左联工作，立即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

但胡风仍紧密地战斗在鲁迅周围，和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鲁迅对胡风也更信任了。胡风曾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承担了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使命。在此期间，胡风曾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既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还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托鲁迅转交党中央的用米汤写的密信。这些机要文件，都由胡风安全地转交给中央特科的吴奚如，顺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但是，在1936年时，左联的一些人多次找鲁迅谈话，他们根据谣言，怀疑胡风是“内奸”，小报还攻击鲁迅和胡风，说什么“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鲁迅对敌人的造谣和诬蔑，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给予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捍卫了他和胡风的纯洁的友谊。胡风为鲁迅的杂文集《淮风月谈》亲拟了广告，扩大鲁迅作品的宣传。

1936年初，在鲁迅的倡议及支持下，被称为“鲁迅派”的作家胡风、萧军、聂绀弩等，创办了又一个左翼地下刊物《海燕》，虽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受党中央指派，从瓦窑堡来到上海，在鲁迅寓所听取了鲁迅关于上海文艺界及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汇报，冯雪峰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反复研究，经胡风提出，由冯雪峰修改补充，并由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后由鲁迅征得茅盾同意，由冯雪峰通知胡风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提出来。

胡风立即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字要求什么》一文，请鲁迅和冯雪峰审读后交《文学丛报》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围攻。胡风照鲁迅的意见，不作答辩文章，最后由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产生及其含义作了认真说明和科学解释。鲁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个口号不是胡风一人提出的，而是先由他提出并征求了茅盾等人同意后才提出的，提出这个口号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围攻的火力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减轻胡风压力，缓解“国防文学”论者同胡风之间的学派对立情绪，再一次捍卫他和胡风的战斗友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

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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