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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教授: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 |
(2007年4月本站转发 最近更新:2016年4月15日) |
作者:韩钢 来源:综合"天益网"、"娱浪网"及相关网媒 本站编辑转载 (本页浏览:人次) |
十五、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
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彪挂帅。陈伯达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
九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
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
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
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天跑到林彪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
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本站附视频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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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一号号令”问题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
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 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
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
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
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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