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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套话给人“言不由衷”的冷漠感。当语言进入这类固定组合模式，必然抹平语言个性。“千人一腔、万人一调”，社会语言逐渐萎缩。据“词频”（特定语汇使用的频率）测定表明，我国公共语言贫乏令人咋舌，媒介的惯用语少不了“通过……认识到……”，还有“深刻领会”、“全面贯彻”、“牢固树立”、“努力推进”、“大力增强”、“积极改善”、“努力促进”、“进一步落实”、“在……基础上”、“加大……力度”、“发扬……精神”等等，还有军事语汇如“战线”、“战争”、“战役”、“战略”“打硬仗”、“打响了”等等。这些干巴巴的固定词语，总共不过几十个，但组合能力极强、使用频率极高，脱口而出、张口就有，无论有没有用，某几个固定的形容词或副词限定要与几个名词或动词组合，极少例外。比如“广大”这个形容词必定放在人民、读者、观众等名词前面，尽管这些集合概念已经含有“众多”乃至“全体”之意，但不加上“广大”似乎就不够“规范”……就是这些固定组合模式，提供了言语生成的一切条件，“操弄”纯熟了，就可以“潇洒”地说起来，。这些官话、套话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可能就是毛喻原先生所谓“汉语本身的缺陷与几千年的专制话语体系”的“罪孽”吧。
因此，改变媒介语态必须从施政语态入手。现在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国家领导人已开始注意调整语态了。习近平曾批评某些政府官员“话语平庸”：“与新的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作为国家副主席，他也经常使用百姓话语说话，比如2009年2月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现在，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⑩——“吃饱了没事干”，这样直白的百姓话语要比某些外交辞令更能直戳那些“吃饱了没事干、喜欢指手画脚”干涉别国内政的外国人的痛处，也显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底气和鲜明态度。
但是官话套话在集体无意识下长期传承、积重难返，稍有触动就成了“新闻”。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了个“不折腾”，据说当时台下的人原都低着头看文件，这时立刻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如此朴实的百姓话语怎么出现在这么正式的大会发言中，有些大惑不解⑪。但愿他们能“深刻地领会”总书记这样说话，渗透出的是民主、平等、尊重百姓的执政理念。
国家已将“与时俱进”作为信条，我们有理由、也有耐心期待官员话语体系的更新，媒介则应更敏锐地看到这个趋势，关注施政语态的变化和创造，积极汲取百姓话语的营养，在构建新的媒介话语体系过程中，发挥开拓性的作用。
（二）话语操作：从机械复制到即兴表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代换。在“机械复制”完成意义启蒙的时期，电视语态主要以表演型、复型、加工型为主流形态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本价值受到尊重，民主意识日渐增强，个性张扬有了一定的空间，电视话语操作如何从“以文为本”（即“纯文本操作”）向“以语为本”（即“意图文本”下的即兴话语操作）转型，这已是放在电视媒介包括主持人在内所有界面人物面前的新课题。
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德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中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的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这是语言的本质。所谓“明于心而现之于口”，前言引动后语，一个思想火花引燃另一个思想的火花，一个形象激活另一个形象，现场思维与语言表达处于动态平衡结构之中，即兴言语在自组织运动中完成求新求美的创造，成为生动活泼的话语现实。
这就要求电视语态从“文本语态”走向“人本回归”，以本色、能动的即兴式话语体现语态的“个性解放”，包含着某种反叛传统的个性张扬。人们在舍弃文本化“机械复制”时，电视话语操作甚至可能沦为“生命密码的复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语库”和“个人语典”的资源短缺，移用、借用、套用现象有可能频繁出现，存在某些语用混乱、语用失范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当电视语态进入人本的能动境界，其背后的支撑必须是忠于崇高信念的文化追求和真诚面对受众的文化心态。界面人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修辞主体，当自己被卷入一个话题，言语表达进入活泼灵动状态时，其素质的高下立即得到检验。我国目下的电视话语的操作者还不能完全适应如此的语用转型。他们必须不断提升专业创新的热情，提升文化更新和外化的能力，提升全方位的修辞能力和理性的思维能力，提升文化价值判断的抉择能力。
（三）语态变革：从表象变化到观念更新
这10多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理论研究者对广播电视功能的认识有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从耳熟能详的“党的喉舌、宣传工具”，到群众喉舌、新闻传播、信息载体、舆论监督、政府镜鉴、社会公器……包括电视的娱乐功能、休闲功能、服务功能、产业功能等，不仅毫不避讳，还尤为看重。对此，孙玉胜先生的阐述就很坦率：“（语态变革）不仅来源于国家执政理念的改变，也不仅来自道德感和新闻理想，更主要的是来源于广播电视生存方式的改变”。
面对“生存方式改变”的时代语境的变化，央视开始了“刻骨铭心”的语态变革。从整体上说是从“被动语态”彻底转变为“主动语态”。但是，电视语态的多样化异变需要文化的宽容和包容，需要媒介尊严的淡化和消解。当然，“媒介尊严消失”并不是主导的退出或意义的放弃，弱化媒介与受众的间离效应，可以更好地使其承载意义、体现主导，增强传播的效果。如果我们注意如今国外节目案例，就可以看出，这已是全球性电视语态变革的发展趋势了。
比如美国CBS上世纪90年代曾选用过一位“样子像餐馆老板”的人担任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位叫查尔斯•库拉尔特的人“矮胖、秃顶，说话慢条斯理甚至有点木讷”，但是他主持的《在路上》、《星期天的早晨》等节目极受欢迎，受到沃尔特•克朗凯特的称赞。有人对他主持的《星期天的早晨》这样描述：
“节目开始时，在明亮的背景灯光下，库拉尔特坐在一张高脚凳子上，呈黑色剪影，随着一阵嘹亮的小号声，剪影渐渐消失，这位和蔼可亲的库拉尔特大叔出现在人们面前，开始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⑫ |
在这里，媒介的尊严性，神圣性被另一种生活化、民俗化的语态风格替代了。电视本就是一种最接近生活、最反映生活的媒介，它像一面镜子直接映照着生活。电视不排斥精英文化，而且电视还要参与重建审美文化生态的工作，但是精英文化不等于“曲高和寡”，主流文化不等于“高台教化”。库拉尔特在他主持的节目里，不可能不宣扬主流价值，但是其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大众文化所能接受的“非尊严性”形式。这样做，不仅投合了人们的接受心理，也丰富了世俗文化的内涵，拓展了广阔的创造天地。
库拉尔特的语态尝试是有意义的，不过他节目中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语态”问题不仅仅是“怎么说”的问题，也包括“说什么”。目下有些媒介人物说话语态活泼随和，但不重视语义过滤，他们虽然可以“无文本”地口若悬河，却在节目中胡说乱侃，嬉笑怒骂，“语量”颇丰但语质低下，其实是一堆“语言的垃圾”……这些现象说明，他们目中没有受众，是对受众的轻视和傲慢。所以，“说什么”也应该是属于“语态”范畴的问题。
孙玉胜先生提出的电视语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电视语态的内涵、电视语态类型、语态功能量化研究、功能语态系统的描述等等，还有探究的空间。但是，基本的结论已经形成，即选择一种语态就是选择一种文化价值。麦克卢汉认为将事物分裂、切割，不能看清本相。因此，孤立地描述或研究电视语态，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作家汪曾棋说：“语言不只是形式，应该把语言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浸透了内容、浸透了作者的思想，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因此，可以说，不管电视说了什么，电视“语态”也传播了“内容”——汪曾祺先生的见解，同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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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参见黄匡宇《广播电视新闻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376页：“广播电视的‘界面人物’是指广播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传播媒介与受众进行联系和交流的中介人。”
② 参见王一川：《近50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载《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
③ 钟大年先生2001年5月在深圳大学专业论证会上的讲话。
④ 陈一鸣、张亮：《三个电视人的十年》，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0日。
⑤ 应天常：《凤凰卫视主持人节目文化评析》，载《南方电视学刊》1998年第3期。
⑥ 谭天：《与改革同步，与开放同行——拐点透视中国电视新闻三十年》，载《声屏世界》2009年第1期。
⑦ 毛喻原：《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载 《读书》1999年第3期
⑧ 朱光烈：《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意义和电视节目经营观念的引导》,载《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
⑨ 据2010年8月19日《广州日报》。
⑩ 据2009年3月20日《解放日报》。
⑪ 据2009年2月13日新华网的消息。
⑫ 陆晔：《两只手玩转西方电视》，载《新周刊》1998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4年。
2、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冯广义：《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加］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德］伽德默尔《哲学阐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6、［美］卡罗尔• 阿诺德》《口头修辞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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