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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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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立凡（章乃器先生之子） |
| 作者：章立凡 来源：维普资讯/浴火凤凰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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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三时，父亲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到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也全体列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会议开至晚七时方散。毛主席在讲话中谈笑风生，纵论古今，特别是他谈到阶级的消灭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理想和人格的魅力给1800多位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人们在夜幕中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开始从这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父亲接待了一位上海来的老友——当年“七君子之狱”的“难弟”王造时博士。此时的王博士，已不复当年在法庭上滔滔雄辩的风采，这些年来，他一直寂寞地在复旦大学当一名教授。有的朋友为他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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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人获释前在监狱里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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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此次是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同时也是为了向中共方面澄清一桩历史误会。
此事说来话长——
抗战期间，苏联政府继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春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后来沈钧儒应中共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
父亲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为此，父亲和王造时均沾有“反苏”之嫌。
解放后，王造时为此信一直独自背着“始作俑者”的黑锅，心情很不舒畅。此次来京，他坚请沈、章、史、沙等同人为他作证，共同承担责任，澄清此事。周恩来总理和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他，误会得以消除，王的心情也好多了。
周总理在与王造时谈话时，对救国会于1949年自行结束一事表示惋惜，并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不料王对此过于认真，在京先后拜访了一些救国会的旧友，想共同倡议恢夏救国会，但响应者寥寥。当王为此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坦率表示：“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
王造时不久就回上海去了。两个多月之后，这对20年前的“难兄难弟”，又不约而同地成了右派，他们这次会见也被说成是“阴谋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文革”中，王造时惨死在狱中。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5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全国鸣放进入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三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后者开了25次。在这些会上，不少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
父亲一直是主张独立思考的，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
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粮、油的全国社会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还在部内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适当放宽北京市周围的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粮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发生“大民主”一类的不安定情况。自1952年他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为了解决这个六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父亲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
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父亲还对《人民日报》4月22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社论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这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向一位中共领导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这位领导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一篇书面发言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
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的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没有被足够的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四
5月20日这天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
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
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的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 6月1日和2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节录他发言内容的新闻。他再度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中提出供大家讨论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由于两报发表的新闻都很简略，而且内容也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界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必须最后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的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
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的理由是：一、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二、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三、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四、定息是国家利润中间留下的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他还谈到，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提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股息的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关于划定资本家成分的问题，他指出不少职工的存款都超过2000，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有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
父亲在这两篇文章里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以今度之，却可谓不幸而言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象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出面，于6月2日发表书面的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首次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
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一位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
夜九时半，他被从睡梦中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某老也被同时召见。毛同两老谈了“鸣放中发 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民建的他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他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谈话持续到12时29分方结束。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过龌龊，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给他，要他同意提前印出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讨论。6月7日，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有系统的攻击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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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7月11日编辑转载 / 2018-12-03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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